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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图 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行业基本面承压 宏观经济下行，银行基本面承压，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型肺炎的“黑天鹅”扰动，中国经济增加了新的外生变量，在原有的决策系统中又加入了新的因素。因此，本来已经较为困难的经济变得更加复杂。我们预计原有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宽松方向不变，节奏或比原来预想的要加快，力度或比原来预想的要加码。市场较为担忧的是未来政策的指导力度以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政策端：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货币政策或维持宽松 针对对经济拖累，未来货币政策需要兼顾逆周期调节的目标。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通道，同时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受的影响，企业复工延期，居民消费收到抑制，宏观经济或将于2、3月形成低点，而短期来看稳杠杆和抗通胀的压力仍在。预计未来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仍是稳定宽松，逆周期调节将持续加码。 国内货币政策保持宽松基调，有助于资产端规模的扩张。去年7月，央行推动贷款定价向LPR转型，利率向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9月，央行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pc，同时额外对仅在省内经营的城商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pct。2020年1月央行全面降准，释放流动性约8000亿元。从货币资金层面，银行的流动性在政策的呵护下还是较为宽松的，有助于资产端规模的扩张。政策加码逆周期调节，可能会挤占银行利息收入。货币投放量增长平稳。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98.6万亿元，同比增长8.7%，环比增长5pcts，与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从满足实体经济合理需求的角度看，M2增速是适度的。前三季度，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继续下行，企业贷款利率虽有所回升，但企业债券发行利率和新发贷款利率均较上年高点有所下降，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实体经济融资环境得到改善。Q3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62%，环比-4pcts。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6%，环比+2pcts；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3.33%，环比骤降-31pcts；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55%，环比+2pcts。一般贷款利率不降反升可能是由于信贷需求端资质较差，银行在议价中仍然占据优势，LPR下调的普惠性尚未完全体现，导致贷款利率上升。未来，在央行进一步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的指导精神下，尤其是在此次LPR利率改革逐步推进，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提高，未来监管通过MLF引导贷款利率进入下行通道，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叠加信贷供给的增加，加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通畅，贷款利率小幅下行的大趋势不变。 目前经济企稳根基并不够牢固，以及我国经济增长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稳增长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下一阶段“加大逆周期调节”的主要办法可能是通过下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预计央行将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价格工具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推动贷款实际利率下行。这就会对银行的利息收入形成负面影响。 2、社融数据：年内增速或窄幅内波动，信贷需求被延后 回顾去年的社融数据，可以说是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压力。经营性融资比投资性融资回暖更显著，社融增速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是通过非标缩减及新发地方专项债实现的。因此，人民银行也在会议纪要中提到“局部性社会信用收缩压力依然存在”。具体来看，12月新增社融2.1万亿、环比多增1093亿。主要是贷款贡献，新增人民币贷款1.08万亿。一是可能由于监管引导银行业支持经济，二是实体融资需求有回暖迹象。全年来看，2019年社融新增25.58万亿（同比多增3.08万亿）、余额增速达10.7%（2018年10.3%），整体数字较为亮眼，主要得益于：1）信贷投放积极，人民币贷款同比增加1.2万亿元；2）表外规模降幅收窄，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降幅-1.3亿元，同比少降1.0万亿；3）受低利率环境影响，企业债发行新增量高达3.2万亿，同比增加0.6万亿元。LPR改革及货币宽松预期下，推测银行贷款投放会向中长期倾斜，以稳定收益率。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银行市场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向分析报告数据显示：预计2020年社融增速有望在窄幅范围内运行：尤其是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企业复工节奏被延缓，一季度本是信贷集中投放期，前期被抑制的信贷需求会在中期前后释放，二、三季度或成为全年增速的相对高点。全年整体增速可能会在窄幅区间波动，考虑疫情影响，基数效应、专项债发行季节差异以及货币政策节奏原因，预计二、三季度增速有望接近区间上部。结构上，贷款和直融项目仍为主要投放品种。社融数据当月新增环比（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社融数据当月新增同比（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新增人民币贷款结构（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人民币贷款当月新增同比（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3、行业规模：宽松的背景下，预计增速保持平稳，信贷需求被延后 资产端：行业总资产规模同比增速有所回暖。截至2019年12月，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达232.3万亿元，同比增长9.1%，环比上涨0.6个百分点。分类型银行来看，其中增速最快的为股份制银行，高达10.2%，增速较缓的为农村金融机构，仅为7.6%。包商银行事件后，同业刚性兑付预期打破，同业业务规模压缩，资产规模的增长又重新回到贷款上，因此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将会持续放缓。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平稳（单位：%）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上市银行数据看，截至2019Q3，33家上市银行（选取19Q3前上市的银行，后文所指的上市银行均同）总资产172.5万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贷款总额达93.9万亿元，同比增长9.7%，明显快于总资产增速。大行和股份行增速相对平稳，城商行和农商行增长相对较快。从上市银行整体资产端结构来看，存放央行的准备金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下降，主要是降准影响，2020年仍有降准空间，预计存放央行占比继续降低，释放出来的资金配置在贷款上，所以贷款占比逐渐提升；同业资产占比不断减小，会继续延续负增长趋势，既有信用风险的考量（信用分层），也有同业利率低位运行的因素。因此下阶段银行资产端扩表稳中有升但仍趋审慎，贷款先行策略不变，但可能面临着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以及当前风险偏好审慎的共同制约。 负债端：银行业负债端与资产端联动性较强，规模变动走势与资产端基本一致。截至19年底，商业银行负债总规模213.1万亿；从12月单月数据来看，股份行增速最快，YoY+9.4%。预计存款增速保持稳定，各类银行将出现分化。虽说近期监管管制P2P等互联网金融和小额贷款公司力度不减，使得该类不正规贷款公司逐步出清，且频繁“爆雷”令居民风险偏好降低，一部分资金回流银行体系。但另一方面，居民投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存款替代产品逐渐增多，银行存款自然呈现增速放缓的趋势。预计2020年核心存款的总量仍将保持稳定的增速，但各银行揽储竞争较为激烈，部分小型区域银行由于负面舆情的影响，预计市场存款资源向大中型银行集中。另外，在2020年金融市场利率走低的环境下，部分银行可通过增配同业负债降低成本，因此大类负债存在结构优化和腾挪空间；但流动性分层情况未现明显改善，部分低信用等级银行仍将面临同业链条的持续收缩。因此，存款头部集中叠加同业信用分层，行业存在分化，尾部银行负债端有缩表压力。行业各类型银行负债规模增速（单位：%）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9Q3，上市银行总负债158.3万亿元，同比增长7.6%，扩张速度略有下降，其中存款总额118.1万亿元，同比增长9.9%，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较年初上升了1.6个百分点至74.6%。预计未来负债结构中存款占比会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流动性监管下银行也有提升存款比例的动力；另一方面，央行将同业存单纳入MPA，同时银保监会也下发多个条例明确抑制通过同业存单加杠杆的方式，严监管下同业负债占比继续压缩，回归传统存贷业务，银行也逐步摆脱对同业业务的依赖，叠加同业刚兑打破后，市场风险偏好大幅降低，同业交易谨慎，同业负债占比将进一步下降，回归流动性管理的本质，而存款占比会逐渐提升。上市银行负债规模同比增速（单位：%）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们预计20年上市银行规模扩张速度将保持平稳，但结构会继续优化。20年预计信贷依然主导生息资产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预计行业整体资产保持稳健扩增的态势，与去年增速基本持平，但行业分化依旧存在，信用分层导致中小银行通过同业负债支撑资产扩张难度加大。负债端取决于核心存款的竞争，整体增速或能保持平稳，行业内分化或较为明显。 4、营收净利：经济下行叠加拖累，营收承压 根据银保监会指标，19年商业银行净利润累计同比增速9.2%，出现年内回落拐点，主要受规模增速走弱影响。从上市银行营利表现分析。前三季度，上市银行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同比增速11.9%；实现归母净利润1.32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城商行和农商行表现尤为出色，营收同比分别增长21.0%和17.6%，归母净利润分别增长13.9%和16.2%。各类银行19Q3营收、净利规模及增速（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预计20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减，叠加的影响，上市银行2020年业绩增速会稍有放缓。尤其是一季度整体业绩压力加大，后续随着政策的推动和的控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风险偏好会逐步提升，有利于二季度之后营收增速逐步恢复。我们认为大型银行和股份银行的表现会相对稳定，体量较小的农商行业绩压力更大，迫于LPR带来的冲击，预计拨备计提在提高，净利润增速在适当控制。 五、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研判 1、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制度，当前的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作为整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主体成份，其结构性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效果。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解决金融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尽管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种类繁多、覆盖面广、增长速度快，但是在经营同质化问题依然突出，商业银行之间在经营模式、市场定位、服务对象、产品体系等方面的同质性程度偏高，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肩负普惠金融使命的金融机构，逐渐偏离成立之初的市场定位，过度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这种竞争模式和行业格局不仅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而且会造成相关金融领域的过度竞争，使得金融供给和实体经济需求错配，不利于金融服务质效的提升。为此应当对国有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引导，对其业务范围进行适当区别、固化，引导其回归设立初心和市场定位，培育中小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放开微型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机制，大力发展微型银行、社区银行、特色品牌银行等专营化、特色化机构，开展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化服务，进一步扩充和完善我国银行体系。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非标”趋势十分明显，但由于监管真空和重叠监管并存，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杠杆融资推波助澜，使得中国银行业在资产管理和理财业务方面积聚了较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应引导资金由表外回到表内，由场外回到场内，杜绝多层嵌套，由资本市场回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使得产品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方向发展。三是要增加中小金融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给与重点支持。 2、打造“平台+生态”的开放银行 未来银行服务入口从“场所驱动”逐渐过渡到“场景驱动”，现代商业银行的服务模式多是流程式服务，在具有开放化、平台化、生态化的数字经济时代，打造“平台+生态”的开放银行将是商业银行的转型方向。开放银行把金融和各行业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开放合作、场景融合、数据共享的生态圈。在这种模式下，银行、第三方机构和客户被彼此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银行和第三方合作伙伴结合双方的优势资源，加快产品的创新速度，形成“金融+政务”、“金融+医疗”、“金融+教育”等各种跨界服务，例如江苏银行利用API开放平台，已经打造涵盖智慧出行、教育平台、财富管理、民生缴费、医疗保险等各项服务的金融生态圈，开放产品和服务，嵌入到各个合作伙伴的平台上，有效满足了客户的各类金融服务需求。江苏银行API开放平台生态圈示意图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在打造的开放银行生态圈中，一方面银行将其提供的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到实体经济中，实现了服务边界的扩张和价值链的重塑，扩大了服务的受众用户，成为营业收入的新来源。首先在获客渠道方面，银行通过和第三方合作伙伴搭建的生态系统，把业务渗透到更多商业领域，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深挖潜在客户，扩大金融服务的获客渠道和来源。其次在数据共享方面，通过API实现的合作模式对接可以深入获取客户的行为数据和消费信息，可以更加精准地形成客户画像，个性化定制金融服务，增加客户粘性;另一方面对于客户来说，仅需通过单一的访问渠道即可以获得更多产品和服务的端对端优质体验，提高了客户服务体验和便捷度。 3、继续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 近期，银保监会释放出继续扩大金融开放的政策信号，拟推出12条对外开放新举措，将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同时取消单家中资银行和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为了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引导外资银行加大在华扩大业务范围，中国应当加强与外资银行的监管沟通，努力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有序政策环境。总体上看，在取消外资持股比例等一系列限制的背景下，外资银行将会在中国银行业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在特定业务和区域上继续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未来外资银行将充分发挥在“一带一路”基础项目建设和优化产权结构上的优势，鼓励他们服务“走出去”企业和“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重大项目。要引导外资银行在对特定区域重点战略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科技创新性和绿色环保企业的发展。引导外资银行加大在上海地区的投入，为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挥积极作用。要鼓励在华外资银行开展对实体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明显的简单业务，加强对外资银行从事复杂业务的监管。 未来中资银行应当与外资银行开展全方面多层次的合作，中资银行应当帮助外资银行拓展国内市场，夯实客户基础，解决与本地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引导外资银行增持或收购部分规模适中、业务结构简单、股权分散的中小型银行，帮助他们改善公司治理、提升经营效率;中资银行在产品创新、业务综合化发展、风险管控、组织管理等方面向外资银行学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强化相互合作、交流，实现“境内中资帮外资，境外外资帮中资”，实现优势互补、收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