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doc

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20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年度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