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讲座(284页DOC).docx

最新资料推荐最新精品资料整理推荐，更新于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2020年12月26日星期六19:20:00原 序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我希望别人也看得懂。本书主旨，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至于如何应用此理论于实际，尚在其次。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其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为使经济学家以批判态度，重新考虑共若干基本假定起见，我不能不用极度抽象的论据，不能不有许多争辩。我愿意后者可以少一些。但我觉得：我不仅得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得指出我的观点在哪几方面和通行理论不符。我预测：那些与“经典学派理论”已结不解之缘者，或者认为我完全错误，或者认为我一无新见。谁是谁非，只能让别人来判断。下面争辩部分，目的就在提供若干材料，使别人判断时有所依据。为使各说伊然有别，我自己的争辩不免过于尖锐；假使有这种情形，我得请求原谅。我现在所攻击的理论，我自己也深信了好些年，我想我不至于忽视其优点。我们所争执的对象，其重要性可称无以复加。不过，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则我必先说服我同行经济学家，然后再及群众。在论争之现阶段，我们只能欢迎群众旁听，听取参加论争之一造，把经济学家之间之意见分歧点明白提出。这种意见分歧，使经济理论在目前几乎丧失了实际重要性；意见分歧一日不去，实际重要性便一日不恢复。本书与我五年前所出版的货币论有什么关系，恐怕我自己比别人要明白些。在我自己看来，只是历年思索之自然演化者，在读者看来，也许会觉得是观点改变，迷离无所适从。这种困难，并不因我改换名词而减轻。名词有非改不可的地方，我将在下文中指出。二书间之关系，可以简述如下：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着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不过当时先人之见已深，不易摆脱，所以对于产量改变所引起的后果，并没有充分讨论。现在看来，这是该书理论部分（即第三、第四两编）之显著缺点。该书所谓“基本公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之下所得到的刹那图。在此假定之下，那些公式想指出：“何以会有若干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使产量非改变不可。至于动态的发展，以别于刹那图，倒反不完全，非常模糊。本书则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然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却略而不论。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当前经济行为，虽常受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影响，而且看法又常在改变，但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如此一来，我们的分析法与价值论衔接起来了。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通论：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学派理论，只是这个通论之一个特例而已。写这样一本书，作者须自辟途径。事属草创，为使错误不致太多起见，作者极端有赖于他人之批评与讨论。一个人若单独构思太久，即极可笑之事，也会暂时深信不疑。各种社会科学皆然，经济学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往往不能以一己思想，以逻辑的或实验的方法，作决定性的试验。本书得力于卡恩（R.F.Kahn）先生之建议与批评者，较之货币论或犹过之，书中有好些处都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改定的。又本书承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郝特雷（R.G.Hawtrey）先生及哈罗德（R.F.Harrod）先生校阅一过，得益甚多。书未索引则为剑桥皇家学院奔舒珊一布特（D.H.Ben-susan-Butt）君所编。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设作者努力不虚，则大部分读者读此书时，想必会有同感。书中所含思想，虽然表达方式甚为复杂，实在是异常简单，应当人所共知。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莅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凯恩斯1935 年12 月13 日出版说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05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当时主修的是数学和文学。其后的一年间，他继续留在剑桥，师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此后，他除在剑桥大学执教外，还长期担任英国政府部门的要职。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以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抨击了凡尔赛和约中要求德奥战败国赂款等有关条款，一时名声大噪。1929 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他担任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任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英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1944 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接着又出任国际货币基全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对战后经济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凯恩斯的著作较多，较重要的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13 年）、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 年）、货币改革论（1923 年）、货币论（1930 年）和劝说集（1932 年）等。但凯恩斯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则是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本世纪30 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早年曾受马歇尔和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熏陶，赞同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并一直致力于货币理论的研究。这一点从他30 年代以前出版的各部著作中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和严重的失业，凯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因而他极力攻击恢复俄前的金本位制，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而这正是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来调整经济。这时，凯恩斯已开始有点脱离传统经济学的路线。20 年代的失业使他觉得自由经济并非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也不足以带来经济的复兴，但他的这种脱离仍非常有限，其对经济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张仍是以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不过，面临长期的失业现象，他主张增加公共工程开支，以此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冒出“凯恩斯革命”的火花。19291933 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的”对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凯恩斯为了医治资本主义经济病症、寻求摆脱危机的措施，潜心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于1936 年发表了通论，此书问世根本动摇了传统经济理论，引起了经济理论上的一场革命。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指出，以往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他说，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而他自称他的就业理论才是一般理论，即通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凯恩斯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凯恩斯认为，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他指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通论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通论的出版称为经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并把它与斯密的国富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三本同样伟大的著作。此后，凯思斯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也纷纷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将凯恩斯的理论及建议作为制订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60 年代末以前，通过其追随着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理论已基本上被西方经济学界着成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同义词。所以，某些经济学家将从通论出版开始直到60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称作“凯恩斯时代”。然而，自通论出版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通论一书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以英国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凯恩斯派一直在进行论战，另一方面，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停地从外部抨击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包括货币经济周期学派（曾被称为理往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思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严重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缺乏微观基础，不能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保持一致。在实践上无法解释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现象，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因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挽救凯恩斯主义，80 年代形成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凯恩斯主义提供微观基础，并重新表述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目前西方宏观经济学形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峙的格局。通论一书不仅在历史上对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它的理论和政策观点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因此，研究通论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实际意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 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87 年2 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一编 引 论第一章 正 名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着重在通字。命名用意，在把我的想法和结论，与经典学派1对于同类问题之想法与结论对照起来。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经典学派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之经济思想，已经有一百余年，我自己亦是在这种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在下文中，我将说明：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1 经典学派是马克思造出来的名词，用来包括李嘉图、杰姆斯·穆勒和他们以前的经济学家。经典学派经济学是由李嘉图集大成的经济学。但我向来用经典学派一词，亦包括李嘉图之后继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而加以发扬光大的人，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艾其伟斯，以及皮古教授；我如此用法，也许犯了文法错误。第二章 经典学派之前提大部分论价值与生产之作，主要是讨论两个问题：（一）如何把定量（GiVenvolume）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二）设雇用之资源适为此量，则各资源之相对报酬以及产品之相对价值如何决定。可用（available）资源之数量，例如可就业人口之多寡，天然财富（natural wealth）之丰瘠，资本设备之大小，一向只用叙述方法加以说明。至于在此可用数量之中，实际就业者究有多少，由何种力量决定，则极少有详明理论。说对于这种理论全无探讨，当然是过分。因为讨论就业量之变动者甚多，而一讨论到就业变动，便不免牵涉到这种理论。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被人忽略了，我是说：关于这个问题之基本理 论，一向被认为太简单、太容易，至多只要提一下就够了。I经典学派之就业理论，表面上简单明白，实基于两大基本前提，而对此两前提本身，则几乎毫无讨论。该二前提为：.工资等于劳力之边际产物。换言之，一就业人员之工资，乃等于因把就业人数减少一人所引起的价值之净损失。所谓净者，即将因产量减少而可避免的其他成本开支已经减除之谓也。设市场与竞争不完全，则工资不等于劳力之边际产物，但在此种情形之下，仍有原则可循。.当就业量不变时，工资之效用适等于该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换言之，每一就业人员之真实工资，在就业人员自身估计中，适足使该实际就业人数继续工作。恰如第一前提因竞争之不完全而产生例外，同样，设可就业人员组织起来，则第二等式亦未必适用于每一劳工。此处所谓负效用，是指一切理由，使个人或团体宁愿不工作，而不愿接受比某种最低效用更低的工资。第二前提与所谓“摩擦的”失业并不冲突。因为把这个前提应用到实际生活上，总要顾虑到适应之未能尽臻完美，因之不能有连续的充分就业。例如：或由于估计错误，或由于需求之时断时续，以致各种专业化的资源之相对数量，暂时失调；或由于若干变化之未曾逆睹，以致产生时间间隔，或由于从一业改就他业，中间须隔若干时日，故在非静态的社会中，总有一部分 这是李嘉图留下的传统。李嘉图明白表示，他对于国民所得之数量以别于国民所得之分配问题，毫无兴趣。他这样做，实在颇有自知之明。其后起者不察，却用经典学派理论来讨论财富之本源问题。李嘉图于1820 年10 月9 日致马尔萨斯信件中，有如下一段话：“足下以为经济学是研究财富之性质与本源之学。鄙意以为：经济学只研究社会各阶级通力合作所产生的产物，依何种法则，分配于各阶级。关于数量，实在并无法则可言，但关于分配比例，倒可以找出一个相当正确的法则。我愈来愈觉得，追求前者是劳而无功的，后者才是经济科学之真正对象。” 例如皮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第4 版127 页）中说（重点是我加的）： “在整个讨论中，除非明白声明其不如此，我们将忽略下列事实：即有些资源愿意，但事实上并未就业。这并不影响论证之实质，而可简化其说法。”两相对照，李嘉图明白放弃任何企图，讨论整个国民所得之数量问题，而皮古教授在讨论国民所得之专著中，反以为不论有无不自愿失业之存在，同一理论都能适用。资源，在改业过程中暂时无业；凡此种种都可引起失业。除“摩擦的”失业以外，尚有“自愿的”失业，亦与第二前提不冲突。所谓“自愿的”失业，乃因立法、社会习俗、集体议价、适应迟缓、冥顽固执等种种关系，工人拒绝或不能接受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产物价值为其工资，以致产生失业。但“摩擦的”与“自愿的”二范畴，概括一切失业。在经典学派前提之下，不可能再有第三范畴即我下文所谓“不自愿的”失业。经典学派用这两个前提，来决定就业资源之数量，其例外与修正处则已如上述。第一前提产生就业之需求表格，等二前提产生就业之供给表格；就业数量则决定于一点，在该点上，边际生产物之效用恰等于边际就业之负效用。由此推论，则只有四种方法可以增加就业人数：（一）改良机构，增加远见，以减少“摩擦的”失业。（二）减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以减少“自愿的”失业，前者可以用增雇一人所须提供的真实工资表示之。（三）增加工资品（wage-goods）工业中劳力之边际生产力（用实物计算）。工资品乃皮古教授所创名词，应用起来很方便；货币工资之效用，即视工资品之价格而定。（四）使非工资品价格之上涨程度超过工资品价格之上涨程度；再加上使非工资劳动者之开支由工资品转移到非工资品。据我了解，以上是皮古教授所著失业论一书之大旨，该书是经典学派就业理论之唯一现存的详细说明。经典学派之两种失业范畴，能够概括一切失业现象吗？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无工可作。一般而论，只要有此需求，现行工资下之工作人数可以增大。经典学派以为这和他们的第二前提并不冲突。理由是：在现行货币工资之下，劳力之供给量固然可能大于劳力之需求量，然而这种情形之产生，乃是因为劳工间有公开协定或默契，不愿接受较低工资而工作；只要劳工们肯把货币工资减低，就业量自会增大。故此种失业，骤看似乎是“不自愿的”，实际上并不如此，应当列入由于集体议价等原因所引起的“自愿”失业范畴中。这引起我两点观察：第一点涉及劳工对真实工资与货币工资之实际态度问题，在理论上并不重要；第二点则非常重要。让我们暂时假定：劳工确实不愿意接受较低货币工资而工作，现行货币工资减低时，确实会引起罢工等现象，使得一部分现在就业人员退出劳工市场。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论：说现行真实工资率，确实是劳力负效用之准确衡量呢？不一定。因为，减低现行货币工资，固然可以引起一部分劳工退出劳工市场；但设由于工资品价格提高，以致现行货币工资所能购得的工资品，较前减少时，却不一定产生同一现象。换句话说，也许在某种范围以内，劳工所要求的乃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而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真 对于皮古教授之失业论，下文第十九章附录中，再有较详细批评。 参阅本章第11 页附注引皮古教授语。实工资。经典学派一向暗中假定着，这点对于他们的理论没有多大关系。实则不然。因为，如果劳力之供给函数并不以真实工资为其唯一自变数，则他们的论证完全崩溃，实际就业量将非常不确定。经典学派似乎并没有感觉到：除非劳力之供给，只是真实工资之函数，否则他们的劳力供给曲线，将随每一次价格之变动而变动。因此他们的方法是和他们的特殊假定分不开的，不能用来处理通常情况。日常经验也确切告诉我们：在某种限度以内，劳工所要求规定的，不是真实工资，而是货币工资，这种情形，远非仅是一种可能性，而是通则。工人虽然常常抵抗货币工资之减低，但并不是每次当工资品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不肯工作。有人说，如果工人只抵抗货币工资之减低，而不抵抗真实工资之减低，实在是不合逻辑的。我们以后（本章第三节）将举出理由，说明这倒并不象骤看那样不合逻辑；而且也亏得是如此。不过不论是否合乎逻辑，经验指出，工人实际行为确是如此。而且，说不景气之下之失业现象，是因为工人不肯降低货币工资而引起的，也并不显然与事实相符，如果说美国一九三二年之失业原因，是因为劳工们坚持不让货币工资降低，或坚持要求一个超过经济机构生产能力所能负担的真实工资率，也不易令人置信。有时就业量变动甚大，而劳工之生产力或劳工之最低要求（以实物表示之），却无显著变动；工人在不景气时，亦不比繁荣时更为顽强，远非如此；劳力之物质生产力，也并不在不景气时变小。这些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已足构成初步理由，令人怀疑经典学派之分析是否合式。货币工资之改变与真实工资之改变，其间关系究竟如何，统计研究之结果，想必饶有兴趣。如果变动只限于一种工业，则真实工资之改变大概与货币工资之改变同一方向。设改变而及干一般工资水准，则我们大概会发现，货币工资与真实工资之改变方向不仅不相同，而且常常相反：货币工资上涨时，真实工资下降；货币工资下降时，真实工资上涨。这是因为在短时期内，货币工资之下降与真实工资之上涨，常与就业量之减少连在一起。二者各有其相连之理由：就业量下降时，工人较肯接受减薪；当产量减少而资本设备不变时，劳力之边际生产力增大，故真实工资提高。如果现行真实工资确实是一个最低限度，低子此时，愿意就业人数，无论如何不会大于现在实际就业人数，那未除了摩擦的失业以外，不会有不自愿的失业。不过说事实上一定如此，则亦不近情理。因为，即使工资品价格上涨，真实工资下降，但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而就业者，常常还比现在实际就业人数多。如果这是真的，那未现行货币工资能够购得的工资品，不能准确衡量劳力之边际负效用，因此第二前提不能成立。不过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非难。经典学派之第二前提，产生子下列观念：即真实工资乃定于劳资双方之工资议价。他们当然承认，实际所议的只是货币工资；他们也承认，劳方肯接受的真实工资率，与当时货币工资之高下亦有关系。不过他们认为，劳资者价决定货币工资，货币工资决定真实工资。因之他们认为，只要劳方肯让货币工资减低，真实工资亦随之减低。说真实工资常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趋于相等这句话时，当然明白假定着，劳工可以自己决定其认为可以接受而工作的真实工资率，虽然他们不能决定在此工资 关于这点，在下文第十九章附录中有详细的讨论。下之就业人数。总之，传统的看法，认为劳资双方之工资议价，决定真实工资。故如雇主间有自由竞争，劳工间无各种组合，设立种种限制，则只要劳工们肯这样做，他们总可以使真实工资率等于在此工资下雇主愿雇人数之边际负效用。若不然，则真实工资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并无理由趋于相等。我们要注意，经典学派之结论并不只适用于个人：如果一个人肯接受他同伴所不肯接受的工资削减，则此人可以获得就业机会；经典学派是要把他们的结论应用于全体劳工身上的。他们又认为他们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闭关经济体系（closed system）或国际经济体系中之一员；而其所以适用于后者，亦不是因为后者有若干特征，或因为当一国减低其货币工资时，将影响其对外贸易。这些当然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他们结论之真实性，也并不基于当货币工资总支出（total wage bill）减少时，银行制度以及信用状况会起某种反应，因而产生若干间接影响。这些将于第十九章中详加讨论。他们的结论只是基于下列信念：在一闭关机构中，当货币工资之一般水准降低时，则至少在短时期内，必有若干（虽然不一定成同比例）真实工资之减低。这也许有例外，但例外并不重要。说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定于劳资双方之货币工资议价，这种结论，并不一望即知其为真，历来却很少人设法证明之或否定之，实属令人诧异。这种假定，与经典学派之一般论调也扞格不入。经典学派告诉我们：价格决定于边际直接成本（marginal prime cost），而边际直接成本又大部分决定于货币工资。则当货币工资减低时，我们想，经典学派会说：价格将几乎作同比例的改变，而使真实工资与就业水准大致不变；如果对于劳工有若干得失的话，那是因为边际成本中有若干因素并未变动，致使劳工蒙受损失或获得利益。经典学派之所以未曾循此思路追究下去，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劳工可以自己决定其真实工资率；一部分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先人之见，认为物价定于货币数量。而且，劳工可以自己决定其真实工资率这一个命题，一经成立，又和另一个真命题混在一起，以致真假难分，是非难辨。后一个命题是：劳工们总可以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在何种真实工资率之下，达到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所谓充分就业者，即在一特定真实工资率之下，所能有的最大就业量。总结起来，对于经典学派之第二前提，我们有两点非难。第一点是关于劳工之实际行为的。当物价上涨，货币工资不变，以致真实工资下降时，一般说来，现行货币工资下之劳力供给量，不会低于物价未涨前的实际就业量。说一定会低，无异是说：在现行货币工资下愿意工作而实际并未就业的人们，只要生活费用稍为提高一些，即不再愿意工作。然而这种古怪假定，却似乎贯彻于皮古教授失业论全书之中，而为全体正统学派所默认者。第二点更基本的非难，将于以后数章中再加发挥。这点非难，发生于我们不能同意经典学派之假定：工资议价决定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经典学派作此假定，实犯重大错误。因为，劳工全体也许并没有方法，可以使得货币工资之一般水准所能获取的工资品，与目前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相等； 我以为这种说法含有很多真理成分在内。虽然当货币工资改变时，其全部后 果，较此更为复杂，参阅下文第十九章。 参阅第十九章附录。劳工全体也许并没有途径，可以借工资者价时货币工资之修改，而使真实工资率降低至某特定水准。这是我们的论点。以下我们要指出，决定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者，主要是几种其他力量。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将为本书主题之一。我们将说明，我们对于自己生存其中的经济制度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怎样运用的，一向误解甚深。个人或团体间关于货币工资之争执，虽然常被认为是决定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的，其实争执对象全非如此。因为劳工之移动性不能完美，故工资与从事各业之净益（net advantage）并不趋于绝对相等；故设个人或团体，让其货币工资比别人相对减低，则其真实工资亦相对减低。这已构成充分理由，使他们抵抗前者。反之，当货币之购买力改变时，全体劳工都受影响，要对每一次由此引起的真实工资之减低都加抵抗，实属不大可能；事实上，除非由此引起的真实工资之减低，达到了极端程度，普通都不如抵抗。而且，劳工这种态度（即抵抗局部的，适用于一二工业的，货币工资之削减），对于增加总就业量所加的阻碍，其严重性远不如抵抗每次真实工资之减低那样厉害。换句话说，关于货币工资之争执，主要是决定如何将真实工资总额，分配于各劳工团体，而不是决定每一个就业人员之平均真实工资：后者乃决定于另一组力量，这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劳工组织之效果，只是保障其相对真实工资，至于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则 决定于经济机构中之其他力量。货币工资之减低，往往不能普及于全体劳工，因之劳工们加以抵抗，虽然现行工资所能购得的实物，还超过目前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反之，真实工资减低，而相对货币工资不改变，可以使总就业量增加，因之不加抵抗，除非减低程度太大，使真实工资低于目前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在这点上，劳工们自己的经济学，倒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比经典学派经济学更为到家。亏得是如此。每个工会对货币工资之减低，不管减低程度怎样小，总要作若干抵抗。但是工会却并不想在每次生活费用稍为上涨时即行罢工，所以工会没有象经典学派指责的那样，阻挠总就业量之增加。我们现在必须对第三类失业，即严格意义的“不自愿”失业，下一定义。经典学派是不承认有这类失业之可能性的。显然，我们所谓不自愿的失业，并不指有若干工作能力可用而并未利用。例如我们并不因为人可以每天工作十小时，而称八小时工作日为失业。如果有一群劳工，因为不肯接受低干某种限度的真实报酬，而宁可不工作，这个我们也并不作为不自愿失业。又，为方便起见，摩擦的失业也不列为不自愿失业。于是定义如下：设当工资品之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上涨少许时，现行货币工资下之劳力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皆形增大，则称之为有不自愿失业之存在。下章将提出另一定义，不过二者实在是殊途同归（参阅下文第三章第一节未段）。据此定义，则第二前提所称，真实工资等于就业之边际负效用这一句话，可以解释为：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不自愿失业之存在。此种情形，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的与自愿的失业，都与“充分”就业不悻。这种解释颇和经典学派理论之其他特征相吻合。经典学派理论，最好看作为充分就业情形下之分配论。只要经典学派之二大前提能够成立，则此处所谓不自愿失业，便无从发生。所有失业，不出于下列原因之一：（a）在改业过程中，暂时无工可作；（b）专业化程度极深，因此需求时断时续；（c）工会采取排外（closed shop）政策，不让工会以外的工人就业。经典学派经济学家，因为没有注意到其理论背后之特殊假定，必然会达到下列逻辑结论：一切失业，除了上述例外以外，追究到底，还是因为失业人员不肯接受一个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应的工资率。当劳工们拒绝削减货币工资时，一个经典学派经济学家可以同情他们，他也会承认，为应付暂时局面，而削减工资，也许是不智之举，但他忠于学问，所以不能不说，失业之病根，还是因为工人不让（货币）工资降低。显然，如果经典学派理论，只适用于充分就业情形，则以之应用于不自愿失业问题上，自然错误百出。但是，谁又能否认这个问题之存在呢？经典学派经济学家，正好象是欧氏几何学家，生活在非欧世界里。当他们发现，在日常经验中，二条看来是乎行的直线会相交时，他们尽抱怨为什么直线不直走。在他们看来，直线直走乃是避免二线不幸发生冲撞之唯一办法，然而，除了放弃平行公理，另行创造非欧几何外，实在别无补救办法。今日之经济学也需要如此改造一下。我们要推翻经典学派之第二前提，承认不自愿失业之可能存在，而另创一套经济体系之行为规则。我们一方面强调异于经典学派之处，他方面却切不可忽视一个重要共同点：我们还是接受他们的第一个前提，我们对此前提所加的修正，也就是经典学派所加的修正。请先停一会，研究这个前提之含义。这个前提是说：设组织、设备与技术不变，则在真实工资与产量之间（亦即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有一唯一的关系存在，故在通常情形之下，就业量增加时，真实工资率必减。这是经典学派认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事实，作者亦表同意。设组织、设备与技术不变，则一单位劳力（a unit of labour）能够赚到的真实工资，必与就业量成唯一的、相反的关系，故当就业量增加时，在短时期内，一单位劳力得到的报酬，以工资品计算，通常会减低，利润则增加。其实这不过是众所周知的另一命题之反面：在短时期内，因设备等可以假定不变，故工业常受报酬递减律之支配，故当就业量增加时，工资品工业之边际产物必减；但后者决定真实工资，故真实工资减低。只要这个命题能够成立，则任何增加就业之办法，皆必同时使边际产物减少；若以此产物衡量工资，则工资率也减低。经典学派之第二前提一经推翻，则当就业量减少时，劳工固然一定可以 理由如下（以农业为例）：设就业量为，第个人之增产量为每日一斗。则每 日工资之购买力亦为一斗。若第（n1）人之增产量为每日九升，则除非谷价比工资相 对提高，使得每日工资之购买力只合九升，否则就业量不能增至（十1）人。工资总数以前为斗，今则为3/10（l）斗。故当就业量增加一人时，一定使得前已就业人员 之一部分所得，移转于雇主。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率（以工资品计算）；然而就业量之减少，却不一定是因为劳工要求提高工资率（以工资品计算）而引起的。即使劳工们肯接受较低货币工资，也未必是失业对策，这里牵涉到工资与就业之关系，留待第十九章及其附录，才能详加说明。从萨伊及李嘉图以来，经典学派都说：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他们用这句诸，大概是说，全部生产成本，必然直接间接用在购买该产物上，不过他们没有说清楚，这句话倒底是什么意思。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这个学说讲得很清楚：“所用以购买商品者，只是商品。每个人所用以购买别人之产品者，只是他自己所有的产品。就字面讲，所有卖者必然是买者。故设一国之生产力骤然增加一倍，则所有商品之供给量亦增加一倍，但购买力亦同时增加一倍。每个人的供给量与需求量都倍于往昔；每个人的购买量可以增加一倍，因为每个人所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由此学说可得一推论。设有人可以消费而不消费，则此种行为，必然使而且就是使劳力与商品，不再从事于供给消费，而从事于投资，生产资本品。下列引文，系从马歇尔著国内价值纯理论中选出，可以说明传统的看法：个人之全部所得，乃是用来购买劳役与商品的。我们常常听说，某人把他的所得用掉一部分，储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上，大家公认：他所储蓄下来的一部分所得，也用于购买劳役与商品，和他花掉的一部分，完全一样。当他购买劳役与商品，用之于获得现在享受，则我们称之为花费；当他购买劳役与商品，用之于生产财富，希望由此财富取得未来享受，则我们称之为储蓄。从马歇尔后期著作，或从艾其伟斯或皮古教授著作中，不容易找出类似文句。这种学说不再以如此简陋形式，在今日出现。不过它还是整个经典学派理论之骨干；没有它，整个经典学派理论就要崩溃。当代经济学家，也许要踌躇一下，不能同意穆勒，但是以穆勒学说为前提的许多结论，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以皮古教授为例。在他绝大部分著作中，皮古教授仍相信，除了引起若干摩擦阻力而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象穆勒一样，经济学可以根据实物交换情形，完成生产论与就业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人货币这就是经典学派传统之现代说法。当代经济思想还是摆脱不了一个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十四章第二节。 第34 页。 霍布森（J.A.Hobson）先生于所著工业生理学（第102 页）中，先引上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语，然后指出，马歇尔于其工业经济学第154 页即已作下列按语：“人虽然有购买能力，但不一定使用”。霍布森接着说：“马歇尔没有了解此事之重要性。他似乎以为这种情形，只有在恐慌时期才会发生。”从马歇尔后期著作看来。这倒始终是一句公正评语。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人总要花钱，只是花钱途径不同而已。战后经济学家，很少能始终保持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受了相反思潮之影响，他方面是因为经验和事实，显与旧说不符。不过他们还不敢充分接受由此所产生的后果；所以没有修改其基本学说。在鲁宾逊·克鲁索（Ro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