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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加工产品公司治理报告【范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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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加工产品公司治理报告【范文】.docx

    泓域/粮食加工产品公司治理报告粮食加工产品公司治理报告目录一、 治理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3二、 治理环境的演化5三、 研究变量的界定6四、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8五、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11六、 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15七、 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18八、 决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因素22九、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28十、 公司治理研究的趋势33十一、 产业环境分析39十二、 问题和挑战40十三、 必要性分析41十四、 公司基本情况41十五、 法人治理结构43十六、 发展规划分析57十七、 项目风险分析60项目风险对策63(一)政策风险对策63目前,国内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但还需要把握机会,抓住国家目前鼓励符合产业政策项目建设的机会,让项目尽快进入实施阶段。63一、 治理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随着公司治理环境的变化,公司治理的边界也在逐渐向外拓展。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所有与企业利益相关的组织和个体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应该是公司治理关注的范畴。公司的股东和管理者是公司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但公司的职员、供应商、客户和债权人也对公司运作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公司的竞争对手、潜在的客户、公司所在的社区和所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属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范畴。契约理论下的企业模型。所以,原来科层组织关注的股东和高层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制衡和利润分配的问题只是公司治理的内边界。直接参与公司运作的员工,供应商和债权人属于公司经营的紧密层,即中间范围。而公司治理的最外边界应该涉及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对应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与公司发生的联系,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任何能够影响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易关系的机制都属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范畴,对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属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范畴,而影响公司运作和业绩的更多机制因素则属于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内部治理机制。公司治理边界的拓展带来了治理机制的变化。对于企业核心成员而言:股东和管理者关系的治理属于内部治理的范畴。内部治理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重点,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内部治理的基础。很多学者对董事会的构成、独立董事的人数和背景、股东大会的结构及以上要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与之相对,公司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治理属于外部治理和相机治理的范畴,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进行探讨。Hitt在他的战略管理一书中提到,公司治理是战略实施中的关键部分。近年公司治理得到重视的原因是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不能充分发挥对高层管理者战略决定的监督作用,即内部治理机制失灵,从而使得世界范围内都在寻求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调整。本书正是站在这个视角研究协同治理机制对战略决策的作用机理。Hitt在该书中同样提到公司治理机制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他所指的内部治理机制包括所有权集中,董事会和执行官报酬,而外部治理机制主要是公司治理市场。遗憾的是,Hitt没有将经理人市场纳入外部治理机制的讨论范围。但他在“复杂的治理机制”中提到,管理者的报酬和企业的业绩挂钩不是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因为管理者的决策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另外,管理者的决策行动和企业的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孤立的报酬计划在监督和控制经理人的行为方面是不完善的。二、 治理环境的演化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企业与市场是经济组织制度的两极”,企业是以非市场方式一一科层组织对市场进行替代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被认为是两种基本的治理形式。科层治理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原则,属于企业内的制度安排,主要与董事会的功能结构以及股东的权力安排有关。而市场治理则是以节约交易成本为原则。威廉姆森以三重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对不同的交易范式加以界定。科层治理的架构则是以三重维度为基础来试图解决企业的代理成本的问题,通过治理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为其两大重要机制)来保护股东或委托人的权益,并使其利益最大化;监督经营者或代理人的行为,以防止其偏离所有者的利益。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组织,这种中间组织并不是对企业与市场的替代,而是以兼有企业与市场某些特性的杂交形式而存在。社会资本通过企业间的关系或纽带嵌入网络组织,网络组织中的各种交易也不再仅仅依靠科层组织治理的方式进行规制。社会资本因素加入组织网络拓宽了公司治理机制的范畴。治理环境的变化使治理任务所依赖的路径发生改变,引发治理形式由以科层组织为基础,董事会为核心的治理形式向以中间组织状态为基础,社会网络治理形式的方向演化。三、 研究变量的界定根据董事会功能将董事会分成四种类型:底限董事会:仅仅为了满足法律上的程序要求而存在。形式董事会:仅具有象征性或名义上的作用,是比较典型的橡皮图章机构。监督董事会:检查计划、政策、战略的制订、执行情况,评价经理人员的业绩。决策董事会:参与公司战略目标、计划的制订,并在授权经理人员实施公司战略的时候按照自身的偏好进行干预。根据这样一个分类,董事会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监督和决策。但实际上,从公司发展的角度看,还有一类咨询董事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复杂程度的提高,CEO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帮助,他需要技术专家、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通过招募这些人进入董事会,CEO将得到他们的专业帮助。所以,本书的董事会职能主要是指董事会对决策的监督和建议职能。本书主要借鉴Hitt(1996),Pearce&Zahra(1991)和Westphal(1999)对董事会职能的研究和测量量表,对董事会的职能一监督和建议两个方面,设计了总共11个条目的测量量表,测量条目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来衡量。其中,测量“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5个条目,测量“董事会建议”职能的有6个条目。本书采用Korsgaard(1995)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定义,对战略决策质量的描述是: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决策者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者对执行决策的承诺程度高低。战略决策质量本身可以用决策带来的直接结果来简单衡量,但在决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影响决策的结果。本书战略决策质量的量表主要借鉴Dooley&Fryell对战略决策质量的讨论和Mustakallio对战略决策质量的测量量表,测量条目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来衡量。测量战略决策质量的量表主要包括环境因素和过程因素这两方面,量表包括7个条目,其中反映“环境因素”的有2个条目,反映“过程因素”的有5个条目。在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决策承诺”就是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交易理论认为承诺是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形式。本书采用上述对承诺的定义,借鉴Dooley&Fryell(1999),Wooldridge&Floyd(1990)对决策承诺的讨论和Sapienza&Korsgaard(1996)关于决策承诺的测量量表,本书决策承诺的量表有7个条目,测量条目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来衡量。Tadelis(1998)认为声誉是长期生存的无形资本,Mailath&Samuelson(1998)认为,声誉是一种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相类似的资产,声誉是逐步建立和逐渐消失的,也需要投资和维持。Kreps(1990)研究了“声誉怎样才能够成为一种可交易的资产”本书借鉴上诉对声誉的描述构造对声誉的测量量表,量表共包含6个条目,测量条目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来衡量。Cummings&Bromiley(1996)认为,信任是存在于一个群体中的个人的信仰或普遍的信仰,他们相信其他个人或群体将按如下方式行动:尽力完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诺;在承诺之前的任何谈判中都是诚实的;即使存在机会,也不会获取超额收益。本书采用上述对信任的定义及Korsgaard对信任的讨论对信任进行测量。企业实际上也是企业成员之间关系的集合,这些关系包括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和成员之间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成员之间很强的社会关系可能有助于企业困境的解决。如果同一个群体通过不同的多层次的关系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强度会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中的股东和管理者通常都涉及多层次的关系,所以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简单的董事会机制通常表现失灵。Westphal(1999)认为,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可以在不损害董事会独立性的情况下提高董事会的效率。四、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根据设定的研究框架和理论分析,以及问卷回收数据的特点,主要采用SPSS和LISREL等统计软件作为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分析工具,文章中对数据进行统计并画图的工具主要是Excel。分析方法包括被调查企业的基本资料问题、问卷回收情况分析、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每个变量的探测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调查问卷是以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关系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的规模和所在行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但要求企业必须要有董事会这一机构,并有过战略决策行为。问卷的主要问题是围绕企业的股东、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展开的,所以要求答题者最好是高层管理者,有机会参与战略决策的中层管理者也可以。研究样本的采集是采用直接发放问卷、邮寄问卷和传真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行业分布涵盖了制造业、电信/信息业、房地产/建筑业、能源/化工业等行业,其中在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业、能源/化工业和电信/信息业的企业所占的比重相对稍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是实证分析结果准确性的基本保障,因此在进行结构方程的实证分析之前,先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保证后续实证结果的真实和可靠。信度是指测量工具的可靠性或稳定性,反映问卷结果的内部一致性,是反映问卷结构质量的基本指标之一。一个具有良好信度的检验,在对不同的调查对象、不同的时间进行调查所得到的分数应该具有一致性。在用SPSS的量表分析工具进行信度分析时,用Cronbacha系数检查多因子变量中条目之间的信度。Cronbacha系数值越高,反映问卷的信度越高。一般认为,Cronbacha系数的值在0.6以上可以接受,高于0.7则为高信度。本书对调查问卷信度的分析表明,各变量的总体信度值都比较高。其中对战略决策质量的Cronbacha为0.844,决策承诺的Cronbacha为0.893,董事会监督的Cronbacha为0.769,董事会协商的Cronbacha为0.861,社会资本机制层面声誉的Cronbacha为0.823,共同愿景的Cronbacha为0.840,信任的Cronbacha为0.749,社会交往的Cronbacha为0.702。从本书研究的总体信度分析结果来看,各层面变量的总体信度值都很高。战略决策质量和决策承诺的Cronbacha值都超过了0.8,董事会职能的总体Cronbacha值在0.75以上,社会资本机制的相关变量的总体Cronbacha值大于0.7。问卷的效度包含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准则效度三种不同的类型(风笑天,2001)。内容效度又称逻辑效度,是指测量内容或测量指标与测量目标之间的合适性和逻辑相符性;评价内容效度,关键是看问卷收集的信息是否与所测概念的内涵相符,如果两者的内容相符,则问卷的内容效度较高,否则说明问卷的内容效度较低。结构效度主要是指,测量工具是否反映了所测量的概念及变量的内部结构。采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法。准则效度又称预测效度,结合某个理论选择一种指标作为准则,分析问题条目与准则的联系。五、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群体极化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自从20世纪60年代群体极化的概念被提出,群体极化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法律、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把群体极化理论引入公司治理中,解释董事会或高管团队决策问题的时间则没有那么长。理论研究方面,Westphal&Bednar(2005)提出在团队决策时,持有与大多数成员不同意见者通常保留而不是表露自己的意见Lorsch&Maclver(1989)提出这种不同意见因为会对多数成员的意见带来不确定性而被压制。在董事会讨论中,如果大部分成员反对,持不同立场的成员若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可能会得到负面的评价,且因此变得不自信。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社会规范鼓励董事以自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会导致董事会决策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董事会选择沉默,从而导致强化群体极化现象。除此之外,董事长权力越大,对决策的影响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团队决策可能演变成董事长个人的决策。兼任CEO的董事长权力会得到强化,对董事会的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一言堂”的情况也会导致强化群体极化。董事会决策之外,董事之间交流很少的事实,会导致董事没有机会通过非正式的信息交换纠正认知的偏差,也会造成董事会决策的群体极化现象。实证方面,目前涉及群体极化和董事会团队或高管团队决策的文章并不是很多。由于研究群体极化现象需要研究人员比较群体决策相较于群体讨论前个人决策的倾向,知道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必不可少。换句话说,当小组成员没有明确的预先立场或倾向时,群体极化现象预计就不会发生。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通常会先评估参与者在群体讨论前的个人倾向,或者使用各种刺激材料诱导参与者的倾向。依靠档案数据的研究就需要用非直接的指标来捕获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Zhu(2014)探讨了董事会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当独立董事群体之前在其他不同的董事会经历了比市场较高或者较低的CEO薪酬时,他们会倾向于在现公司作类似决策时支持相对而言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群体极化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在董事会讨论前独立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CEO薪酬时,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此外,独立董事们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和少数董事之前决策情境的相似性(公司规模和行业)会弱化群体极化效应,而独立董事权力和内部董事的相关性会强化群体极化效应。相对于内部董事,人数不多的独立董事之前参与决策的情境如果和现在的决策情境相似,他们会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削弱群体极化效应。而如果独立董事之间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更高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更容易得到独立董事群体的支持,从而更愿意提出与内部董事不同的观点或者以沉默来反对大多数人的观点,削弱群体极化效应。但是,如果独立董事的权力和内部董事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有较大影响力时,独立董事在作CEO薪酬决策时表达不同观点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会加剧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利用了19952006年财富500名单上的326家公司和2467条公司CEO的年薪决策数据,证实了董事会决策过程中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站在股东的立场上,过高的CEO薪酬会提高公司经营的成本,而过低的CEO薪酬可能会导致CEO的自我补偿和离职行为,这些都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这篇研究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正确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能够减轻董事会决策中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Zhu(2013)还验证了董事会在收购溢价决策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如果在董事会讨论前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收购溢价,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收购溢价。研究同样验证了董事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的负向调节作用,以及董事会影响的正向调节作用。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方面,李维安等学者(2014)以20042012年实施IPO的762家公司为样本,基于中庸思维和团队极化的逻辑,检验了董事过去IPO定价的经历对本次定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到团队极化影响,董事会整体拥有平均IPO定价溢价较高或较低的经历,会促使本次IPO定价溢价会更高或者更低。虽然团队极化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情境下决策可能受到传统的中庸思维的影响。初始存在冒险倾向时,团队决策会减少冒险的倾向;而初始存在保守倾向时,团队决策会减少保守的倾向,即中庸思维会削弱团队成员的平均初始立场。在中国情境下,中庸思维的影响大于群体极化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当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时,经过拥有较高平均IPO溢价经历的董事讨论后,本次IPO溢价降低的幅度会缩小。这表明董事会团队决策时,因两职合一权力得到强化的董事长更容易发挥自己的影响而使团队决策演变成个人决策,削弱中庸思维的影响。高管团队或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群体极化现象问题已经被上述研究证实。群体极化将导致企业采取更加保守或冒险的策略,可能使企业失去有利时机或过度承担风险。研究也证实了中庸思想、两职合一等因素会影响群体极化的发生。利用中国特有的文化或国有企业特有的股权结构等因素,建立群体极化发生的调节机制,可以提高群体决策的合理性。民营企业创始人或国有企业内拥有高行政级别的管理者的“一言堂”情况很容易诱发群体极化。深化股权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控制群体极化,提高决策合理性依然至关重要。六、 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触发了群体极化,James(1968)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明确的阐述。群体极化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原因是所有决策问题都是与人类普遍持有的价值观相互关联。比如管理者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风险态度等会影响他的国际化决策、并购决策或研发决策等。Myers&David(1976)通过实验发现,决策者对决策问题的熟悉程度也会影响群体极化的发生。如果群体讨论很熟悉的问题,那么群体极化就不容易发生。反之,如果问题对群体成员来说很陌生,那么群体极化就容易发生。另外,社会参照也是影响群体极化的因素。Hogg(1990)等人的实验发现,如果决策群体面临冒险的外部集团,决策群体会向谨慎极化;面临谨慎的外部集团,则决策群体会向冒险极化;而一个处于社会参照中部的,同时面临冒险和谨慎外部集团的群体则不会极化。Shupp&Williams(2008)及Masclet等(2009)的研究表明,群体转移会随着风险的变化而变化:当获利的可能性很高时,群体较个体表现得更厌恶风险(高风险情境),而在获利可能性比较低的情况下群体倾向比较冒险的方案(低风险情境)。不同设计的博弈条件也会影响群体极化的结果。Davis等(1974)通过实验调查了双倍赌局对个体和群体决策的吸引力,他们发现群体转移取决于对打赌的未来期望值。若期望值为负,个人偏好分布呈正偏态,反之,则为负偏态。群体分布服从放大的个体分布。期望价值为零的赌局不能引起任何转移效应。但是,之后的群体决策会围绕选择类别模型聚拢得更为紧密(对称性的)。Asch(1956)用实验证明从众行为是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行为基础,持异见的个体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从众行为才会发生。同时,只有群体中持有相同意见的成员达到大多数时,才会发生极化行为。即当群体成员的意见分布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群体极化现象才会发生。决策群体中个体最初的观点差异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并不明确Durham的研究支持个体最初的观点差异性越大,讨论之后,群体极化程度越高;而Swol(2009)认为持有独特见解的成员对于团队的讨论贡献更大,但不一定会激发极化现象。社会决策方案模型假设若存在简单的多数人小集体,那么他们基本上可以控制群体的选择或者(缺乏多数人小集体时)这个群体的多数人可以让群体按他们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Zajonc等(1968)进行了不断的事项选择,尝试完成了类似的实验,结论支持规模较大的团队更可能出现风险性转移。Cason&Mul(1997)在一个独裁者博奔的实验中发现,团队决策往往由那些更关心他人的群体成员所主导,使得群体的决策比个人的决策更加利他。而Luhan等(2009)重做了这一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越自私的群体成员对群体决策的影响越大,使得群体的决策比个人的决策更加自私。Ambrus等(2009)通过礼物交换和彩票选择的游戏发现,如果没有审议和表决程序,群体的决策不会出现极化现象。当有审议过程但不制定决策规则时,群体的决策会往更自私的方向偏移。Lee(2007)发现群体极化现象发生,通常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具有群体讨论的平台:第二,成员在群体讨论中自由表达意见;第三,群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去个性化成员会导致更强的群体认同,从而提高群体极化程度。群体偏移也取决于群体采用的决策规则的类型。比如,Harrison等(2007)的研究和大多数研究一样,主要考察当群体采用大多数原则而非一致性原则时的群体转移。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乐透的选择实验中,个体和群体的风险态度没有明显差异。七、 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Eisenhardt(1989)认为,研究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如何提高战略决策质量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团队成员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所投入的情感性反应,因为团队成员对决策过程的反应对所能达到的合作水平具有很大影响。1、决策承诺一个组织是由它的管理者所作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以及他们如何制定这些决策所组成的。由于管理者在制定决策过程中面临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会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能力,所以管理者往往需要以团队的形式来制定决策。一个团队的决策制定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团队成员之间在信息提供以及对不同观点讨论的合作上。战略决策制定的标准理性模型认为,制定高质量的决策是提高公司业绩的重要途径。一个高质量决策的最终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具有互相协作的意愿。但是现存的相关证据显示,为了达到高质量的决策而设计的决策过程,有可能反过来会被管理者对这个过程的情感反应所影响。对那些决策团队成员而言,在他们已经将自己对决策制定的观点充分公开的决策团队中,这种决策过程对团队成员情感反应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导致成员对决策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是勉强地在未来的工作中保持一种合作的态度。有效的决策过程的一个更完整的设计,应该不仅考虑到决策的质量,还应该考虑到这种决策过程对决策团队成员的情感反应的影响,比如说,对决策的承诺、对团队的共同愿景及对团队领导的信任。管理者对战略决策的承诺水平对组织很重要,因为决策制定团队中的成员有可能会延迟或者破坏最初决策的执行,在高度竞争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即使只是轻微的延迟也可能是很危险的。决策承诺,是决策团队中的成员接受已制定的战略决策以及打算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互相合作的程度。个体对战略决策的承诺保证了合作所需要的共同的、协调的选择,然而承诺的缺乏会给团队领导者可以考虑的选择范围带来很大的约束。团队成员对一项决策的赞同以及合作的程度可以极大地影响领导者执行这项决策的能力。最后,由于战略决策往往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一项决策的承诺的缺乏所产生的后果,可能远远不止影响到这项决策的成功与否。团队成员对战略决策作出承诺的程度是战略决策成功实施的一个决定因素。提升公平感的程序可能会增强团队成员对决策的承诺。当团队领导者承认团队成员的投入时,他们会更倾向于对已做的决策作出承诺。Guth&McMillan(1986)的研究推测,中层管理者的承诺是与他们的晋升可能以及给予他们职位的正式关注程度相关的。当团队成员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们可能会乐意接受公司所制定的决策,但是如果察觉到决策者根本没有听他们的,那么他们会对这个过程感到失望。因此,对团队成员投入的关注会导致团队成员对战略决策的更强的承诺。 过程公平会影响成员对决策的反应,特别是决策的承诺。因为至少从长远来看,它帮助成员保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当成员对决策有直接控制的时候,成员或许也能在一项特定的决策中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如果决策体现了成员的想法和偏好,那么他们对决策的承诺水平将更高。然而,当成员看到他们对决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达到决策的过程对成员的决策承诺的影响就会更大。因此,当成员对最终的决策几乎没有影响的时候,对成员投入的关注就变得尤其重要。2、共同愿景团队成员互相之间的关系对战略决策的实施,以及团队机能的持续发挥是很重要的。团队具有共同愿景的时候,团队成员可能会在工作中更加紧密地合作,并且会更加坚持不懈地保证团队的目标被实现。相反,成员之间关系的不和睦会限制对决策的一致意见以及接受程度。公平的过程对团队成员具有象征意义:成员对决策具有投入,意味着他们在团队中是被重视的、被尊重的成员。过程公平感与团队冲突负相关。因为投入具有这种意义,所以决策制定者一定要关注它。也就是说,当团队成员的投入被认真对待了,他们会觉得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被肯定了。团队成员相互之间的共同愿景对一个团队的长期合作以及它最终的成果也有很大的影响。共同愿景带来了团队成员相互之间的依附感。依附感是指,成员个体认为他们是组织的一部分,以及成员个体期望与别的成员共同合作的程度。来自别的团队成员的孤立可能会阻碍成员在未来决策中分享信息的意愿,从而破坏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依附感的缺乏将会加剧团队成员以牺牲更优的团队决策为代价,而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更进一步,战略决策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所有的突发事件都能被提前预测,因此成员忍受观念上的差别的意愿和灵活性对团队程序的成功很重要。相较于对团队没有依附感或者不喜欢与别人进行合作的成员,对团队具有依附感的成员可能会更倾向于为了快速制定决策而进行合作。3、信任战略决策不可能总是在一致认同的基础上被制定,同样一个团队领导者的决策也不可能同时讨好所有的团队成员。因此,团队领导者需要得到团队成员的信任,从而可以在决策制定以及实施的过程中保持方向。一些研究证明,过程公平感与对团队领导者或决策制定者的信任感之间是正相关的。团队成员的信任感加强了团队成员对自己被作为团队中正式的、被尊重的成员对待的认知,这会加强他们对决策的投入和承诺。部分研究显示,在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中领导能力是尤其重要的,同时,战略决策团队的领导者必须获得团队成员的信任,信任是一个稳定的合作系统存在的先决条件。根据Ring&vandeVen(1992)的观点,信任用来描绘团队成员相信领导者善意的程度,特别的,信任指团队成员相信他们的领导者在考虑他们的职位时是真诚的以及没有偏见的程度。时间和环境的约束往往要求领导者制定一些并不是团队成员一致同意的决策,由于真实观点的差别以及自身利益的差别同时存在,所以有时候一个领导者必须插手并且进行选择,因为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达成一致的。由于观点和利益的差异,战略决策不可能受到所有相关者的欢迎。如果一个团队领导者没有获得团队成员的必要信任,那么将会导致成员对决策的不合作、对信息的隐瞒以及对未来决策过程的破坏。因此,对团队领导者而言,他们的挑战就是引导一个可以加强成员信任的决策。八、 决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因素1、决策制定的影响因素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了组织目标的形成过程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战略的固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种主流的分析思路是考虑在连续性的战略形成过程中,一般先决定组织的目标,然后为了实现目标才形成战略,而且战略被不断地发展。另外一类研究文献强调战略形成的适应性特点,适应性观点在分析战略形成过程中引入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出现在冲突性目标的形成和整合的过程中。如果管理者考虑到局部条件或决策制定的约束,那么目标的模糊性可能具有适应性价值。组织目标和战略的好坏可以反映一个公司内外部关系的变化,对一个公司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组织目标的设定和战略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在动态决策环境中进行战略选择和目标设定需要使用不同的程序。许多关于战略决策制定的研究都将视角放在战略选择和外部环境的问题上,这也意味着管理者和外部环境的因素是战略决策制定分析中的重要元素。公司的管理者或普通员工都可能影响决策的制定及决策制定的结果。战略选择观点强调高层管理者对战略决策的影响,认为一个组织进行战略选择是在对组织条件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此过程中要考虑到股东的期望、环境的趋势及内部条件的变化。一个正式的决策制定结构影响组织决策制定的效率,但早期的行为决策理论没有提出决策过程中的结构元素。通过对战略决策制定小组的研究,战略选择观点认为高层管理者的个人和群体的不同特征影响战略决策的制定和组织业绩。外部控制观点则强调在战略决策制定中环境的作用,该观点认为外部环境极大地约束了管理者的决策制定,资源依赖观点也认为组织设计和战略选择受环境复杂性的影响。2、决策制定的分析模型Allison(1972)关于决策制定的分析提出了三种概念模型:理性参与者、组织程序和官僚政治。理性参与者的连续的决策程序包含四个方面:实际存在的目标,解决战略问题的选择权产生,可能结果的分析,以及制定一个对组织而言可以最大化其价值的理性选择。理性参与者实际上描述了战略决策制定的一个简单模型,在该模型中决策者是一个有完全信息、绝对控制力和价值最大化的决策制定者。组织程序是一个更为现实的决策制定模型,认为决策制定是组织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管理者的选择结果,因为管理者的决策制定实际上受到企业规范的决策程序的约束,在评价企业业绩时应该充分考虑组织目标的约束作用。官僚政治模型认为,决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竞争性博弈,决策就是讨价还价的结果。一个决策的选择是在组织决策者的竞争和调和的过程中形成的。Pfeffer(1987)将组织决策制定模型分为四类:理性选择模型、官僚模型、决策过程模型和政治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也一样强调信息获取的重要性,而官僚模型中的决策制定是以过去的决策制定规则和程序为基础的,该模型强调过程理性及目标对决策的影响。决策过程模型放宽在决策制定中的目标设定的自由度,而政治模型允许在组织中存在不同的目标和兴趣,每个参与者的权力和表现决定了决策程序的结果。3、决策制定的过程公平Mintzberg(1979)将战略决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包括确认、发展和选择过程。一个决策过程的效率可以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决策过程可以通过决策过程本身的质量和决策的结果来评价,决策过程的质量可以通过衡量其是否理性来进行评价。决策过程是否理性可以通过决策包容性来进行评价,决策的包容性是指一个组织的决策程序对战略决策整合和决策制定过程的详尽程度。过程公平理论关注决策制定过程的公平对参与决策以及受决策影响的人员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公平理论的基本假设是,被公平地对待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同时也是影响他们如何对决策进行反应的重要决定因素。人们往往受决策制定过程公平感的影响,而不是决策本身的公平感的影响。过程公平理论辨别了决策结果控制和决策过程控制之间的差别,并且特别关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困难的含义。决策制定过程的很多方面与公平感的产生有关,我们关注两个方面:对成员投入的关注以及成员投入对决策的影响。对成员投入的关注,是指团队领导者考虑团队成员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投入程度;影响是指团队成员的投入对最终决策的影响或者由最终决策反映的程度。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时间的压力以及竞争性的内外部需求会阻止团队成员对每一个战略决策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过程公平理论提供了构建最大化公平感的程序的方针。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发言权:通过发言让受决策影响的个体表达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如果团队成员具有发言权,即使一个决策是他们所反对的,他们也会感到其利益还是被保护的,并且会认为过程是公平的。对决策具有一定的投入同样也会使人们认为决策制定者重视他们以及肯定了其在组织中或者团队中的地位。程序如果可以向参与者表明,他们在团队中是被尊重的,那么这种程序被认为是公平的。尽管如此,个体仅具有发言的机会并不能确保他们的过程公平感。对于投入的关注,即决策者对别人的投入的承认以及所显示出来的关注的程度,是发言权影响公平感所必需的。如果人们的投入是自己恳求来的,但是又被忽视了,那么发言权就没有意义了;个体也感觉不到他们对决策的间接控制,以及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和被尊重。关注对人们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它使成员确信他们的观点是被尊重的,并且他们也有机会影响决策。这种逻辑表明,当团队成员的投入不能影响领导者的时候,可能会对在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观点被考虑了多少尤其敏感。Eisenhardt(1989)在对一个团队研究的背景下证实了这种观点,他发现团队成员会想要确定团队领导者已经听到并且理解他们的观点,尤其是当领导者独自制定决策的时候。过程公平理论认为,公平的过程具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保护团队成员的利益。从长期的角度看,公平的过程将会使团队成员接受他们的职责。相应的,公平的过程与团队成员对一项决策的积极态度有关,比如满意感、认同感和承诺。公平过程的另一个功能是加强团队成员与团队领导和组织的关系。公平的过程可以向团队成员传递一个信号:他们是团队或组织中有价值的和被尊重的,公平的过程可以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和信任。因此,公平的过程与团队成员对团队、团队的领导者以及组织的积极态度有关,比如团队协调性、对领导者的信任和组织承诺。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会影响团队个体成员的承诺、共同愿景及信任,同时,这些情感性的反应又是成员在实施战略决策过程中进行合作的重要前提。利用过程公平理论作为研究框架,Kim&Maubo-rgne发现,管理者对过程公平的感知,以及他们对战略决策的情感性反应与他们在执行战略决策时的合作水平存在联系。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更进一步证明了情感与合作的执行行为之间的理论关系,还在于它证明了组织的公平理论在认识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潜在价值。关于战略决策制定的程序理性和企业业绩关系的研究没有统一的结论,所以战略决策过程的效率只能通过决策过程的直接结果来评价,而不是财务业绩。要评价决策过程,通常有三个主要方面:第,可以通过决策的质量来评价,考察决策对解决特殊问题或实现组织目标的贡献;第二,可以通过考察已经选择的决策的执行情况来评价;第三,要将时间要素考虑进来,好的决策程序能够处理决策计划和决策实施阶段的所有时间压力。九、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21世纪商业世界中竞争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企业都希望在激烈拼杀的红色海洋中退出,去寻找蓝色的海洋。但无论企业寻找蓝色海洋的目标或愿望能否实现,为了生存和发展,任何企业都必须不断地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大到全球知名的企业IBM,小到任何一个家庭作坊式企业,都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制定对企业未来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虽然每个企业战略决策的规模可能不同,但每个战略决策对该企业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个企业都非常关注战略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质量,因为战略决策质量和决策的实施直接影响企业的业绩。企业战略决策的相关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对战略决策质量和战略决策的实施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中的影响因素,以求提高企业的战略决策的质量。尤其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世界里,代理人成了企业的主要决策者,此时如何保护企业股东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成为战略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Dooley&Fryxell(1999)对战略决策的描述中提到,“对一个组织而言,一个战略决策将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并给组织带来相应的资源要求,组织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略决策制定的质量和决策的实施”。其中,战略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决策承诺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所以决策承诺是影响一个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决策者对已经制定的决策的承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何提高决策者承诺是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战略选择分析方法中,一般假设管理者制定决策的目标是最大化,公司的财务业绩。但是战略管理领域对公司业绩和战略决策质量关系的研究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因为公司的总体业绩表现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战略决策的作用很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掩盖或消除。所以在关注战略决策为企业带来财务业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战略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决策制定的分析框架涉及多个领域,可以从数量分析方法延伸到行为学。管理者是公司主要的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的人或群体,管理者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及决策环境对其的影响是分析决策制定行为的重要因素。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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