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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工具电源公司治理手册(参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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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工具电源公司治理手册(参考).docx

    泓域/电动工具电源公司治理手册电动工具电源公司治理手册xxx投资管理公司目录一、 董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4二、 董事会职能与管理者短期主义倾向6三、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11四、 公司治理研究的趋势16五、 董事团队断裂带22六、 从团队理论视角看决策团队结构31七、 董事会与社会资本的协同机制33八、 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对战略决策的影明36九、 中国企业中契约的特点42十、 管理者心理契约的特点43十一、 产业环境分析46十二、 规模化+资金壁垒:主要体现在成本控制,市场拓张,规模化生产等方面47十三、 必要性分析47十四、 公司概况48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48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49十五、 发展规划49十六、 组织架构分析56劳动定员一览表56十七、 项目风险分析57十八、 项目风险对策60一、 董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一直被视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传统创新理论的范式中,学者更多地关注竞争、市场结构、高管团队特征等因素与创新的关系,但是得出了很多相互矛盾的结论。为了解释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外部环境下的企业会显示出不同的创新活动,学者们不再将公司视为一个在市场上竞争的黑箱,而是从公司治理层面分析公司的创新行为。与之前将公司内部视为相同整体,忽视公司内部结构的研究不同,公司治理的多个方面都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可以从公司层面解释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导致对该领域的文献仍然分散且内容涉及多个方面。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而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科学决策,提高决策质量。技术创新作为重要决策之一,打开董事会决策过程黑箱,探究其对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非常必要。考虑到董事之间知识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特征是最多被提及的两个影响因素。董事会规模指董事会成员数量。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的多样性也随之增加,能够为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各种互补性知识的概率也会增加。这就保证有足够多的观点进行碰撞,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但是,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成本也将超过由其带来的利益,而这些成本的来源一般为决策的低效率、对风险分担的偏离以及搭便车效应等。而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拥有更灵活的决策机制,对环境的应变能力也更强,因此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在技术创新决策中,独立董事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人数中占比越大,那么该企业有关研发投资的决策就更可能容易得到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和认可。管理层通过提高创新决策的决策承诺,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所以,提升董事会独立性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但是,独立董事的任期越长,他们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共享的团队特定经验水平越高,其功能异质性的水平就越低对公司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将有可能越弱。董事会的部分职能对创新具有显著影响。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和任期等认知层面的异质性更有助于激发建设性辩论和创新决策。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不利于权力监督和制约;两职分离有利于职责分工,但是还会产生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董事会直接参与风险监控对整合风险管理与技术产品创新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而董事会利用外部审计进行风险监督会削弱整合风险管理对技术产品创新的正向关系。Yasemin(2006)指出,对外部董事的监控不能作为研发投入战略方面普遍有效的治理机制。Sapra等(2014)则提出,管理者受到的监管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创新水平的提高。资源基础观视角下,董事任期的异质性能促成更多的产品创新。董事性别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也有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关键多数理论,Torchia等(2011)发现当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达到关键人数时,她们便会对董事会会议的过程、动态性与信息交互产生显著影响,当董事会内有至少3名女性时,董事会对企业创新的贡献更高。二、 董事会职能与管理者短期主义倾向技术创新的周期长、风险大及投入成本高等特征,使得很多管理者可能迫于当期业绩考核的压力而退缩。决策学派代表人物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只要涉及管理决策,跨期选择问题是避不开的。管理实践中,企业管理者能够实现在公司长期价值和短期业绩之间的合理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管理者在采取措施最大化公司长期价值的同时,也必须为了确保公司生存而实现短期业绩,否则公司可能被接管或者管理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在现实决策环境下,有些关键决策对长期价值创造有利,但不利于短期业绩的实现。管理者可能为了取得短期业绩而“选择”做出损害企业长期价值的决策,这就是“管理短期主义”。虽然短期主义的存在被广泛接受,但关于短期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如何采用有效的公司治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在公司长期价值和内外短期业绩压力这二者间作出最优的权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针对管理短期主义问题,研究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提高董事会职能的有效性。监督和建议是董事会的两个主要职能,监督职能可以帮助减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建议职能可以帮助管理者在卖力工作的同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国内学者针对董事会职能有效发挥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主要聚焦董事会的监督职能研究如何提升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措施,对董事会建议功能的探讨相对较少;二是主要关注董事会结构特征等输入,变量对企业绩效(输出变量)的直接影响,忽略了过程、情境和行为因素的影响。管理短期主义行为不同于管理者短视行为。管理短期主义倾向和管理短视都可能表现为看重短期回报而低估长期结果,但二者的根本成因却是不同的。管理短视是由管理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强调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局限,即有限理性的管理者对未来预见的困难性。而短期主义却产生于组织特征,如企业文化、进程、惯例等,强调管理者个人的主观意愿,即组织特征对管理者跨期决策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管理者知道什么是最优的选择,但由于一些组织或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也会主动选择次优战略。管理短视是可能导致最优长期结果的短期行为;短期主义是以牺牲长期价值最优为代价的短期行为。管理短期主义问题有多方面的成因。短视制度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是由拥有高度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的机构投资者推动的,这些投资机构的管理者在基金持有人和工作晋升的压力下不断将资金投向看涨的股票,被抛售的股票可能处于暂时被低估而面临被兼并的威胁。企业管理者担心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短期业绩下降表现出过度强烈的反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管理者通过减少有效研发投资达到短期业绩目标,其结果则是以牺牲长期获利能力为代价。在股权分散的大公司中,管理者可能比所有者承担更多的风险,管理者的人力资本都专用性地投资在一个公司,转移成本很高,管理者很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项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但是,Merchant等(2007)提出现行的绩效考核方式是管理短期主义产生的主要成因。管理者过度关注短期业绩的行为是建立在当前会计系统基础上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必然产生的结果。会计信息虽然使得绩效可见,但会计信息却尝试在短期内考评绩效,而此时战略性决策的长期结果还没有显现。不确定性使人们不能清晰地看到未来的结果和发展状况,任何推迟的长期决策都是出于结果的不确定性。懒惰管理者假说认为,管理者是厌恶风险且乐于享受安逸生活的,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创新则意味着冒险和挑战,为管理者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专业的投资管理者关注短期绩效而不喜欢长期或风险更高的项目。但是由股东选出,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对高层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奖惩高层管理者及保护股东利益。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是董事会的一项主要职能,但董事会监督作用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理论界一直处于争论中。董事会处于公司层级制的顶点,履行监督与决策功能,在公司治理中起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监督通常可以提高公司战略决策质量。离职风险假说认为,管理者关注董事会对其能力的评价以及可能的辞退,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有效的监督系统,管理者很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公司的战略决策过程决定了公司未来资源的配置问题,它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结果的不确定性对管理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信息和数据的处理能力是影响战略决策选择的重要因素。董事会拥有企业战略制定和执行所必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库,董事会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能力,所以也会提高公司的决策质量。国内外学者有关董事会战略参与程度与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董事会积极参与企业战略管理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董事会在战略制定上对高层管理者的建议增加了管理者在战略实施中的参与,也可以增加他们对不同战略选择和对公司竞争地位的贡献的评价。另外,外部董事的职责通过公开的讨论、质询和辩论,能促进拥有多元信息的董事会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战略规划中的冲突通过讨论和质询等过程可以产生明显高质量的战略决策选择。注意力理论提出,管理者决定做什么取决于他的注意力聚焦在什么上面,而管理者注意什么问题取决于管理者所处的环境。管理者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环境,取决于内部规则、资源和关系配置及管理者对特殊进程和沟通渠道的关注。企业财务绩效(如利润或投入资本回报率)的评估将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如果董事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短期业绩指标,则管理者倾向于制定有损于长期业绩的决策,企业就更易出现短期主义问题。一个有长期目标导向的企业,倾向于利用组织资源构建未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追求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这会鼓励企业管理者发展长期战略性资源,而不是实现的短期业绩。长期导向的企业,其管理者的战略决策是建立在更大信息量基础上的,这可以帮助管理者识别更多的潜在机会。拥有长期目标导向的企业通过协调不同股东对利益及目标的不一致,也可以减少管理者在急性战略决策时的干扰。建立长期导向的企业文化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企业需要反思当前企业业绩考核或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构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激励机制。外部投资人也需要反思,对拥有长期导向文化的企业需要有耐心,允许他们犯错,给管理者信心制定有利于长期价值创造的战略决策。三、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21世纪商业世界中竞争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企业都希望在激烈拼杀的红色海洋中退出,去寻找蓝色的海洋。但无论企业寻找蓝色海洋的目标或愿望能否实现,为了生存和发展,任何企业都必须不断地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大到全球知名的企业IBM,小到任何一个家庭作坊式企业,都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制定对企业未来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虽然每个企业战略决策的规模可能不同,但每个战略决策对该企业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个企业都非常关注战略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质量,因为战略决策质量和决策的实施直接影响企业的业绩。企业战略决策的相关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对战略决策质量和战略决策的实施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中的影响因素,以求提高企业的战略决策的质量。尤其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世界里,代理人成了企业的主要决策者,此时如何保护企业股东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成为战略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Dooley&Fryxell(1999)对战略决策的描述中提到,“对一个组织而言,一个战略决策将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并给组织带来相应的资源要求,组织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略决策制定的质量和决策的实施”。其中,战略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决策承诺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所以决策承诺是影响一个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决策者对已经制定的决策的承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何提高决策者承诺是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战略选择分析方法中,一般假设管理者制定决策的目标是最大化,公司的财务业绩。但是战略管理领域对公司业绩和战略决策质量关系的研究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因为公司的总体业绩表现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战略决策的作用很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掩盖或消除。所以在关注战略决策为企业带来财务业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战略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决策制定的分析框架涉及多个领域,可以从数量分析方法延伸到行为学。管理者是公司主要的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的人或群体,管理者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及决策环境对其的影响是分析决策制定行为的重要因素。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目标可能是不一致的,管理者可能为了自己的目标制定有损于股东的利益的决策。也就是说,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委托代理问题不可回避。特别情况下,企业的股东就是管理者,可以忽略两者间的代理问题对决策制定的影响。但是,Simon(1976)在批判理性人假设时指出,人获取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意味着在制定决策时,决策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决策者通常只能在几个可替代选择中进行比较之后制定决策。在现实世界中的决策环境里,管理者对信息的有限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有限认知能力,必然意味着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随着将人看作信息加工系统观点的出现,比如Simon认为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是人类有限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造成的。在分析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时,有限理性假设使得决策环境因素显得非常重要。学者们认识到必须把决策置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决策理论中原来对理性假设的研究模式发生了改变。人在与环境的积极相互作用中,其主观能动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不再是被动的环境接受者。战略管理对决策目标的评价在不断调整。最初关注决策制定对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后来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提出,开始考虑组织中代理问题对决策者行为选择的影响。有限理性假设提出之后,战略决策领域越来越多关注决策者在有限理性情况下的决策行为和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机制问题。公司内部进行的决策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称为“战略决策”。战略决策和非战略决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界限,但有一些特点可以对两者进行区分。Mintzberg,Raisinghani&Theoret(1976)将“决策”定义为:“是一个对行动的特别承诺(通常是对资源的承诺)”,战略决策是“与'重要性'联系在一起的,即执行行动、资源承诺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过程是“一系列行动和动态因素的集合,过程从行为的激发开始,到对行为的特别承诺结束”。Chandler(1962)认为“战略决策关系到企业的长期生存问题,事务性决策更多的是处理日常事务,使企业的日常运转更有效率”。Nutt(1998)将战略决策定义为“对一个组织而言将产生重要后果和资源需要的一个选择”。本书采用Nutt对战略决策的定义,它反映了战略决策的本质,但同时也吸收了Mintzberg等人的观点。在考察战略决策时,“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战略决策必然涉及企业的资源重新配置和新的资源需求。战略决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任何一项战略决策都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组织内各利益团体之间可能的冲突。什么是战略决策质量?字面含义看起来非常简单,却很难给出精确的定义。Korsgaard(1995)对决策质量的描述是:“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基于Korsgaard对决策质量的描述,战略决策质量应该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对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贡献,理论上战略决策质量可以用其带来的直接结果来简单衡量。但在战略决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影响战略决策的结果,所以必须有不同的维度来衡量战略决策质量。心理学主要用决策制定过程的相关因素来衡量战略决策质量,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信息处理因素,主要考虑决策方法的选择、信息的共享和决策成员之间的沟通等问题;态度因素,主要考虑成员对决策感知的难度、成员对决策的信心和成员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社会交互作用因素,主要考虑成员对决策的影响、决策成员对群体过程的评价和决策的效率等因素。本书采用Korsgaard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定义,并借鉴心理学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分析,从决策过程的角度来评价和度量战略决策质量。什么是决策承诺?承诺在心理学上是“一种个人对与其有联系的组织的态度或定位”,交易理论认为“承诺”是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形式。休谟对“承诺”的经典论述是,“为了区别两种计较利害的和不计较利害的交往,人们就给前者发明了某种语言形式,借以束缚自己去实践某种行为”。这种语言形式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承诺,在作出承诺时,除了“说出”或者“书面写出”这种行为之外,所承诺的行为都是将来时的行为。在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决策承诺”即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成功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提出,总体的决策成功取决于决策的制定质量和决策者对决策的执行,由于决策制定的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决策的信息、决策者的兴趣及决策的被接受程度等。所以,决策者对决策的承诺水平是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四、 公司治理研究的趋势公司治理和战略决策密切相关,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都有一套决策规则,并根据此规则进行战略选择。考虑到有限理性和代理问题,管理者制定的决策不一定总是产生所有者所期望的结果,所以公司治理关注的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管理者制定决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和不断发生的著名公司丑闻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和目标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公司治理的内涵是什么,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和认识。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很难用简单的术语来表达。奥利弗哈特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一文中提出公司治理存在的两个条件:代理问题和交易费用。他认为在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目标分歧,而解决目标分歧问题的合同又是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产生公司治理问题。哈特指出,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公司治理可以看作一个决策机制,影响公司资源的使用。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他的投资者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经理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Zingales在他的公司治理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在一种关系中产生的准租金事后讨价还价的复杂约束集合,公司治理的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初始性的契约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一契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全的。Williamson从合同和交易的角度提出,治理的实质是对不同类型交易的规制。任何交易都是通过合同关系完成的,不同的交易类型就对应着不同的合同类型。公司就是一系列合同的集合,这些合同治理着公司发生的交易,使得这些交易的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场组织时发生的交易成本。从上述不同学者对公司治理的定义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的概念分为狭义的公司治理和广义的公司治理两种。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约束机制。即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决策对所有者利益的损害。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主要内容包括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激励等。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钱颖一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出资人(股东和债权人)、管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同时提出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管理人员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吴敬琏教授则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由董事会领导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要想防止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公司必须设计完善的治理结构,使得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所以,企业内一系列权力的合理配置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核心问题。早先国内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论文,基本都聚焦于作为传统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的构成问题,以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如杜莹等(2002)研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曲线关系;浦自立等(2004)分析了董事会领导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和公司绩效负相关。然而,“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和公司的绩效没有必然的显性关系,因为影响公司业绩的因素有很多,决策的结果不一定必然和企业业绩相关”。那么,在董事会只能对战略决策质量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直接研究董事会构成和企业业绩的相关关系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公司治理的研究不仅包含治理结构一个层面,还包含范围更广的公司治理机制。追述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献,实际上并没有“治理结构”这一概念,出现更多的是“治理机制”的概念。公司治理机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其含义非常明确。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是促使经营者在守法经营的前提下,还要努力工作,使公司达到高效率的运作并取得高收益的结果。要完成这一功能,必然要有一定的机制来实际运转,如董事会模式、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与控制权的配置等。这一系列与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相关的、能够维护和促进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契约运行的因素都可以成为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包括股东大会制度、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及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在内部治理机制中,目前的研究焦点一般都关注董事会的规模、独立董事的人数、决策权配置等问题。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等相关机制。外部治理机制涉及内容广泛,以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交往为基础,如管理者声誉、信任和共同愿景等可以影响管理者的行为和决策的社会资本因素也进入了公司治理研究的范围。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实施协同治理,可以更好地保证公司科学决策。但是内外部机制之间应该如何协同,各种约束、激励机制是否存在优先顺序,理论界和实业界都没有定论。不过,法马最早在其代理问题和企业理论中有过相关论述。法马认为,从企业是契约集合的角度看,经营和承担风险是两个分离的生产要素,经营是一种劳动,用来协调投资的活动,贯彻投资中达成的契约,经营的最大特征是“决策”,经营者通过制定决策获得报酬。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对高层管理者的约束问题,但法马认为对管理者的约束首先应该是企业内部或外部的经理市场,然后才是内外监督和提供最终约束的外部监管市场。公司治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绩效,广义的公司治理目标表达为替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财富,狭义的治理目标更多的表达为替公司的出资人创造财富或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等问题,是以实现权力的制衡为目的的。权力制衡能实现好的绩效吗?答案是不确定的。所以,现代公司治理研究思路需要转化,将公司治理研究的目标从权力制衡转到科学决策,研究如何通过制衡实现科学的决策,最终提高企业绩效。为了研究权力配置和制衡问题,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大多停留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层面上,主要关注的是董事会和高层经营者之间制衡关系。从企业决策过程来看,影响企业决策科学性的因素很多,不仅包含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所决定的决策因素,还包括企业各类参与者的个人和社会资本因素,这些因素是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远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以科学决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研究需要有第二个转变:研究范畴从关注治理结构转为关注治理机制。从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对科学决策的作用机理,是对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研究的有益补充。拓宽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范畴,考察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机理。在主要由管理者制定决策的情况下,与管理者相关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机理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在中国的多数企业中,由于所有者的缺位,可能导致委托代理问题和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更加严重。所以,在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被认为或有失灵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的战略决策质量,应该是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五、 董事团队断裂带董事会作为高层决策团队,对公司的生产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何构建董事会,即如何选择董事会成员,除股权因素外,团队异质性的所有相关维度都将影响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已有的研究发现,在团队异质性的基础上,团队多样性结构特征也会影响团队绩效。作为团队多样性研究的深入成果,群体断裂带模型补充了异质性研究对各属性差异独立考量的不足,更清晰地解释了团队多重属性的动态集合过程。群体断裂带是由于个体间多个属性的相似相吸而导致的一条将团队划分为数个子群体的虚拟线。这些属性包括人口统计学属性:年龄、性别、国籍等;非人口统计学属性:个人价值观、性格、个人履历等。断裂带观点认为,影响组织行为的并不是组织内部特定属性的差异,而是成员的某些特征的匹配程度。由于社会认同、社会归类以及相似相吸的行为选择过程,成员间存在多个特征相似时更倾向于产生使组织内部分裂的组合。这种个人特质属性的匹配对组织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简单的个人特质差异更直接和普遍。由于有限理性人们开始注重多样性团队的建立,然而在社会认同、自我归类的作用下,多样性反而成为团队分裂的原由。以往对异质性研究的结果也证明,异质性虽能通过增加多样性知识而形成更多新颖的想法,但也会由于增加了冲突而减少团队协作。而群体断裂带正是多样性团队经过社会认同后,由同质群体的结盟和异质群体的分裂而形成的子群体划分线。这种分裂状态是引起关系冲突、任务冲突以及过程冲突的重要原因。断裂带存在两个维度:断裂带强度与断裂带宽度。断裂带强度与划分成员的多重属性的数量及其划分方法的重叠相关,越多特征以同样的方式形成子群体时,团队断裂带强度越高。在极大或极小多样性水平的团队中断裂带的强度较弱,而在中等多样性水平的团队中可能会形成非常强的断裂带。根据Bezrukova&Jehn(2002)的定义,可划分子群体的属性的组间差异之和为断裂带宽度。成员的结盟会引起成员关系的分裂和子群体间的相互对立或敌视。断裂带强度描述了子群体间差异的产生方式,而断裂带宽度则描述了子群体间的差异程度,差距越大,宽度越大。子群体间较大的差距会凸显子群体的特质,从而再次强化不同属性的价值,进而激发子群体间的对立。当引发群体断裂带的人口统计学属性与团队任务相关时,才会出现相对立的子群体。“只有被激活的群体断裂带才会作用于团队过程与产出。”在异质的团队中,由于不同的个体属性的客观存在,潜在的群体断裂带必然存在。当某种外部环境力量引起团队成员对某些存在差异的属性的关注时,群体断裂带开始作用。团队异质性,是指团队成员个人特征的分布情况,即团队成员在性别、年龄、种族、专业知识、价值观和人格等方面的特征是比较接近还是相差很大。异质性考察的是某一属性在团队中的状态及结构然而团队却是由众多属性构成的,异质性忽略了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影响以及各种属性在团队中的组成结构。而断裂带模型作为异质性理论的扩展,它可以同时衡量团队中多个属性的异质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群体断裂带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其在组织运行过程中的影响也越发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群体断裂带作为异质性研究的新领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群体断裂带通过改变个人行为选择与心理状态,进而影响个人以及团队产出。由于相似相吸的心理行为,个体自然地对相似的人产生好感,而对不相似的人产生排斥心理。所以,群体断裂带会降低个体间的信任,而社交能力较差的团队成员甚至会产生社会堕化行为,个体的偷懒行为会影响群体的整体绩效。Chung的研究证实,在有消极的多样化氛围的团队中,群体断裂带强度会减少团队成员的工作贡献;而在有积极的多样化氛围的团队中,群体断裂带却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当团队多样化在被认为是有用的而且被团队成员所追求和认可的情况下,个体间差异并不会造成团队的内部分化,即潜在的群体断裂带并未被激活时,并不会对个人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反,当团队多样化不被接受时,团队成员会更加关注个体差异,更倾向于产生相似则结盟、不相似则对立的团队分化行为,也即潜在的群体断裂带被激活。确定断裂带是否被激活是研究群体断裂带的首要步骤。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会引发团队内部的分裂状态,从而增加董事间的冲突,减少董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行为,降低信息交流质量,弱化团队内部的合作以及行为整合,从而降低董事会战略决策质量。Wit与Kerr关于社会困境的研究发现,当工作结果取决于子群体的行为而非团队整体行为时,人们会更重视子群体划分。同时,这种工作任务将会引发更高的子群体认可(也即产生“我们”VS“他们”的心理行为)。董事会内部有天生的子群体划分,如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不同的职能背景的董事子群体,不同持股状态的董事子群体。较弱的子群体划分,会使团队成员之间产生更多的相互影响。他们通过交流自己的信仰等,在团队内部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情感氛围,这种安全感会让成员更多地交流敏感信息、识别队友的错误、提出解决方案并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组织效率、提升满意度。与之相反,在有强断裂带的团队中,信息交流与分享将局限于子群体内部,进而导致组织的安全感降低以及组织学习、绩效和满意度的下滑。然而,群体断裂带是把“双刃剑”,它在使团队内的分工合作流于形式的同时,也为不同子群体间多样化观点的分享提供机会。关于创业企业成长的研究中,Kor&Misangyi(2008)提出外部董事的经验对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尤为重要,特别是外部董事通过行业管理者经历、董事任期、董事兼任情况以及创业经历所积累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创业企业成长所需的重要资源。企业对外部董事此类经历的期望,恰好成了个体进行社会认同的考虑因素。在创业企业中,外部董事基于经验的群体断裂带是处于激活状态的。外部董事的经验知识提高了创业知识库的知识存量,为更有效且全面的决策提供支撑。管理者经历能够使个体拥有更深刻且准确识别行业机会、威胁、竞争、技术以及规律的认识,以用于形成广泛的战略决策与合理的控制机制,从而使发展战略的实施更有效。外部董事作为管理者的专业履历是他们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并能够发展成为董事特定的技能以及关于董事会、公司和行业运行规律的隐性或程序性的知识。然而,由于外部董事过去的工作经历不同,他们所拥有的管理经验也不尽相同,这也恰好使得在需要依据其经验知识履行谏言与监督职能的外部董事群体中,形成了由管理经验多少而产生的多样化状态,进而形成了潜在群体断裂带。由于创业企业的新进者缺陷,这种差异被大家所关注,激发群体断裂带对外部董事的工作过程及结果发挥影响。外部董事成员间基于经验属性的结盟会导致成员关系的独立以及对立子群体的产生,从而引发子群体间无效率的交互作用。由于个人所属子群体内的支持和对其他群体的歧视,较强的群体断裂带将导致工作群体的两极化。外部董事基于经验的群体断裂带,一方面由于造成子群体划分而增加团队内部的关系冲突与过程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相关信息的交流受阻而导致任务冲突的增加。这些冲突将导致团队内部的不合作、冲突的增加以及心理安全的下降,引起外部董事的信息整合低下,董事会整体的工作效率低下,从而不利于创业企业的成长。与此相反,较弱的群体断裂带将带来较高的个人工作努力程度。当团队中子群体划分不明确时,团队成员间不会形成明显的认知差异,个人社会分类行为减少、团队冲突水平较低,团队内部合作与较低水平的冲突有助于团队信息的交流。在断裂带宽度很大的团队中,潜在子群体间的较明显的差异通过强化个体差异而加强社会归类行为,从而激发两极分化和对子群体的偏见。这一过程强化了群体断裂带强度导致子群体划分的作用,加强了子群体间的对立与矛盾。另外,断裂带宽度会对信息交流与分享产生影响。在信息沟通中,由于经验知识水平差异而产生的信息处理环节的不同会造成团队内部的信息沟通障碍。差异较大的子群体间会因为子群体独有“语言”的较大差距而增加团队内知识共享的困难。在经验知识水平差距悬殊的两个子群体中,非权威者的意见常常会被忽略或拒绝。因此,基于经验的断裂带宽度会加剧断裂带强度的消极影响。Moreland&Levine(2002)认为,组织社会化过程以评估、承诺以及角色转换这三种行为为基础,随着组织任期的变化产生五种组织角色(预期的成员、新成员、正式成员、边际成员以及组织外成员)。组织成员关系始于一段时间的调查,即组织寻求能够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的个人(预期的成员);同样,个人作为未来的成员,寻求能够满足个人需求的组织。如果双方做出的承诺水平统一于进入标准,即会发生角色转变,从此个人便成为组织的新成员。进入组织标志着社会化阶段的开始。此后,组织与个人开始尝试通过改变对方而使双方关系更有价值。组织希望个人对组织的贡献高于实际要求;同样,个人也希望组织能满足更多的个人需求。只要这些尝试获得成功,个人便会被同化并和解。当双方的承诺水平统一于接受标准,个人将成为组织的正式成员。成为正式成员标志着社会化过程的结束和维持阶段的开始。这时,组织与个人就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职能进行协商。如果谈判成功双方的承诺水平将会上升,组织关系的维持得以继续;但是如果谈判失败,则承诺水平将会下降,下降到分歧标准后,个人从此成为组织的边际成员,组织开始再社会化过程。通常情况下,承诺水平会持续下降到退出标准,从此个人将成为组织外成员,组织成员关系就此结束。组织任期是影响成员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组织社会化模型,任期较短的外部董事为实现与组织承诺水平的统一,在不断重复“评估一承诺一再评估一再承诺”的过程中进行行为改变。在任职初期,外部董事个体为证明自己被选任的合理性一般都会积极地进行以探索性试错为导向的学习行为。而这一过程中发现的自己与其他外部董事的“行为一报酬”关系的差异,往往会被归咎于个体间属性的差异。因此,在组织社会化初期,适应性学习过程中的评价与调整行为会强化个体间差异的感知,激活基于经验的群体断裂带的强度。而个体差异的被感知程度的增加会导致社会认同行为的增加,即个体间差异程度导致的经验断裂带宽度会增加由群体断裂带强度而引起的组织分裂行为。随着组织任职时间的增长,在组织社会化过程的后期,外部董事个体的组织承诺水平逐渐下降,组织成员不再关注行为与报酬间关系及其不平等,对曾经获得高回报的行为变得保守。在此阶段,个体间差异将不再得到关注,由差异导致的社会认同与自我归类行为急剧减少。因此,组织任期较长时,群体断裂带宽度对由断裂带强度而导致的群体分裂行为的影响会减弱。董事会结构特征、异质性问题或断裂带问题,将严重影响董事彼此之间的认同水平、信息交流频率及合作意愿。如何基于董事背景特征组建结构合理的董事会,对提高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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