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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料推荐第十二章 国民收入核算案 例1:人均GDP不是人均收入国民收入核算2001年初北京晚报报道，2000年北京的人均GDP达到了2700美元，按人民币与美元1比8的简单换算，约为2万余元。不少读者给报社打电话说，前几天刚报道过北京人均年收入为 1万余元，现在却翻了一番，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两个数字都没错，关键是读者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回事了。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我们经常听到GDP等名词。从这些名词中我们可以了解整体经济概况。因此，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即使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是重要的。用数字来衡量一个经济生产与收入的整体状况称为国民收入核算。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缩写为GDP）。它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物品（包括有形的物品与无形的劳务）市场价值的总和。 理解这个概念时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一国指一国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在一国领土上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所生产的最终物品都是该国的GDP。第二，一年之内所生产的，包括一年内所生产的销售或未销售出去的所有最终物品，但不包括以前生产而在本年销售出去的物品。例如，假设某国在2000年盖了1000亿元的房子，只卖出800亿元，这1000亿元都应计入2000年的GDP，如果在2001年又卖出了剩下的200亿元，这200亿元则不能计入2001年的GDP。第三，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只计算最终物品而不计算中间物品。最终物品是最后供人们消费的物品，中间产品是作为生产要素再投入生产的物品。第四，最终物品中既有物品也有劳务，在现代经济中劳务在GDP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第五，按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如果按统计机构确定的基期的价格计算则是实际GDP，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则是名义GDP。 GDP反映了一国整体经济的规模和状况。实际GDP增长的百分比称为增长率。实际GDP与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GDP（称为潜在GDP或充分就业的GDP）之间的背离反映了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状况。名义GDP与实际GDP之比（称为GDP平减指数）可以衡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程度。所以，GDP是国民收入核算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把实际GDP除以一国人口数则得出人均实际GDP。新闻中所报道的2000年人均GDP为2700美元就是指人均实际GDP，即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人均实际GDP反映出一国的富裕程度。世界银行在比较各国的总体经济状况与规模时按实际GDP排序，在比较各国的富裕程度时按人均实际GDP排序。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还有其他四个指标，这些指标都可以根据GDP推算出来。国内生产净值（英文缩写NDP）指一国一年新增加的产值。我们知道，在一国一年中所生产的最终物品中有一部分要用于补偿生产中所消耗的东西（称为折旧），减去这一部分才是净增加值。因此，从GDP中减去折旧是NDP。 国内生产净值（NDP）并不是国民收入（NI），简单来说要从NDP中减去间接税才是国民收入。间接税是税收负担不由纳税人承担的税收。例如，对汽油征收的销售税。汽油生产者和销售者是纳税人，但他们可以通过提价把税收全部或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承担了全部或部分税收。这种税就是间接税。国民收入是一国居民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得到的各种收入之和。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就是生产成本。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而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加间接税。因此，从NDP中推算出国民收入时还要减去间接税。我们经常听到人均国民收入这个词。严格来说，人均GDP不等于人均国民收入。有时媒体中把这个概念等同起来，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说法。只不过习惯成自然，大家也接受了。 国民收入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收入之和，所以，报纸上说的人均收入还不是人均国民收入。如果我们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称为公司留存利润，用于投资），加上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利息（国债利息）就称为个人收入（PI） 。从这种个人收入中减去居民向政府交纳的所得税，再加上政府向居民支付的转移支付（比如各种社会保障与福利津贴）才是个人可支配收入（PDI）。这种收入可以直接由个人支配，用于消费或储蓄。报纸上所说的北京市2000年人均收入为1万元多实际上指的是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这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所得到的收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严格地区分这些概念，所以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新闻媒体有时也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些不同的概念。这次误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当你了解了这些概念的含义与区别时，你就可以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知道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概念。 新闻媒体还告诉我们，近几年内北京的人均GDP要达到6000美元。人均GDP高低决定了人均收入高低，对这条消息你应该感到高兴。但千万别天真地认为，到那时人均收入也是6000美元，或近5万元人民币。要是你按这个数字去做出买房、买车的计划，到时会失望的。要是企业按这个数字去盲目扩大生产，到时又会卖不出去。可见了解这些概念对每个人都同样重要。案 例2:GDP与GNP全球经济一体化 以前各国在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时所用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1993年联合国统计司要求各国以后一律不用GNP,而改用国内生产总值（GDP）。GDP与GNP之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把GNP改为GDP呢？在这两个词的改变中包含了极为深刻的含义。从字面上说，GDP和GNP都是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物品与劳务）市场价值的总和。关键在于对“一国”的解释不同。GDP的“一国”是指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只要在某一国的领土上，无论是本国人生产的还是外国人生产的，都是该国的GDP。GNP的“一国”是指一国的公民。这就是说，只要是一国的公民，无论在国内生产的，还是在国外生产的，都是该国的GNP。 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这两者之间有固定的关系。这就是说在GNP中加上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产值（外企在本国的产值）减去本国公民在外国生产的产值（本国企业在外国的产值）就是GDP。或者说GDP中减去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产值加上本国公民在外国生产的产值就是GNP。一般国家GDP与GNP在数值上的差额也就1%-2%左右。 既然这两者之间有数量上确定的关系，从一个可以推算出另一个，而且差别又不大，为什么联合国统计司要求各国把过去用的GNP改为GDP，实际上已经放弃了GNP这个概念，而且，各国也都这么做了呢？从GNP变为GDP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变化，它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这个重要的趋势。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产品很难分清是哪一国生产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福特牌伊斯柯特型汽车，零部件来自15个国家，你说是美国公民的产品呢，还是外国公民的产品？看看当今世界，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由一国公民生产的。别说飞机、电脑这种复杂的产品了，就连巨无霸汉堡包这种东西也很可能牛肉是欧洲的，面粉是加拿大的，番茄酱来自墨西哥，而生菜来自美国。你说这只小小汉堡包是哪国公民的产品？ 工业革命以后，人们无法分清某种产品是哪个人或企业生产的。今天的全球一体化使人们无法分清某种产品是哪国人生产的，也许将来我们都无法分清某一种产品是哪个星球的人生产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可能也无必要分清哪一国人生产了什么，因此，用GDP代替GNP不仅在统计上简便，而且也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反映。 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名词的变化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过去人们强调的是民族工业，即由本国人所办的工业。保护民族工业往往被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口号，颇有号召力。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民族工业应该用境内工业的概念来替代。境内工业是在一国领土上所兴办的工业，无论是国人办的，还是外国人办的，还是合资的。一些人担心，外资企业太多岂不要由外国人控制本国经济命脉？所以，总有人呼吁要限制外国人控制本国工业，甚至把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灾难。其实外资在一个国家里要遵守该国法律，并向该国政府纳税。这哪里有主权的丧失？外国企业雇用本国工人，繁荣本国经济，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解决了国内资本不足，何乐而不为？把外资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形式，已经是过时的观念。说的严重一点，也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当然，对外的开放要有一个过程，引进外资要有一定的规章，在开放中也会与他国产生各种矛盾，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无法阻挡的。经济一体化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放弃冷战思维，还固守陈旧 的民族工业概念，在今天能有前途吗？ 最后，还要看到，GNP变为GDP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研究的是一个封闭经济，80年代以前的宏观经济学即使考虑到开放经济，也是把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分开，先研究封闭经济，然后再分析开放经济。这样的方法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许多经济学家都探讨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间题，即从一开始起就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分析一国的宏观经济。这就向宏观经济学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之下，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实行浮动汇率 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大于财政政策。在实行固定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的封闭经济中，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大于货币政策。他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的重大贡献之一正是这种开放经济下的政策分析。根据这种理论，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结合。在开放经济下，紧缩性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的 抑制作用不大，但又可以减少赤字，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大，有助于繁荣。这样，克林顿政府既减少了财政赤字，实现了财政平衡略有节余，又保持了长期繁荣。可见GNP变为GDP还有更多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案 例3:幸福不仅来自GDPGDP与经济福利 60年代美国人普遍关注经济增长，迷信GDP。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批评了这种风气。他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也许他的话极端了一点，GDP毕竟是我们幸福的基础。但他的话中有真理，因为GDP决不是幸福的惟一来源，GDP并不等于经济福利。 从物质意义上说，幸福来自我们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产品与劳务。但按现行的统计方法，GDP中有许多遗漏。GDP衡量的是通过市场交易并有价格的东西。但经济中许多活动属于非市场活动，不统计在GDP之内。比如自己在家料理家务也是一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经济活动，但它不通过市场交易，不在GDP之内。市场交换越不发达，这部分活动的比例越大。GDP中还不包括地下经济。地下经济有一些是非法的（如贩毒），还有一些是为了逃避税收或其他管制的隐蔽经济活动，如市场上无许可证的生产者或无营业许可证也不纳税的流动摊饭。据经济学家估计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下经济也要占到GDP的5%-l5%。而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地下经济可能占GDP的70%以上。尽管不同经济学家估算的地下经济大小范围不同，但都承认这种未计入GDP的经济活动在各国都相当大。如果把GDP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因为GDP与未统计的经济活动之间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比例，这种失误并不大，但如果用来判断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各国的遗漏不同，这种失误关系就大了。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并不是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幸福相关。例如，军火生产是GDP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许多军火产品与我们的幸福无关。相反，多生产了军火，使用了本来能生产消费品的资源，还会减少我们的幸福。两个GDP相同的国家，一个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另一个奉行和平中立。前一个国家的GDP中军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一个国家军火生产很少。这两个国家人民幸福的程度肯定不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GDP也曾经相当高，但它们的人民有幸福吗？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市场价格与产品质量和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人们的幸福程度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而与价格关系不大。例如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急剧下降。按价格计算也许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是巨大的。现代杜会中，许多产品的趋势是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下降。仅仅按价格计算无法反映这种趋势。 环境和闲暇是影响人们经济福利和幸福程度的两大因素，但GDP统计中无法正确反映这些因素。经济活动会带来环境污染，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生产，GDP无疑增加了。但人们呼吸污浊的空气，喝受污染的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这能有幸福吗？经济活动带来污染，治理污染又增加了GDP。但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福利又增加了多少呢？闲暇是人幸福的来源，减少闲暇会增加GDP，但人们没有或减少了闲暇，经济福利虽然会减少，我们用闲暇去从事各种精神或没有产值的活动，例如听音乐、运动、与朋友聊天，都不会引起GDP增加，反而要减少GDP。但这种GDP的减少却是幸福的重要来源。人们的幸福程度、经济福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GDP也好，人均GDP也好，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的状况。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幸福状况，不是看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是否幸福，而是看所有的人是否幸福。衡量经济福利也不是少数人的经济福利，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一个社会如果收入悬殊过大，少数人花天酒地，多数人难以为生，即使这个社会GDP高，人均GDP高，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克普格曼认为，社会经济福利取决于生产率、失业率与收入分配平等程度。GDP可以反映出生产率与失业率，但完全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状况。其实收入分配差别太大、社会不安定，即使高收入的少数人也谈不上幸福二字。 正因为GDP不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福利，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诺德蒙斯提出了经济福利衡量指标，萨缪尔森提出了纯经济福利的概念，企图对GDP进行校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或经济福利，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GDP是生产的衡量，而经济福利衡量指标和纯经济福利是要衡量对福利做出贡献的消费。因此，这两个指标要在GDP之上减去某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加上某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GDP的项目。具体来说，减去GDP中没有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的项目（如污染、都市化的影响），加上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如家务劳动、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进行计算并没有完全解决。 当然，话说回来，GDP并不是不重要。它毕竟是幸福与经济福利的基础。这里又用上了一句俗话：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第十三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案 例1:假日经济有多大作用？消费函数理论在“五一”、“十一”、春节的长假期间，外出旅游的人增加，商店的顾客也人头攒动。于是，人们把拉动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假日带动消费上，并称之为假日经济。其实假日经济尽管很火也不过几十亿元而已，更别说假日之后还会冷落。假日经济这匹小马怎么能拉动经济这部大车呢？我们只要对消费函数理论有所了解，就能知道把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假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南柯一梦。经济学家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收入水平。人们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是消费函数。我们还可以用两个概念来说明消费函数。一个是平均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与收入之比。例如，社会收入为2万亿元，消费支出为1.5万亿元，平均消费倾向就是0.75。另一个是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的消费支出与增加的收入之比。例如，收入增加到3万亿元（增加了1万亿元），消费增加到2万亿元（增加了0.5万亿元），边际消费倾向就是0.5。 消费函数理论最早是凯恩斯所提出的。他确定了消费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把收入作为影响消费支出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贡献。但凯恩斯主观地推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但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少，却是错误的。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了长期中的消费与收入关系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长期中，平均消费倾向等于边际消费倾向，而且，是稳定的。这就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 经济学家不仅从数据上证明了消费函数的稳定性，而且还从理论上解释了这种现象。这些解释消费函数稳定性的理论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函数理论，各种消费函数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要从一生的角度来安排自己的消费与储蓄。人一生的消费取决于一生的收入，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每个人的消费与储蓄不同。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消费大于收入，有负债；在中年时收入大于消费，有储蓄；在老年时消费又大于收入，用储蓄支付。每个人都按这种方式消费。在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稳定时，消费与收入的比例就是稳定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人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性收入，即长期内的稳定收入。不确定的暂时性收入变动对消费并没有什么影响。在长期中，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消费也是稳定的。这两种理论分析的角度不同，但都证明了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消费函数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假日经济的认识。既然消费取决于收入而不是有没有时间消费假日多长，那么，如果收入水平不提高，就很难增加消费了。或者说，刺激消费的方法是增加收入，而不是放假。现在我们经济中的消费不足不在于高收入者没时间消费，而在于低收入者没钱去消费。当城市中失业人口和低收入者居高不下时，放假有什么用呢？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我们消费的主力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收入增加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情况。许多人强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但总是启而不动。其原因就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增加问题，恐怕刺激消费无从谈起。对于中高收入者而言，假日经济也起不到刺激消费的作用。消费函数是稳定的，即人们收入中消费的比例，从整个社会来看是稳定的。假日经济消费并没有增加总消费或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只是改变了消费的方式和时间而已。假日出去旅游的人以旅游这种形式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很可能要减少其他消费，例如，少买几件时尚服装，少去几次饭店，或推迟购车计划。商店更多遇到的情况是，节假日人头攒动，销售额猛增，但节假日过后冷冷清清，平均起来并没有什么增加。假日期间消费增加仅仅是消费方式不同和季节性变化，对整体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在国外，圣诞节也是消费高峰，有些地方，圣诞节的购物要占一年购物的1/3左右。但决没有什么圣诞节经济之说，也没有人希望由圣诞节经济去拉动经济。 在宏观经济中，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有两点重要的含义。一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是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就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占2/3左右。这就使经济能基本保持稳定，即使发生衰退也有底线，因为无论如何衰退，人们还要保持稳定的消费。例如，在美国1991-1992年的衰退中，消费支出并没有减少。这种消费的稳定性使经济衰退不太严重，并能较快地从衰退中复苏。二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使得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较为困难。在总需求中，波动最大的是投资。因此，使经济走出衰退或实现繁荣的关键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刺激投资。总把刺激消费，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甚至寄希望于什么莫须有的假期，经济，有点走入了误区。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发展假日经济，更不是反对放长假，只是认为不要扩大假日经济对刺激整个经济的作用，把假日经济神化。案 例2:中美消费倾向比较决定消费倾向的因素 据估算，美国的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约为0.68，而中国的消费倾向是0.48。有人解释引起这种差别的是消费观念。美国祟尚享受，今天敢花明天的钱。中国有节俭的传统，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在经济学家看来，消费观念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所以，不能用消费观念去解释这种差别，而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不同消费观念的经济原因。 正如消费函数理论所指出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但这种收入并不是现期收入，而是一生的收入或持续三年以上的固定持久收入。决定一生收入或持久收入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期。这就是说，人们的收入预期越稳定，消费支出越多。相反，即使现在收入水平高，但如果未来预期收入不确定性高，那么，人们也不敢增加消费，而要把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防患于未然。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这些年来经济强劲增长，这就使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增加有信心，相信未来预期收入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繁荣，股市价格上升，消费倾向从长期以来一直稳定的0.676上升到0.68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是个转型中国家，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打破了。人们普遍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的心态。一些企业倒闭，部分工人失业，机关等事业单位调整，也会有人暂时失去工作，即使现在收入高的，对未来的收入也没有十分把握。一切都在变，未来会怎么样，许多人心中没底。正是这种心态制约了人们的消费支出。消费信贷已开始实行，但绝大多数消费者不敢问津。在面对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时，有多少人敢借钱去买车、旅游或办婚事呢？ 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面广而水平较高。失业有失业津贴，老年人有养老金，看病有医疗保险或政府医疗援助，低于贫困线之下有贫困津贴，多子女单亲家庭有补贴，孩子上大学可以容易地得到奖学金或贷款。这一切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优，花起钱来当然大方了。转型中的中国原有计划体系下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适用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覆盖面不够广，二是总体水平低。社会保障要适合我们的国情，以现有的国力难以迅速扩大和提高。与社会保障配套的私人保险也不完善。所有这些都制约了消费支出。在人们要考虑到未来养老、医疗、孩子上学等问题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低也是正常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提高。 一国的消费倾向低，还与收入分配格局相关。在总收入与人均收入既定时，收入分配越平等，消费倾向越高。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就个人而言，消费倾向实际与收入是反方向变动的。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这样，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差别越大，消费倾向就越低。这是因为，高收入者得到了社会的大部分收入，而这些收入又有大部分被他们储蓄起来了，低收入者尽管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太少，这样，整个社会消费倾向就低。假设一个社会20的富人占有8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2，其他人占有2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7，这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为0.8×0.20.2×0.70.160.140.30。如果另一个社会20的富人占有2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2，其他人占有8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7，则消费倾向为0.2×0.20.8×0.70.6。 经济学家们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富人消费倾向高于穷人是古典学派的假设。凯恩斯根据这一点把收入平等化作为增加消费的政策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卜·罗宾逊根据这一假设提出，经济增长以储蓄率提高为条件，而提高储蓄率就要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其不平等程度已超过美国。更重要的是，无论收入的两极如何悬殊，只要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社会的消费倾向也是较高的。这个阶层是重要的消费者。美国社会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中国一方面收入不平等加剧，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富人消费倾向低，中低收入者占的比率小。消费倾向自然不会高。 所以说，中国消费倾向低不是有什么节俭的传统，而是穷。穷而要活下去，只有节俭。不能开源只有节流。一个国家有什么传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节俭是中国长期落后贫穷的结果，说不上是什么美德。生产本来是为了消费。如果一味节俭，发展生产是为了什么呢？ 这些年经济增长不如以前，失业人数（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许多人都感到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报刊也在呼吁人们打破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寻找新的消费热点，想方设法增加消费贷款，多次降息，但效果并不大。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机会、提离收入水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才是增加消费的正路。当然，这些做法不能立竿见影。增加消费，提高消费倾向决非只争朝夕的事。别忘了美国的消费倾向从0.676提高到0.68，仅仅0.004个百分点也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呢！案 例3:穷国的富人爱打高尔夫球相对收入与示范效应当富国的富人常去打高尔夫球时，穷国的富人也以打高尔夫球为时尚。当一国的富人率先穿上西装时，该国的穷人也以穿西装为荣。为什么穷国模仿富国的消费方式，穷人模仿富人的消费方式呢？当这种模仿成为消费中的一个规律时，它对整体消费有什么影响呢？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回答了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在分析宏观消费问题时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出发的。这种理论认为，消费者消费的目的是实现效用最大化；效用取决于个人偏好。微观经济学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假设消费者的个人偏好是既定的；不同消费者的偏好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杜森贝利认为，把消费者的偏好作为个人的事情，认为不同消费者的偏好互不影响是错误的。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中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他的效用不仅来自于个人消费中物质与精神欲望的满足，而且还来自于与别人消费的比较。效用是一种主观感觉，效用的大小要受到其他人消费的影响。这样，消费者的偏好就不是孤立、既定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从偏好的相互依赖性出发，杜森贝利证明了消费不是取决于消费者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取决于收入的相对水平，即在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中的相对地位。例如，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的偏好要受与自己收入相当的其他人影响。当这个阶级的其他人都购买汽车时，尽管他上下班很近无需汽车，也会受其他人偏好的影响而购买汽车，因为这象征着他的身份。使他决定购买汽车的主要因素不是他个人的偏好和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他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即相对收入。消费的相对收入假说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宏观经济现象。根据对长期消费统计资料的研究，消费是稳定的，即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都是稳定的。相对收入假说对此做出了解释。在长期中，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者收入也增加，但除非发生重大社会变革，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很小，各个收入集团的相对地位不变。这样，长期消费函数就是稳定的。相对收入假说得出了两个推论：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人要在社会上维护自己的自尊。自尊通过人的社会地位表现出来。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收入，并通过消费表现出来。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和消费方式被作为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成为成功的标志。他们的消费方式成为其他人模仿的目标。这种高收入水平者的消费方式对其他人所起的示范作用就是示范效应。在消费中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穷国的富人学习富国的富人打高尔夫球，一国的穷人模仿富人穿西装，都是示范效应的结果。在现实中示范效应引起某种消费时尚。在国际上富国的消费方式为其他国家模仿，成为消费时尚。在一个国家内，富人的消费方式被其他人模仿，成为消费时尚。了解消费时尚对预测需求变动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各个阶级的人在长期中形成与自己相对收入相称的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当短期中收入减少时，人们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习惯，并不会迅速减少消费。这种收入习惯引起的消费减少慢于收入减少的现象称为棘轮效应。在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破落的贵族宁愿借债也要保持贵族式消费的做法正是棘轮效应在起作用。现代社会中人们处于丰富的高质量商品的包围之中，这使人不断产生提高自己消费水平的冲动。同时，示范效应的存在使低收入阶级有向高收入阶级消费方式学习的冲动。这样，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也在提高。棘轮效应的存在又使消费不会随收入暂时减少而下降。这不仅使消费函数稳定，而且，对我们认识消费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有启发。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收入假说证明了，消费支出与收入的比例是固定的，消费的绝对支出量在一直增加，即使经济衰退，收入暂时减少时，消费支出量也不会减少。这表明消费本身是一种稳定经济的自发机制。由于消费本身稳定性的特点，要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经济并不容易。这种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以节俭为美德，消费水平低下，不利于发展。在经济开始发展时，出现了一个富人阶级，他们的消费方式被作为成功的标志，成为各阶级效仿的榜样，这就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有利于刺激发展。但富人的这种示范效应也是一把双刃剑。当这种消费水平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形成超前消费时，就会减少储蓄，把本应用于发展的资源用于消费，制约了发展。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曾出现过这种超前消费。一些富人喝酒要法国的XO，坐车要德国的宝马。在富人带动的以消费洋货为荣的风气下，宝贵的外汇用于消费，国内消费品工业得不到刺激，产生了不利影响。穷国的富人爱打高尔夫球并不可怕，问题是如何把富人引起的示范效应引导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第十四章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案 例:中国的IS-LM模型IS-LM模型的假定：需求决定产出（社会需要多少产品，厂商就愿意生产多少），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严重供给不足，不能用该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逐渐显示出需求约束性特征的背景下，就有必要建立中国的IS-LM模型。根据统计资料测算，我国居民的消费函数为：C=412.839+0.4538y；投资函数为：I=-725.5516+0.4264y-19.5494y；货币需求函数为：L=0.4939y-104.2760r。则可以推算出IS曲线：y=1312.4325-60.6808r+2.8788G；LM曲线：y=20.247M+211.1276r。若将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看作固定常数，则可以大致画出中国的IS-LM模型。（如下图）LMISry从上图可以看出：（1）IS曲线较陡。较陡的IS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对利率变化反映不灵敏导致的；（2）LM曲线较平坦。较平坦的LM是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较敏感导致的。第十五章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实践案 例 1:美联储2001年的多次降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政府时代经历了长达8年高涨以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国内生产总值以年率表示的季度增长率从第一、第二季度的4.8%、5.6%下降到第三、第四季度的2.2%、1.4%。制造业存货从2000年4月开始连续9个月增加，而制造业活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股票价格指数则逐月连续下降。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央行联邦储备系统连续采取行动：2001年1月3日，把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拆借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从6.5降到6.0%，1月3日、4日把贴现率从6.0%降到5.75%，再从5.7%降到5.5%；1月5日，又实行临时性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3天内净买进55亿美元政府债券、联邦机构证券和抵押贷款证券，以扩张货币供给。1月31日，再把联邦基金利率从6.0降到5.5，把贴现率从5.5降到5.0。 联储的行动在股票市场上迅速得到了反映。1月初联储宣布降息后，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天上升299.6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天也上升324.83点。1月底再次宣布降低贴现率后，股票市场反映就不及月初那样强烈。但人们还是预料，在联储调控下，美国经济有可能避免衰退。 但正如基本理论所说，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反衰退方面作用有限。联储几次降息并未能有效刺激经济。这使联储不得不再次降息，从2001年初到6月底，联储6次降低利息，降幅达2.75个百分点。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在美联储如此大幅降息动作刺激下，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疲软状态的美国经济在当年下半年应当出现明显好转。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6、7月份经济继续处于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尤其使人不安的是，制造业的衰退开始波及其他部门。造成这样疲软的原因，一是企业投资下滑。由于绝大多数企业盈利状况没有改善，不得不裁员，投资继续减少。二是美国经济疲软波及其他国家，日本经济恢复无望，欧洲经济开始放缓，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形势仍旧恶化，再加上美元坚挺，美国出口受到严重打击，2001年上半年出口比2000年下半年下降2.3%。三是华尔街股市萎靡不振，失业上升，使消费支出增势减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 8月21日再次宣布降息，累计降低利率3个百分点，使利率达到了1994年春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次降息，表明了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决心运用利率杠杆促使美国经济走出疲软困境。1991年，为了促使经济走出衰退阴影，美联储曾一口气降息9次。这次从2001年1月到8月，又一次连续降息7次，力度可说不小。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就是这样对美国经济进行调节：在经济趋于高涨时，实行适当的收缩，以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趋于衰退时，实行适当扩张，以防止经济过冷。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企业盈利能力增强，需求逐步上升，加上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物价水平开始上升。这样，联储认为，可以逐渐调整刺激性货币政策，转而采取加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案 例2: 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财政政策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局部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较长的稳定时期，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经济波动并未消除。19461985年，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和英国先后发生了7次程度不同的经济波动，法国也爆发了5次。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重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坚持平衡预算。 尽管二战时期的成就说明了赤字财政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积极作用，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并没有简单地接受赤字财政思想。他们交替运用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付波动，然而，他们却没有放弃年度平衡预算或周期平衡预算的目标，因而在他们的任期内出现的财政赤字数额较小。在杜鲁门的任期内的1948年，曾采取过减税措施，但是，由于战争结束后联邦支出急剧下降，到1948年联邦支出已降到360亿美元。所以，在杜鲁门任期的8个财政年度中，有4个年度出现了盈余，8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净额为44亿美元。艾森豪威尔1953年就任总统后表示要紧缩开支和减少国债。1954年，美国国会又一次通过减税法，但艾森豪威尔坚持减税必须以平衡预算为前提。1958年，艾森豪威尔又提出了整个经济周期预算平衡的观点。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的8个财政年度中，也有3个年度出现了盈余，8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净额为158亿美元。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时，经济上看得见的成绩是从1953年到1960年消费物价指数只增加了12.7%，和以后物价上涨的幅度相比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劳工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自1953年以来失业率在任何一年都没有低于4%。同时，经济增长缓慢。从1953年到1960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2.5%。 第二阶段是19611968年，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实行赤字财政。 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上台。他在一批受过凯恩斯主义系统教育的经济学家影响下，明确提出不怕赤字预算的观点。肯尼迪认为，艾森豪威尔时期失业率上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不快，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