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2].docx

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2 一、企业间债务的"正常增长"与"超常增长"1、企业债务的"实际增长"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经济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缘由，见Rostowski，1994)。特殊是经济高增长时期(旺盛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状况)。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计算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根据这种方法进行了分析(见表2)。但是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改变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精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问题。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起先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起先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状况下，更具体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晰的相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2、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困难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问题的困难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缘由，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肯定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探讨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3、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我们在现实中干脆视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须要我们着重探讨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须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即：d′≈d-p-g(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视不计)。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干脆视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很多，这或许更能说明问题。3.4当前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峻性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肯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自然的"，但仍旧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峻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起先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企业间债务与工业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觉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二、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从前面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始终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殊是80年头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其次，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应)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峻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非常严峻，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好像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1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始终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80年头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其缘由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起先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原有的中心安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起先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其次，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改变。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从逻辑上说，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必定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将来还款的信念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简单;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假如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2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别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缘由，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80年头后期以来，中国经验了两次经济波动，而企业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quot;宏观调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业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27%增至38.8%，然后接着攀升，12月达到80.2%。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心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业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11.76%猛增至104.9%，然后接着攀升，12月底达到214.5%，1994年6月份最高峰达到241.8%。紧缩时期企业间债务猛增的基本缘由是货币供应量的突然紧缩而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削减。货币量削减导致企业支付手段紧缺;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惊慌而无法偿还;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接着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这一基本因果关系表现在：第一，债务周转天数快速延长，比如1989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18.78天猛增至32.68天;1993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上一年的26.16天猛增至78.32天。其次，企业欠债总额与贷款(货币供应)的比率，快速攀升。1988年6月(4000家重点企业)的企业债务与全部工业贷款的比率为0.88%，银根紧缩后快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13.76%;1993年6月该比率为17%，宏观紧缩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36.86%。企业债务增量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也同样快速增长。第三，企业债务总额、企业债务增量与净产值的比重，也在紧缩初期快速上升(见表3)。全部这些都表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是作为货币(国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紧缩时期中介着交易活动，是在货币量增长速度放慢，而企业又要接着按原有速度扩大生产，进行投资活动的状况下产生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很多体制上的缘由，这在前段已经分析过了。在肯定的体制基础上，企业间负债会逐步增长，无论在经济高涨时期还是在紧缩期，都是这样。这种基于体制缘由的债务增长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包括全部制关系、法制、信用制度、银行结算制度等等)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常数"。而债务增长率?quot;波动"，或者说，那部分"额外的"增加，却有其宏观经济运动的缘由，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需将企业间债务突发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加以对待并由此动身找寻解决问题的对策。3最终需求即"投资项目拖欠"的确定性作用中国历次经济过热，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特殊是以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各地方、企业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种方法扩大投资规模，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投资超概算"。据国家计委的统计，1983年以来全国投资项目实际投资平均超概算32.6%。1990年国有、集体单位投资共3477亿元，而资金到位只有2965亿元，存在512亿元"缺口"(见周正庆1990);199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企业间相互拖欠。并都期盼银行多发贷款来"补足"。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观调控"也必定首先从"压缩投资规模"为起点。迄今为止，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实行相应的手段，压缩建设项目，包括停建、缓建已上马的项目和停止批准新项目上马;其二就是货币政策，压缩贷款规模，从支付手段上进行限制，削减投资支出。在传统的行政安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快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状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企业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导致中心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心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实行抵制的看法。这一方面使中心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心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方法避开中心宏观政策的影响，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安排接着进行下去。所谓"各种方法"，归根究竟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状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方法，得以接着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应的压缩和地方企业接着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方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中国经济中还是整个企业债务链的"源头"或"牛鼻子"(周正庆，1991)。社会总产品可分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而最终产品的需求又分成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大小取决于消费品购买力与投资品购买力。在宏观调控初期，消费购买力并不发生紧缩，相反，由于经济过热，物价已起先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会加大。而宏观紧缩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就是压缩投资需求。投资品购买力因货币供应的紧缩而下降，与此同时投资项目拖欠款增加，构成企业债务大量增加的初始点。投资项目拖欠，导致投资品生产者"人欠款"增多，流淌资金起先惊慌，本身无力支付购买原材料的款项，于是也起先"欠人"，即欠中间产品制造厂家的货款;接下去位居生产流程"下游"的中间产品制造厂家因周转不灵，起先拖欠"中、上游"中间产品制造者的货款，于是企业拖欠一环环扩绽开去，向整个经济扩散。假如我们假定由于企业拖欠，使投资活动与其他生产活动的水平(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同时工资支出(用现金)与生产保持同步增长，那么消费需求也就可以保持不变。这说明，理论上完全可以仅仅因为投资项目拖欠而造成整个经济中企业间债务的增加。在现实中，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期间，消费品需求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增长势头，消费品生产经过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供销连接也基本上处于良好状态;企业债务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项目拖欠和投资品需求缺乏资金保证所引发的。据在东北三省的调查，企业欠人款总数的25%是投资项目欠款;而这25%的欠款，又干脆引发"上游"产业的欠款，加起来能占欠人款总额的75%(周正庆，1993)。关于湖北钢丝厂的案例探讨表明，货运汽车这一最终产品(投资品)生产厂家的拖欠，引起了"上游"一大片企业拖欠问题的愈演愈烈。这一分析提示我们充分留意"最终产品需求"这一重要环节。当然，宏观货币紧缩政策一般也会引起企业流淌资金的普遍惊慌，从而在一些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上加剧企业拖欠的发生。比如1995年山西流淌资金贷款规模比上一年少增加2000万元，而同期工业生产增长了17.1%，但是，无论如何，假如最终产品需求是有资金保证的，一切中间产品的购买最终也会有支付手段与其相对应。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总需求说究竟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货币供应量削减引起的购买力(有效需求)的削减，全部归结为最终产品购买力的削减。同时，还要留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不足，企业通常的一个对策就是"挪用"流淌资金，这是造成所谓流淌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缘由。最近的二个实例是山西某化学工业集团1995年动用6000万元流淌资金投入到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完工的投资项目上去;山西某液压件厂动用2000万元流淌资金投入到投资项目上去，流淌资金一下子削减20%。总之，把握企业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削减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4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怜悯况中看出。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削减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确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确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状况是全部环节上都发生"资金惊慌"，并导致全部环节、全部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确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状况反映的概括)。5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应，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心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赐予的信用，代替削减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肯定时期，若PT为肯定(增长速度为肯定)，V不变(假定)，M削减或增长速度下降，必定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工业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殊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应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与此同时，企业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缘由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缘由，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缘由的分析，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限制来限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削减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约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殊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与民众主要关注的指标)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高不下，延缓了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这一关系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6产成品积压、"资金占用"与企业债务在经济紧缩时期可以视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个别企业资金"被占用"或被"套住"。由于这一现象往往与"资金惊慌"和"企业间债务增加"共同发生，于是常常听到人们说"库存积压引起资金惊慌"，或者"企业债务拖欠引起库存积压"。这些观念似是而非。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买或人们买不起，即没有资金来购买产成品，才发生了库存积压。假如以前在正常状况下产品卖得出去，现在因货币紧缩而发生库存增加，则说明是"资金惊慌"造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是产品卖不出去，占用了资金，资金回不来，无钱买东西发工资，也不能还别人的债;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资金是流通的，不是在A的手中运用，就是在B的手中运用(当然流通速度会发生改变);产成品积压是因为"别人"资金缺乏不来买你的产品，而不是因为你的产品积压而导致社会的"资金惊慌"。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企业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接着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经济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中，我们也要分析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改变;其次，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假如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肯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问题、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须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接着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惊慌"(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三、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1我们面临的特别问题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发展到肯定程度，自然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假如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社会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实行各种方式刚好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削减自己原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其次，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须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明显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实力等所确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始终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处，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法律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2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行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始终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其次，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削减债务。以往的阅历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安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除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削减与避开。企业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方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依据理论分析与实例探讨，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其次，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明显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假如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状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方法解决。"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问题发展到肯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实行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须要，中心货币当局自己始终在实行一种不妥协原则，即始终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状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自然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接着增长15%左右的状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肯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实行"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实行"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方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忧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状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肯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心货币当局在延长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行避开地实行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状况);当企业起先被迫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假如没有肯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假如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削减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实行增大货币供应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富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实行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四、对策思索：调整总需求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1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状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缘由：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惩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假如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行能建立起来。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须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需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变更的状况下，在中短期实行可能使状况有所改善或得到限制的对策。2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详细的一个体制上的缘由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缘由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阻碍其接着获得贷款，接着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旧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肯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淌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须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起先，逐步完善。3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接着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需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依据前面的一系列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肯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殊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其次，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淌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淌资金贷款的详细形式)的方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假如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依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目前状况下，即在1993年7月起先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状况下，实行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激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供应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接着激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干脆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淌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削减"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淌资金贷款;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应，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状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经济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淌资金供应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行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其次，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肯定的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