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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德成为一种义务 健康是一种道德义务 人们通常把健康问题看作是与他人无关、与道德无涉的一己私事，但是否真地是这样呢? 健康内涵中包含着道德意蕴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躯体的缺陷和疾病。还要有完好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实力。”这肯定义同时强调了人的健康所涉及的身体、心理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的因素。虽然这肯定义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健康的道德因素，但“心理状态”(包括道德健康)和“社会适应实力”(如社会责任)这两项健康要素中都缺少不了道德的参加。这说明健康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人自己身体的健康无损，而且还要兼顾他人和社会方面的因素。 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中可以看出，健康不仅包括客观的生理事实，而且也包括主观的价值取向。由此，我们可以把健康从总体上分为生理健康(或肉体健康、客观健康)与心理健康(或精神健康、主观健康)两大类。生理健康是一种医学事实，有可能通过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给它制定一个客观的标准，符合此标准即为生理健康，不符合此标准则为生理不健康。但是心理健康却很难制定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因为心理健康问题与价值问题经常有着亲密的联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对健康的不同价值推断标准。因此，即使一个人在身体上有一种或多种缺陷，但他仍旧可以感到很华蜜、很健康，并可以自视为健康的。例如，一位患了高度近视的学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佩戴眼镜是不健康的。同样，一位影视女演员或许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过度减肥是不健康的。人们对健康会有不同的理解，也会因之而持不同的健康标准，从而作出不同的健康选择。 强调健康内涵中主观因素的意义在于发掘其中的道德意蕴：正因为健康在许多状况下是个人依据自己的价值推断所作的价值选择，而这种选择可能会对他人和社会产生肯定的影响，所以人们必需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个人健康并非只是个人的私事，其道德义务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就在于个人健康干脆关系到公共的健康。有学者认为：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其实，健康也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因为个人的健康状况会干脆或间接影响到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是由于健康对于个人、他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使得健康问题从私人领域扩大到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使之具备了道德意义，成为了公民的一种道德义务。节炎 健康选择具有道德倾向性 健康在肯定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为一个人可以由于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保持健康，也可以因为选择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导致疾病。有很多疾病都是由人的不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所引起的。例如：8090的肺病是由长期吸烟所致，大部分的艾滋病是由干脆或间接的担心全性行为或吸毒者共用针头所造成的，不系平安带或不戴头盔的行为也增加了因车祸而导致残疾的风险。目前，酗酒、吸毒、赌博、不正常性关系等不良生活方式大量存在，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人的健康离不开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们依据自己生活机会中可供选择的方案所选择的健康相关行为的一些集合模式。人的个体和群体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健康有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不健康生活方式是导致疾病的重要人为因素。据统计，我国的死亡人数中近40的人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导致的死亡，美国则为50。一个主要由于不良生活方式而导致的疾病的例子便是艾滋病。艾滋病在全球的流行对整个人类社会构成了严峻的威逼。目前，艾滋病防控形势仍很严峻。因此，我们在探讨健康的道德问题时必需考虑个人的行为，因为个人的行为结果会对或近或远的他人产生肯定的影响。个人的行为也是个人应对自己的健康担当道德义务的基础。 有选择的地方就会有价值推断，在有价值推断的地方就会有道德选择。健康活动通常是在主体价值观念的指导下的创建性活动，这就确定了它也应当是一项道德性的活动。正因为人的健康，在很大范围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命定的事情，所以健康问题也可以是一个道德义务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可以随意对待的，或道德上中性的事情。假如我们选择那些可能导致疾病的生活方式或行为，那么我们的选择就是不道德的；假如我们选择主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那么我们的选择就是道德的。正如美国学者RT诺兰对精神健康所论述的那样：“精神健康是个人对于自己和社会的华蜜所负的一项重要义务。一个人假如选择那些有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行为，就等于否定了个人人格的完整和社会的圆满。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要担当道德责任的。” 诺兰对精神健康所作的论断同样适应于肉体健康。一个人对健康选择的看法事实上反映了这个人的价值观。比如，一个患了传染病的人是选择刚好就医复原健康，还是选择拖延病情以致传染他人，就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道德水平。所以。当个人不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有可能会影响他人和公共健康时，个人就有义务变更自己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当然，并不是全部的不健康都是不道德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选择的(或主动的)不健康和非选择的(或被动的)不健康。选择的不健康是指由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所导致的不健康，如以上所说的由不良生活方式或生病却拒绝就医所导致的不健康。非选择的不健康是指并非由人的主观意志所能确定的因素导致的不健康，它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不行抗拒的外在因素所导致的不健康，如天生生理缺陷、未知因素所引起的疾病、被他人恶意传染的疾病等。由不能限制的因素所被动引起的非选择的不健康，其患者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不应对他进行道德指责。只有那种自由选择的不健康才是不道德的，才应当受到道德上的指责。 健康对个人与社会而言都是一种道德义务 一个人的任何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脱离社会的、仅具有个人意义的。诺兰认为“人并非自己处在一座孤岛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何。不仅影响着他(她)个人的存在，而且还影响着他(她)与之相关联的别人。因此，道德的要求便扩展到了任何一个人的行为中。”每个人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以及健康状况都会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个人的健康与他人的健康是亲密联系、不行分割的。个人的健康是在维护和促进他人健康的过程中实现的，个人与他人共同构成了健康的主、客观环境。因此，维护和促进他人的健康便成了个人的应尽义务。虽然每个人都有健康的权利，但个人的健康权利已经重合于他人的健康权利之中了，因此，维护他人的健康权利便成为了维护个人健康权利的前提。同时，维护和促进他人的健康权利也必需维护和促进自身的健康权利，因为自己的健康也是他 人健康的外部条件。个人的健康构成了他人和社会健康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的健康也有赖于每个人的参加。因此一个人的健康，不仅对于这个人，而且对于社会都是重要的。假如你不是健康的创建者，就可能是健康的社会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仅有维护和发展自身健康的义务，而没有损失自己健康的权利。假如我们在对自己的健康选择中不考虑对他人和社会健康的影响，那么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健康就无法得到保证，我们也就没有履行自己的健康道德义务。另外，在福利医疗或合作医疗制度下，一个人会因“自找的疾病”(如吸烟、酗酒导致的疾病)而占用公共的健康医疗资源，这对他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人和社会没有义务为个人的这种“自找的疾病”付账。 人们通常认为健康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而道德问题只存在于公共领域。其实，在私人领域也存在着道德问题，这是因为“人们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和相互依靠的，人们彼此寻求以友情、家庭和社会的方式相互陪伴，为了平安和生存的目的相互依靠。个人之间的主动关系，机构之间的主动合作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记。对于人们身体方面特性的适当关怀，对于一个人做出关于自己身体方面确定权的关注必需与这样一个事实进行权衡，即每一个行为都会影响到他人”。因此，一个人因患传染病而被隔离或许违反了他的意愿，但在这种状况下，他应当权衡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公共的健康利益，要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在自我权利方面作出必要的让步，因为在严峻威逼全社会公共健康的状况下，个人的权利应当听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相反，假如我们在这种状况下一味地强调个人的权利而无视公共的健康，那就是不道德的。正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他们继承过去、生于现在、走向将来，所以他们“有主动的义务贡献于公共的善(common good)，并分担他人的重负。指出个人的义务并不仅仅是为了他本人，而且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或她的福利与疾病都有社会的意义。保持健康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全部与他或她有社会联系的人都有重要的意义。” 个人对社会有健康的道德义务，同时社会或政府也对个人的健康负有道德义务。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健康道德义务是相互的。个人为了他人和社会须要应尽健康的道德义务，同时，他人和社会也应保证个人的健康。例如，政府、企业等社会管理、经营部门有义务实行必要的措施、供应充分的条件来保证人们的健康。社会也会作出损害个人健康的选择，例如，媒体对不良生活方式或有损健康的产品的宣扬、企业对公共健康环境的污染、政府对疾病的预防与限制不力等。因此，社会在道德上有义务通过自己明智、负责任的选择，借助于舆论、教化、管理等机制，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总之，良好的健康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一项道德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