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朱元璋_朱元璋之恶超乎你的想象！.docx

真实的朱元璋_朱元璋之恶，超乎你的想象！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一个汉民族组建的明王朝。不过，这并不等于汉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起先。一、朱元璋的大屠杀明政府统一华夏，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人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当跟历史上若干宏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蒸蒸而上气氛。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汉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安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纳七世纪武则天当政时期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似乎儿戏。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能。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能的干部不能并存。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打算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1390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觉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绽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敬重的开国元老，77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三年后，1393年，朱元璋发动其次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马上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打算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依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挚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共享富贵时，却遭受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老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犹如一家，却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才智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最终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还有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白朱元璋的专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马上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在全部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得以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可以说，十四世纪的最终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依据统计，中心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扩散，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假如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二、灭亡人性的特务机构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缘由是皇太子软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肯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行，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运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应对。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当皇帝的武则天的境况更为严峻，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肯定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爱看别人流血、看别人苦痛、看别人跪下来向他请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一般人，对他的挚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难。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难扩大，无法加以限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间或都还有他和善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有意做出来的小动作。mdash;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推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然而，仅只屠杀，带给国人的苦痛，仍是短暂的。朱元璋对国人最严峻的损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始终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终归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全部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溢自卑的情意结中，异样艳羡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剧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有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务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当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终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肯定限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干脆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十五世纪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十六世纪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隐私警察，遂相互交织，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便利，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干脆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吩咐。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假如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对人性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假如被惩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苦痛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肯定有宦官高坐中心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马上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苦痛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性的图画。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殊训练。假如得到满足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苦痛也较轻。假如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三、肯定专制制度的建立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心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当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十四世纪八十年头，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干脆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干脆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肯定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高校士。高校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高校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今消逝。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才智的结晶，可以恒久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复原宰相制度，假如有人如此恳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牵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改变莫测的帝国事务，必定手足失措。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150件奏章，裁决400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高校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留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吩咐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依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慢慢滑入高校士之手。高校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内阁高校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高校士都可签留意见，必需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高校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高校士终归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高校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留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更主要的缘由是，高校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看法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高校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说明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高校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吩咐，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高校士之间，往往互不相识。皇帝对高校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高校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纪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需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化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40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缘由很简洁，他负责服侍皇帝，并担当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高校士签注的看法，必需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与看法。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用心嬉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依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高校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留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高校士都由宦官举荐，肯定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国人的不幸。四、大黑暗时代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丽宏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起先由绚丽而安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起先沉淀。十四世纪末期，这河流最终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浩大最可哀的时代。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说明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说明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说明，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说明。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确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学问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举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说明，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明显是讽刺他作过反贼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说明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明显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说明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则是钓钩。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用，称为秀才，即初级学问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与省级考试（乡试），录用后称为举人，即中级学问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与由教化部（礼部）主持的中心级考试（会试），录用后再参与由皇帝主持（事实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用后称为进士，即高级学问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当宰相（高校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科举对学问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学问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育参与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十四世纪八十年头，朱元璋更特殊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学问分子遵守。十五世纪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运用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这种形式是严格的，不能变更，变更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看法，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气说话，即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四平八稳，事实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索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索，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假如被主考的试官观赏录用，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500年间，中国学问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奇妙，和最高校问。学问分子所从事的唯一探讨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学问分子不再用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用接触。年轻人间或翻阅五经四书，或间或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后悔奢侈珍贵的光阴，即家长和老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假如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爱好，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认为是读闲书，奢侈光阴。自此，学问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学问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明王朝统治阶层由这类学问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如同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原来应当生气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原因，反而大悦，以挨廷杖为忠臣而骄傲。人性尊严被严峻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摆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刺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