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全套课件 第九章侵犯与亲社会行为.doc

第九章 侵犯与亲社会行为第一节 侵犯的实质一、什么是侵犯（一）、侵犯的定义侵犯即侵犯行为，也称攻击或攻击行为，指有意伤害别人且不为社会规范所许可的行为。伤害行动、伤害意图与社会评价，是侵犯概念的三个要素。首先，侵犯行为必须是伤害性的。实际造成伤害的行为和可能造成伤害的行为都可以是侵犯行为。如开枪杀人，但子弹没有命中目标（导师），未造成实际伤害，也仍然是侵犯。因为有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其次，判断一种行为是否侵犯，必须考虑到行为者的动机，即行为的意图。异域伤害别人的行为，尽管没有造成伤害，也是侵犯行为。如有人愤怒之下对人开枪，但枪是退了膛的。这种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实际伤害，但行为者的意图是要伤害别人，而且行为本身的确可能造成伤害，因此是侵犯行为。有些行为，虽然实际上造成了对别人的伤害，但行为者却没有伤害别人的动机，则也不是侵犯。例如，偶然的车祸伤害，意外医疗事故，缺乏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伤害行为，都不属于侵犯。再次，与其他有意伤害行为不同，侵犯是社会所不允许的。警察追捕罪犯时为防止罪犯伤害自己与别人采取的制服措施；个人受到侵犯时的正当防卫，虽都是有意伤害行为，但都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因而不是侵犯。当然，非侵犯性的伤害行为也可以转化为侵犯。警察制服歹徒后，如继续对其虐待，则就构成了侵犯。据报载，一位男青年为教训另一个对自己女友非礼的青年，将其打伤，结果两人一起被拘留。这位男青年很不理解，惩恶者怎么被法律所制裁？这是典型混淆侵犯与非侵犯行为的例证。（二）、侵犯与敌意法律上，一切可能造成身体、精神伤害，并不为社会许可的行为都属于侵犯。但实际生活中，许多语言的侮辱、中伤、欺骗都没有造成法律所规定的严重的、明显的伤害后果。习惯上，人们将这一类非身体接触性的直接或间接的有意伤害归为敌意。除此之外，敌意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即高度排斥性的态度。敌意与侵犯的最大区别，是它没有明确的社会规范限制。社会对于敌意的宽容，远远大于侵犯。因此，在侵犯受到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而不能实现时，往往是以敌意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敌意实质为代偿性的侵犯。敌意不是侵犯，但可能会激发别人的侵犯，也可能发展为侵犯。敌意行为还可以直接激化人际冲突使敌意上升为侵犯。（三）、侵犯的普遍性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不太平的。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起，暴力与战争就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在悲观主义者的眼睛里，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暴力与侵犯遍及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经典哲学家看来，贫穷与愚昧是暴力和犯罪的根源。但是，虽然整个世界的文化教育日益普及，繁荣、财富在以等比级数的速度积累，但暴力与犯罪都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到80年代初，美国人的人均购买力差不多达到50年代的两倍，但是暴力犯罪却一直呈上升趋势。我国大陆地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发生迅猛的积极变化，但暴力犯罪却没有因此减少。在有些大城市，人们的安全感不是随城市变革上升，反而是显著下降。毫无疑问，全人类都需要社会心理学家在侵犯这一与人的生存与幸福息息相关的问题上做更多、更深入地研究。二、侵犯挫折理论（一）、最初理论观点挫折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阻碍个人达到目的的外部情境；一是指由于目的行为受到阻碍而激发的心理紧张状态，虽然，目前人们对于挫折的理解已经在后一种意义上取得共识，但挫折侵犯理论中的挫折，却是指前一种含义，即“阻碍目的行为的一切事物”。挫折侵犯理论最初是由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于1939年提出的。他们认为，“侵犯永远是挫折的一种后果”，“侵犯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条件的”。多拉德等人的最初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侵犯的强度同目的受阻的强度成正比例关系；2、抑制侵犯的力量，同该侵犯可能受到的预期惩罚的强度成正比例的关系；3、挫折强度一定的情况下，预期惩罚越大，侵犯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如果预期惩罚一定，则挫折越大，侵犯越可能发生。（二）、理论的修正随着大量资料的积累，人们越来越到最初的侵犯侵犯理论观点过于简单、概括，对许多同挫折和侵犯有关的现象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例如，许多人受到挫折后都并不发生实际的侵犯行为，许多侵犯行为的发生与挫折无关。为此，原有理论提出者之一，心理学家米勒1941年提出了修正观点，认为挫折也可以产生侵犯之外的其他后果，挫折并不一定引起侵犯。将有关的理论与修正理论一起考虑，可以得到如下图的一个理论模型。（三）、实验验证挫折侵犯理论得到了大量实验研究的验证。另一方面，这些验证性的研究也反过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挫折侵犯理论。1941年，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所做的一项著名实验，很好地证明了挫折同破坏性的侵犯行为之间的关系。该实验安排实验组儿童站在窗外看一个满是诱人玩具的游戏室，但不允许他们进去玩那些玩具。由对有高度吸引力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情境，来使实验组儿童产生挫折。控制组儿童一开始就被允许直接玩那些玩具。研究结果发现，当实验组儿童最终有机会玩那些玩具时，他们明显比控制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破坏性损坏玩具的行为，他们常常将玩具摔在地上，或是往墙上砸。挫折引发了更多的破坏性行为。心理学家马利克等人1966年所做的实验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们以三年级学生为被试，去完成搭积木的实验工作。对于实验组，实验的操作是搭完积木有报酬，但实验安排一个六年级同性别的学生捣乱，不让他们搭成，借以引起挫折。对于控制组，则没有获取报酬的安排，所出现的大孩子也不是捣乱，而是帮助。实验的后一个阶段，安排每个被试有机会在不见面的情况下电击实验中出现的大孩子。实验者告诉被试“如果刚刚的大同学没有正确回答我的问题，你就给他电击，给多少次，给多强的电压都行。他不知道谁在电击他”。研究结果表明，受挫折的实验组被试实施电击的次数更多，电击也更高。挫折增加了人们造成被人痛苦的侵犯性。研究者还发现，如果合理解释捣乱者的行为，说捣乱者情绪不好，则被试可以重新理解捣乱者的行为，减少侵犯。这一发现说明，在实验的条件下，人们仍然保持着对于侵犯行为的控制，并要求使自己的侵犯行为得到合理解释。即使是孩子，公平的观念也已为他们所掌握。如果他们认为捣乱是故意的，则也感到有理由给他们造成更多的痛苦。如果捣乱有可以接受的理由，则对其实施侵犯的理由就不充分，从而减少侵犯行为。（四）、“武器效应”由于原有理论过度估计了挫折与侵犯的联系，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1978年以其有影响的“武器效应”研究为根据，进一步修正了挫折侵犯理论。他提出，挫折导致的不是侵犯本身，而是侵犯的情绪准备状态，侵犯行为的发生还受情境侵犯线索的影响。与侵犯有关的刺激倾向于侵犯行为得到增强。伯克威茨等人1967年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们先让实验助手故意制造挫折情境，激怒被试，然后，实验安排一个机会，让被试可以对激怒自己的假被试实施电击。电击时有两种情境。一种是可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支左轮手枪，一种是只看到一只羽毛球拍。实验的结果与研究者的假设是相符的，被激怒的被试在看到手枪时，比看到羽毛球拍实施了更多的电击。手枪增强了人们侵犯的行为。后来，人们将武器增强侵犯行为的现象称作“武器效应”。伯克威茨的研究和理论使人们相信，美国社会广泛的暴力事件与私人普遍拥有枪支有关。正如伯克威茨所说的，“枪支不仅仅使暴力成了可能，也刺激了暴力。手指抠动扳机，扳机也带动手指”。受美国国内控制武器的呼声日益高涨和日本留学生在美无辜被枪杀事件（1992年日本留学生在万圣节走错门被房主枪杀。他没有听懂房主的英文，而房主又）的影响，美国国会于1993年11月通过了禁止私人拥有、制造和买卖半自动武器的法案。三、侵犯的社会学习观点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赞同，学习是侵犯的主要决定因素，侵犯是习得的，也可以通过新的学习过程予以消除。（一）、侵犯可以通过强化来培养心理学家沃尔特斯1963年做了一项经典研究，揭示通过奖励儿童的侵犯行为，可以明显增加儿童对于侵犯性行为方式的运用。这项研究的材料，是特别设计的一个玩具娃娃。娃娃肚子上写着“打窝”。当用拳头打娃娃的肚子时，它的眼睛和插在钮扣洞上的一朵花会发光。参加实验的被试儿童共分四组。第一组每次拳击玩具娃娃都得到一个有色玻璃球作为奖励；第二组则间断获得同样的奖励；第三组没有外加奖励，只有拳击时娃娃的发光作为积极反馈；第四组为无强化支持的控制组。两天实验后，随后的处理是用巧妙的方式引起被试的挫折，然后安排被试同一个未参加实验的儿童玩一系列游戏，看被试如何解决游戏中出现的矛盾。结果发现，在推人、踢人、撞人、拳击、拽头发等侵犯性行为表现上，各个奖励组被试实施的侵犯明显多于控制组，而其中又以间断强化为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各组。经典的强化理论原理，在这一实验的结果中都得到了体现。后来的进一步研究考察儿童使劲拳击和轻轻拳击玩具娃娃的作用差异。结果发现，与轻击而受到奖励的儿童相比，因重击而受到奖励的儿童更富有侵犯性，倾向于用侵犯的行为方式解决冲突。研究者认为，各种行为所受到的强化支持不同，儿童对于这些行为的价值知觉也不同。对于受到奖励的行为，儿童也知觉成更有价值，因而倾向于保持这些行为。（二）、侵犯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而获得观察学习及其规律的揭示，是班杜拉的杰出贡献之一。班杜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行为的获得与行为的表现是两回事，通过是否有某种行为去判断是否学习到了一种行为是错误的。人们可以仅仅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表现，就可以获得有关行为的概念，学习到这种行为。至于行为的表现，则涉及更多的其他原因，如表现的需要，情境的许可等。班杜拉与其助手进行过许多研究，证明通过榜样的雷同行为，儿童就可以学习到侵犯。1961年，班杜拉等人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幼儿园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他们让被试儿童与一个成人待在一间屋子里。屋子里有一个高约1.5米的充气娃娃。与实验组在一起的成人，先装配一会其他玩具，然后把注意转向其他娃娃，对其实施9分钟的暴力侵犯，不仅拳打脚踢，而且还骑到娃娃身上，或使劲摔它，并用木棍抽打。侵犯的同时，嘴里还不停喊：“揍它的脸”，“打倒它”。与其在一起的孩子，则一直看他如何对玩具娃娃实施侵犯。与控制组在一起的成人则静静地装修其他玩具，不去注意充气娃娃。过一会儿之后，每个孩子都被单独留在游戏室20分钟，室中除其他玩具外，有三个充气娃娃。实验结果发现，实验组儿童模仿了成人的许多侵犯行为，对充气娃娃的侵犯远远多于控制组，两组差异十分明显，下表是该研究的具体结果。儿 童 观 察 不 同 榜 样 后 的 侵 犯 行 为 组 别 榜样行为 侵 犯 行 为 总 量 身体的 语言的 实验组 侵犯的 12.73 8.18控制组 中性的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不仅直接的观察学习可以使儿童学习到侵犯行为，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的间接学习，也可以使儿童接受到同样的影响。（三）、去学习与再学习过程可以减少侵犯社会学习论者认为，行为既可以习得，也可以通过新的学习过程改变或消除。班杜拉1965年所作的一个经典实验，很好地证明了上述观点。他先让被试儿童看一部5分钟的电视片，内容是一个孩子走进一个塑料娃娃，让它扫地。娃娃当然是没有反应，然后这个孩子就用各种侵犯行为惩罚娃娃，包括拳打脚踢，骑在娃娃身上揍它的屁股，并用木棒抽打，而且边打边喊，“好，揍你这个东西”。看完电影后，研究者将被试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奖励组，让这一组被试继续看一段电视片，内容与前一段电视片连贯，描述影片中孩子侵犯塑料娃娃之后，进来一个成人，不仅口头称赞孩子的侵犯行为，而且给予糖果作为实物奖励；第二组为惩罚组，也继续看电视片，但内容换成进来的成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惩罚侵犯塑料娃娃的孩子；第三组为控制组，只看前一段影片。实验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让各组被试分别单独与其他儿童游戏，并通过一定方法造成挫折，看被试如何解决自己同其他孩子的冲突。结果显示，奖励组儿童实施的侵犯行为最多，控制组其次，惩罚组最少。是否后两组被试学习的侵犯行为就较少或没有学到某些行为呢？班杜拉等人又做了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当实验条件改变为以侵犯的行为方式来获得奖励时，三组被试学习到的侵犯行为表现出没有差别。研究者认为，事实上三组被试在研究第一阶段的电视片中学习到了同样的侵犯行为，但奖励组和惩罚组通过后来的电视片建立了新的学习经验。后一段电视片中加在故事主人公身上的奖励和惩罚，虽然没有直接加在被试儿童自己身上，但仍造成了加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类同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替代强化。通过替代强化作用，奖励组儿童的再学习过程支持了已经学习到的侵犯行为。因而他们在与其他孩子发生冲突时，倾向于更多地使用侵犯行为。而惩罚组儿童的再学习经验，是反对已经学习到的侵犯行为的，是一种抑制原有学习经验的去学习过程，因而他们倾向于回避使用侵犯行为。第二节 侵犯的影响因素影响侵犯的内外因素很多，个人的情绪状况、道德发展水平与自我控制水平，群体的影响，大众媒介的作用，都可以影响到人们的侵犯行为。一、情绪唤起水平个人的总体情绪唤起水平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侵犯行为。70年代后的大量研究发现，不仅总的情绪唤起水平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侵犯行为，特异性的唤起水平，如性唤起，也会改变人们的侵犯行。心理学家多纳斯坦等人在80年代初期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暴力色情的宣传会增加人们的性唤起水平的途径，增加人们的侵犯性。社会心理学家派因罗德1983年曾经总结、描写性暴力的色情文字或音像制品，至少在三个方面会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第一，引发人们的性唤起；第二，引导人们错误理解性侵犯受害者的反应；第三，直接增加人们的侵犯性，尤其是对女性。下图是多纳斯坦1980年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受暴力色情影响的被试对女性实验助手实施了更多的侵犯行为。侵犯性的增加，对性侵犯社会危害的曲解，以及性侵犯幻想的激发，是性暴力宣传具有严重社会效果的直接心理原因。很显然，我国杜绝此类黄色精神污染是绝对正确的。二、道德发展水平与自我控制很容易理解，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越高，其以别人痛苦为后果的侵犯行为也就越难于发生。道德的实质，是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考虑到他人的利益。研究表明，道德水平越高，个人就越容易从他人利益的立场感受和思考问题，行为也越趋近于正好与侵犯相反的亲社会方向。这方面有关的研究，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侵犯控制的问题时涉及。自我控制也是直接与侵犯行为相联系的个人品质因素。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莱姆在研究权威服从的问题时发现，当权威的影响不是面对面地直接施加，而是通过 远距离传送，从而使个人自己的责任行为意识增强时，个人的侵犯行为的强度会明显下降。（这一研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提到）三、角色与群体的影响我们在第一章中谈到的监狱模拟实验，很好地说明了当社会对一种特定社会角色较为容忍时，人们的侵犯性会明显增加。武器效应的研究揭示了侵犯性线索会明显提高人们侵犯性冲动的释放。1979年，两位以色列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大学生在群体中倾向于比独自一人时有更多的攻击性。四、大众媒介我们在讨论社会学习观点和暴力色情宣传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大众媒介对于人们侵犯行为的影响。80年代中期，电视台公开播放美国引人入胜的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结果青少年中间出现了许多加里森敢死队，模仿电视中的情节或镜头侵犯无辜者，致使电视台不得不在社会呼吁之下，中途停止播放这一节目（射雕，学轻功）。第三节 侵犯行为的控制一、侵犯行为的社会制约按照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在人们自我意识正常的情况下，侵犯行为是在行为本身对个人有价值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行为的预期代价超过行为能够带来的满足，则行为就会被抑制。因此，社会增加对侵犯行为处罚的强度，可以实现侵犯行为的外部控制。动物学家艾泽林1967年曾经进行过一项著名的疼痛攻击实验。方法是让獾捕食位于笼子另一端的老鼠。在獾必须通过的格网上，通以电流，而且越接近老鼠电压越高，由其产生的电击痛苦也越来越大。研究者以电压的高低来考察饥饿的獾攻击老鼠时所能忍受的疼痛。很显然，当电压高到一定数值，造成的痛苦过大时，獾就会宁愿挨饿而停止攻击。因为此时捕食所要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捕食可能带来的满足。习惯上，心理学家将获取需要满足所要付出的代价称作反向动因。利用反向动因来减少侵犯的发生是很有效的。当将人们的预期代价增大，使人们对一个对象的趋近力量转化为逃避力量时，侵犯就会得到阻止。1985年秋，有关部门所做的研究表明，严重打击刑事犯罪之后的26个月中，北京的刑事犯罪下降了46.6%，性侵犯案件发案率也明显下降。必须指出的是，依靠社会的外部制约来减少侵犯的发生，并没有使存在于个人身上的侵犯性消失。因此，社会控制不是减少侵犯的根本方法，而仅仅是变通的措施。侵犯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使个人的侵犯性得到改造。二、去个性化的避免去个性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费斯廷格等人于1952年最先提出的。所谓去个性化，指个人自身统一性下降，自我评价和控制水平降低的现象。个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行为的责任意识会明显丧失，从而做出通常不会做的行为。社会心理学家津巴多认为，去个性化状态使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评价的意识；降低了对于社会评价的关注，因而通常的内疚、羞愧、恐惧和承诺等行为控制力量都被削弱，从而使压抑行为外露的阈值将低，使人表现出通常社会不允许的行为，也使人的侵犯行为增加。津巴多本人1969年所做的一个经典实验则很好地证明，个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攻击性明显增强。该实验的被试，是纽约大学的女大学生。被试被编成4人一组，在两种情况下进行实验。一种情况是给被试每人发一件从头蒙到腿的大罩巾，不使用他们的姓名，并在黑暗中进行实验，因而同一组被试无法相互辨认。另一种情况则被试每人胸前都有一个很大的姓名卡片，并分别被相互引见，从而同一组被试很快就知道了个人的姓名。前者为去个性组，后者为实验组。研究者告诉被试，实验的目的是测定大家的移情能力，方法是给被评价对象以电击，引发她的痛苦，然后对其进行评价。被评价对象（实验助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温柔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妇女，她正为资助未婚夫上大学而工作；另一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自私自利的女性。实验进行时，被试可以看到被评价者正在说话，但听不到声音。每当她们按电键给与电击时，被评价者就身体扭动，挣扎，表现出痛苦的样子。电击共20次，分两个阶段操作。当电击进行到第10次时，被评价者痛苦强烈，以至于挣脱了电极带，继续进行后10次的电击。下图为该实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前10次还是后10次电击，也无论是对善良的人还是对令人讨厌的人，去个性化组都实施了差不多两倍的电击。侵犯是一种给别人带来伤害性后果的行为。个人只有在保持一定自我意识的情况下，才能觉察和评价自己行为的后果，有意识地避免伤害别人。因此，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个人需要认识到去个性化状态的危险，并有意识地避免这种状态，保持行为的自我控制。三、道德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外有关犯罪的研究都表明，绝大多数情况对别人的侵犯是直接与道德水平的低下相关联的，各人的道德发展水平越低，就越倾向于忽视他人的痛苦、利益和幸福。去个性化和道德发展水平同侵犯行为关系性质的研究表明，侵犯行为的真正控制，依赖于个人自己。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角度说，只有当整个人群的个性发展达到了对侵犯行为的有效控制时，社会的侵犯行为才可能有实质性的减少。而任何依靠外在力量所造成的侵犯行为的暂时制约，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侵犯的发生。第四节 减少侵犯的方法和途径至于减少侵犯的方法和途径，这里就不详述了，具体的方法主要有：宣泄、移情能力培养、成熟个性的培养。第五节 亲社会行为及其理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他人抱着冷漠的态度，见死不救。1964年，纽约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年轻妇女吉蒂下夜班回家路上遇到歹徒的袭击，她大声呼救。当即周围居民楼的一些房间的灯亮了，有人打开窗户，并有一位男士大声喊道，“放开她！”歹徒放开她，溜进汽车开走。楼窗里的灯光熄灭了。这时，歹徒返回来，再次袭击吉蒂。灯光再次亮了，窗户再次打开，歹徒再次逃走。灯光熄灭。当吉蒂到达住处大门口时，歹徒第三次袭来，她被杀了。谋杀进行了35分钟。警察在接到报警后只用了2分钟就赶到现场，然而人已经死了。事后了解到当时有38个目击者，然而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竟无人报警。正是这个事件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冷漠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起社会心理学家极大的关注，是“冷漠和助人”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一、亲社会行为及有关概念亲社会行为，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如助人、分享、谦让、合作、自我牺牲等。亲社会行为可能由利他主义引起。利他主义指关心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利他行为的特点就是自愿帮助他人，而不期望得到任何外部的回报，甚至没有要给人留下好印象的想法。利他行为经常有个人遭受损失和面临严重危险的含义。但是亲社会行为不一定都是由利他行为引起，它也包括为了某种目的，有所企图的助人行为，所以它是一个比利他行为更宽泛的概念。任何对他人或群体乃至社会有好处的行为都属于亲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二、拉塔涅和达利的干预模式1964年，在纽约发生的吉蒂被杀事件，在持续35分钟的搏斗中，有38名目击者，却无一人做出有效的反应，包括报警。这一事件所以特别是人们激愤的一个原因是，一般的想法是，在场的人越多，个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往往是观望的人越多，行动的人越少，甚至无人相助。拉塔涅和达利的研究发现，其他人在场减少了人们干预的可能性。他人在场情境的一个重要效应是责任分散。（一）、责任扩散实验1、房间充烟实验中将一些大学生被试领到实验室，让他们参加讨论有关城市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等待实验开始的时候”，要求被试填一张“预备问卷”。当他们填完两张纸的时候，实验者开始通过墙上的通风孔向被试的“等待室”释放无害的但很恐怖的白色烟雾。在整个6分钟的实验中，一直释放这种烟雾。这个研究分为三种实验条件：（1）等待室只有一个被试；（2）等待室里有三个被试，这三个被试互不相识；（3）等待室里有三个被试，但其中两个实验者的助手装扮的，他们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即看到烟雾什么也不说。研究发现，第一种情况下的24个被始有18人（75%）在26分钟内出室报告比其他两种情况下的被试报告（38%和10%）要多、要快。在两个三人小组中的被试中，三个互不相识的真被试中的被试笔另一组中的被试报告地快。2、遭难女士拉塔涅和达利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被试也是单独或和其他人一起在房间里填写调查表。这次要测量的是他们使否去救助一个受伤的女士。被试处于四种条件下：单独一人；与一个朋友在一起；与一个陌生的学生在一起；与实验者的一个表现消极的同伙在一起。女实验者向被试说明如何填调查表，并送他们到隔壁的房间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被试在填表时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女实验者活动的响声。几分钟以后，突然一声巨响从隔壁房间传来，伴随着的是女人的尖叫和呻吟：“哎呦！天呢！我的脚！我的脚不能动了。-实际上是录音。”谁去帮助呢？结果表明，70%单独一人的被试跑去帮助；70%与朋友在一起的被试跑去帮助；40%与陌生人一起的被试跑去帮助；而与实验者消极的同伙在一起的被试中只有7%的人跑去帮助了。3、罪行作证安排男大学生被试单独活与两名其他（实际上是实验者同伙）被试等待会见。接待人员解释说，由于会见要推迟几分钟，为了节省时间，她先把酬金付给他们。他从放在桌上的信封里取出几张大面额和小面额的钞票，给每位被试2美元，并问在场的人能否有人换开20美元的大钞。然后，她将30到50美元放回信封内。 铃响，她离开房间去接 。片刻，一个“小偷”（实验者的一名同伙）去偷窃信封中的钱，他故意做出企图掩饰自己行为的样子，而实际上又让在场的被试清楚地看到他确偷了钱。在偷窃发生后约一分钟，接待员返回。结果，与小偷单独在房间的被试比有旁观者在场的被试，报告发生了偷窃的人数更多。4、癫痫发作拉塔涅和达利又设计了一个发生在不容争辩的紧急事件的情境，证明“即使是在最明显的紧急情境下，观察到紧急事件群体中的个人也可能感到自己只有很少的责任”。实验中，让被试坐在一个小房间内，告诉他将要与在隔壁房间的其他人一起参加一次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隔壁房间中的一个人说他感到身体不适，头晕，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使人觉得他激动不安。一会儿听到身体倒在地板上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好像是癫痫发作。实际上，真正参加实验的被试只有一个，其他的声音是利用录音带模拟出来的。实验条件分为三种：在一种条件下被试觉得他在同另外一个人讨论；在第二种条件下，被试觉得他在同另外两个人讨论；在第三种条件下，被试觉得他是同另外五个人讨论。试验的目的在于看看被试在三种条件下对发病者采取什么行动。结果如下表所示：在癫痫发作实验中的干预与群体规模 对癫痫发作结 曾有过 干预发出群体规模 被试全部 束时反应的 反应的 的时间人数 百分数 百分数 （秒）2人（被试与不幸者） 13 85 100 523人（被试、不幸者 与其他一人） 26 62 85 936人（被试、不幸者与 其他四人） 13 31 62 166拉塔涅和达利的四个实验表明，其他人在场减少了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助人行动的可能性。后一个实验表明，即使在明显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其他人也起抑制作用。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责任扩散，就是说，当也能提供帮助的他人在场时，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的责任小了。研究表明，他人的人数越多，越少有人提供帮助，责任扩散就是把责任分给了众人，这样一来自己的责任就轻了。别人不采取行动便认为自己也没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了。通过上述几个实验，我们一方面看到，在场的人越多，干预的人越少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境下，尽管干预的人数不同，但总有人干预。这就说，虽然情境是助人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更具决定意义的因素还是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二）、干预模式拉塔涅和达利认为，个人决定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干预，需要经历五个认知阶段：（1）“注意”：旁观者个人必须“注意”到事件的发生。（2）解释：个人将事件“解释”为紧急事件，意识到他人需要帮助。（3）决定：个人考虑要不要帮助困难中的他人，决定这是不是自己的责任，自己是否要采取行动。（4）选择：选择助人的形式，具体做法。（5）履行：将这种帮助付诸行动。如下图所示：拉塔涅和达利的干预模式让别人处理 不需要行动 我把它解释为应急 事件吗？应做什么来履行自己干预的决定？所需要的助人形式是什么？这是我的个人责任吗？注意发生 的事件 是 是 否 否在这一模式中的每一个决策点上都有许多社会因素影响旁观者的决策。如果在某一个决策点上旁观者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么，这个过程便中断，个人也就不会做出帮助的行为。这一决策过程通常是当事人自己不自觉的。他人的在场是影响个人决策诸因素中重要的一个。拉塔涅于1981年提出“社会作用理论”，并用这一理论解释群体情境中出现的社会助长、社会惰化、从众及去个性化等现象。拉塔涅的“社会作用力”，是指“其他人的存在或行动对个体产生的任何影响”，更详细一些，即指“由于其他个体的真实的、隐含的和想象的存在或行动，而发生在个体（人或动物）身上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情感、动机和情绪、认知和理念、价值和行为等的任何一种变化”。社会作用力理论就是有关这种群体或他人影星个体的理论。拉塔涅在社会作用理论中提出三个基本法则：社会作用力法则、心理社会法则或边界作用原则、作用力分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