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科学管理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清末民政部尚书善耆.docx

2023年科学管理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清末民政部尚书善耆 1907年，清政府任命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主管民政部。到1911年，善耆任民政部尚书(后改称民政部大臣)共计4年4个月。当时的民政部职责范围很广，相当于现在的内务部、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除此之外，善耆在任期内还分管诸如重建海军及推行宪政等亨宜。在短短几年执掌民政部期间，善耆为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汲取、借鉴了当时西方列强的一些科学管理方法和阅历，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接连创建了几个中国第一次。 革新和巩固警察制度善耆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时学习欧洲及日本的警察制度，起先时在工巡总局属下设立警务处，在北京东、西城工巡分局设警巡、巡捕，并设巡捕处160余处，另设立了警务学堂培训巡警。调至民政部后，善耆接着改革和完善警察制度。清朝京城的警务原来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捕盗营等担当，缺少统一的警务机关。他们多半只知欺压百姓，不知守护之责。自从善耆实行近代化的警察制度并设立了相应机构，大力培训巡警，扩大高等警官学堂等措施，经过数年努力，中国警察制度得到创立，京师的治安得到很大的改善。京城内第一次出现了派出所。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负责日常警务，第一批木制的巡警阁子起先布置在繁华的街道、路口。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市面人心惶惶。经过善耆的安抚及加强警戒，北京没有发生任何治安事务，致使光绪的殡葬大典和慈禧的葬仪得以顺当举办。参与这两次大葬礼的外国使节感叹说，在此困难的形势下得以保全社会安厅，完全是肃亲王指挥调度有方的结果。关于地方自治的第一个详细方案1909年后，善耆亲自起草的长达1500余字的奏折，是根据九年立宪而制定的地方自治规划。地方自治规划是根据日本及欧洲国家立法和执法两权分立的原则制定和执行的，内容涉及自治章程的制定，议事会、董事会的筹建，户籍法的施行以及警政、人口普查等诸多事宜，并包括每一年对前一年工作的考核与审定。此规划得到摄政王载沣的接受。按此规划已完成了宣统元年及宣统二年的规划，宣统三年五月善耆与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勖不和，被调任理藩部大臣，但是宣统三年的规划与基本完成了。此后清朝灭亡，该规划中途停止。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善耆在推行地方自治工作中学习国外的先进阅历，支配了人口普查工作。虽然此项工作也因清王朝倒台而中止，但是留下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珍贵的参考数据。因为中国人多地广，历史上很难提出精确的人口及户数的数据。过去说中国人口大致有4亿人口，是依据1838年(道光十八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数字40900万人而来，而此数字是根据大清国18个省上报的数字，并不包括内外蒙古及西藏地区人口，各省上报的人数也是当时地方在册的户数的估计数。20世纪当时当时驻清朝的美国公使对中国人口进行分析探讨而提出的人口总数不超过27500万人，此数也是依据一些历史资料分析而来，也不是进行人口普查而得出的。善耆任民政部尚书不久，探讨各国进行人口调查的方法及协作推行地方自治工作的须要，特地制订了人口普查安排，并由光绪三十四年(1909)起先至宣统二年(1910)十月完成户数登记。安排宣统四年(1912)十月完成人口调查。但因清王朝灭亡，善耆的人口普查工作也中途而废，黑龙江、山西、甘肃、四川各省及乌里雅苏台、伊犁、绥远城、福州、广州、汉口、杭州、凉州等地驻防军管辖户数尚未报来，西藏等西部边远地区由于尚未许行地自治而未进行登记。但是就以上统计户数有23400809户。按当时一般大户算一户人，因此每一户平均十口人计也有23500余万多人。假如全国都报来有可能达到4亿人口。此数字只有人口普查工作起先一年的数字，远没有反映全部数据，只能作为参考数据。甲午海战后的第一个重建海军方案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时期，对清廷海军现状进行了调查，并上书朝廷筹办海军基础一折，得到清廷的重视和接受。1909年，清廷降谕：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着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根据所陈各节，妥慎筹划经过3个月的悉心视察，并参照世界各国的数据，善耆对当时海军的教化状况、舰船状况及军港厂坞等情史作了具体报告，强调了培育海军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充分利用现存舰只，加强海军基地建设等主见，并对所需经费上报了预算。这一重建海军方案尽管得到摄政王载沣的观赏，但是出自对善耆的猜忌，始终不予善耆兵权。海军重建案是善耆的建议，并由善耆任海军筹办委员之首来解决各项详细事务。因此中外人士都认为设立海军部时，必由肃王任海军部成立时任命了摄政王载沣之六弟载洵贝勒为海军部大臣，并任七弟载涛为禁卫军大臣掌管陆军。可是当时洵、涛两兄弟皆为二十出头的青年，甚至老成谨慎的张之洞也认为二人难以担当如此大任。对海军大臣这个官职载涛、载洵争得厉害，善耆退让了，载沣后来把海军大臣的职位给了载洵。溥侗后来说：大哥(指善耆)真傻，就这么轻易地把海军大臣让给别人了，也不争争。开展卫生防疫召开中国近代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旧时广阔民众缺乏卫生学问，很少公共卫朝气构，尤其经过八国联军的破坏和地痞流氓的骚扰，造成垃圾脏物到处乱倒致使京城脏乱不堪，疾病流行及缺少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师药物。自善耆担当工巡总局限性管理大臣直至民政部大臣的十年多的时间，致力于改善城市及卫生面貌，做了几件事。首先，善耆任期内，北京起先有了自来水供应。从1908年起先，为了使自来水能送进朱门大院及饭店，在东直门外过桥迤北冰窖后身的香河园建了一座高40米的水塔，塔顶系一圈小铃，风吹铃响，当时在北京也蔚为壮丽，可算城外的一个西洋景。水塔全部用进口货，采纳钢结构，不算大小铆钉，光各种钢材便达250多吨之多。水罐容积500吨，全是铆活儿。进塔内螺旋式楼梯直达顶部，站在塔顶内可凭窗俯瞰北京全景。其次，善耆任职民政部大臣时期，开展防治鼠疫，并以此为契机，召开中国首届国际卫生防疫会议。1911年1月发生了鼠疫。疫情起初在东北某些地区出现，1月15日扩散到天津，20日在北京也发觉了感染患者。鼠疫在一般市民及外国驻京人员中引起了极大恐慌，石炭酸等药物价格暴涨，煤炭奇缺，大扫除用的扫帚都成为珍品。有的囤积粮食，市面流行着歹徒乘机进行暴乱等流言。善耆闻讯后，实行各种措施，对治安及卫生 防疫方面进行了周密的支配，到了春天疫情得到有效限制，也没有发生社会骚动。另外，在善耆的授权下，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沈阳召开了我国首届国际学术沟通会，善耆通过外交使团邀请了日本闻名细菌专家北里柴三郎及柴山五郎两位博士，以及其他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万国鼠疫探讨会，会期是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与会代表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会议共探讨了24次。最早的城市现代他改造清朝民政部原来就由工巡局演化而来，因此修建道路、变更京城面貌是善耆从政十余年始终致力的工作。并且通道整修道路及城内布置，为今日闻名的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等场所奠定了基础。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期间接着修建道路，在肯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交通，便利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北京修筑的道路虽然没有欧美文明国家的都市道路完备，但也不像日本东京修筑的道路那样，把砂石放在路面上由人脚踩实的原始方法，而是采纳机器夯实，所以北京的道路比东京的道路宽敞，分为车行道和人行道。不仅是京城道路修建工程，民政部还对各地区的山陵修建、河川维护及护堤等工程做了不少工作。尤其须要由中心政府拨款修建的大工程，都必需由善耆亲自审查批准。又如，修路工程费用，以往地方官吏由工程承包人处收取贿赂，因此工程造价很高，那桐任民政部尚书时，修筑北京市道路工程造价一清里须要4000两。善耆到职后虽然由于物价上涨致使工本费用增加，但是道路修筑加上水管管道埋设费等加上也不过一清里3000两，此举得到人们的赞扬。设立国营禁毒设施1906年，在善耆的建议下，重新颁布禁止*令，并且规划十年内完成禁止种植、买卖及吸食*烟。但是起初禁令很难使地方政府接受和贯彻，于是1908年4月7日正式成立了禁烟总局，隶属民政部，主持全国禁止吸食*烟及禁种*等工作。在此期间，善耆又建议朝廷任命他最信任的族弟恭亲王溥伟任禁烟大臣，以加强禁烟工作。至宣统二年，已在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四川等九省贯彻了禁烟令，民间也成立了以林则徐之孙林炳章为会长的国民*禁烟会，协作官府贯彻禁烟工作。善耆又令北京内外城警务厅派巡警去严查吸大烟者，还常常亲自带领巡捕查封大烟馆等处，另设立了戒烟局，把吸食*烟者收容起来，配医官进行强制性戒烟工作。当时能够完全戒烟者称之为戒净，在京城三个月内得到戒净，在京城三个月内得到戒净570名。爱护戏剧改革戏院在奕内阁时期，善耆屡受排挤，颇不得意，于是渐渐接近戏剧、棋艺。善耆嗓音不好，但很爱唱戏。他搭起了戏台，先是叫宫里的梨园戏班到府里唱(叫做王爷传差)，以后通过红豆馆主溥侗(外面称侗五爷)的帮助，组成了肃王府自己的戏班。当时只有醇王和肃王两府才有自己的戏班，而肃王府差不多每天唱。当时善耆在府里看戏时常出名角儿陪坐，边看边探讨。在清末戏曲演员属于下九流，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善耆的洋作风颇受争论，甚至有人借此弹劾善耆。但是戏剧界人士总是情愿到肃王府唱戏，那时候新加入梨园的新角及徒弟须要找有势力的后来能爱护自己不受欺压。闻名的戏剧大师梅兰芳在学徒时期，经常肩背着小王子看戏。1955年梅兰芳访问日本演出期间，由善耆的儿子宪立担当电视直播的日文解说，两人是老相识，协作默契，为在国外传播京剧艺术起了良好的作用。善耆在民政部尚书任上，刻意引进西风，曾明令在西珠市口内、煤市街南口外设了名为文明茶园的戏院。此戏院的规模与当时的广和楼相像，楼上有女座，楼下设男座，以示男女分开，但取消了女人不能到戏院看戏的戒律。这一旧习的革除，在当年的北京，无疑是一件轰动全城的创举，善耆为此得到了思想开化、伤风败俗的两个名声。虽然善耆在任期间通过西方科学管理方法，做了几件关系民生之事，对革命党人实行了比较宽容的看法，也使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对他抱有肯定的好感。但是清王朝已经为历史所唾弃，他的努力不足以变更人民憧憬共和的心愿，更不足以延长大清的寿命。正如他自己所言：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验所证明，假如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