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收入分配政策选择-年份glmr.docx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收入分配政策选择* 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zhuling；金成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电子信箱：jincw。本报告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承担的院重大研究项目“和谐社会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受益于课题组成员先前的成果和当前的讨论，何伟还曾分担本报告的数据处理工作，谨在此一并致谢。朱玲 金成武提要：本报告借助统计分析表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响，高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强化社会紧急救助，为农村进城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和创业，对于减少收入不均等程度和增强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关键词：收入不均等 城乡和地区差距 收入再分配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收入分配问题愈发引起各方关注。这一是因为，危机会重创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安全，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并加剧经济下滑。2008年孟加拉、印尼和埃及等国因食品危机发生骚乱，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高度的收入不均等也会诱发社会动荡，从而导致投资减少经济下降。这一点，上世纪60-70年代的伊朗“霍梅尼革命”提供了历史的证明。进一步讲，在收入高度不均等的社会，对财政再分配的压力也会超乎寻常增加，并因而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梅尔、劳赫主编，2004）。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媒体和公众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议论多凭借个体案例和直觉判断，不免会产生距离事实较远的偏误。某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报告，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抽样住户数据，得出的统计结论欠缺代表性。近2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通过国家统计局做了四轮全国性的住户家计调查，获得了1988、1995、2002和2006年的基础数据。此间，课题组借助国际合作掌握了前沿数理分析方法，取得了国内外经济学界一致认可的成果。本报告基于对最近两轮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统计，首先展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其次，通过对收入差距的分解，指出对收入不均等程度影响较大的因素；最后，依据统计分析结果，说明金融危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路径，提出在危机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措施。一、 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继续增大近30年来，中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已经广为人知。在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诸多因素当中，城乡差距对收入不均等的贡献最为瞩目。这一点，不仅直接表现为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乡村居民，而且反映在如下分析结果上：城乡之别也是解释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收入差距、以及教育和保健机会不均等的显著因素之一（李实、史泰丽、别雍古斯塔夫森主编，2008）。因此，以下将重点展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动状况。目前，可供本课题组使用的最近年份的样本户原始数据，只有2002年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子样本数据集。表1显示，占总人口50%的低收入人群获得的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的18.3%。这与收入最高的5%人口在全部收入中获得的份额（近21.3%）相比，大约还低了3个百分点。而在2002年，50%的低收入人群在全部收入中获得的份额为19.2%；收入最高的5%人口获得的收入份额约为20.4%（未列表）。显然，与2002年的情况相比，2006年的居民收入分布更加不均等了。表2反映的是，最高和最低收入组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以及不同组别的人口构成。2002年，收入序列顶端10%人群的平均收入，约为底部10%人群的18.7倍。2006年，这两个组别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约为22.6倍。此间，底部10%人群的平均收入也明显增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与2002年样本的城乡人口构成相比，2006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增加了6个百分点，这是城市化进展的一个标志。在最低收入组、第二和第三组当中，乡村人口都占到90%以上。可见，贫穷和低收入主要还是一种乡村现象。 表1 2006年的居民收入分布顶端高收入人群占样本总人口的比重年平均收入 （元/人）收入份额（%）全国城镇农村全国城镇农村1%52353.6762680.8221187.726.754.995.625%32953.9141776.0812719.6821.2516.5716.8210%26076.7233823.0410191.7533.6226.6926.9525%18083.9524749.947415.0958.2948.8249.0250%12680.6118673.545611.8581.7473.6774.18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年住户样本中的子样本。总样本量为18071户、65281人；其中：农村10751户、43776人；城镇 7320户、21505人。如果未作特别说明，此后表格的数据来源相同。表2 十等分组的组内平均收入及城乡人口构成十等分组2002年i2006年组平均收入组内人口比（%）组平均收入组内人口比（%）（低高收入）（元/人年）城镇农村（元/人年）城镇农村最低组812.090.8299.181151.593.3896.62第二组1346.942.8797.132060.484.5095.50第三组1776.364.3295.682790.977.1292.88第四组2248.509.4590.553590.4715.4584.55第五组2802.1019.7780.234575.3327.1172.89第六组3541.0236.0663.945894.8548.1051.90第七组4583.2955.5044.507658.3069.4930.51第八组6105.4177.0222.989997.5682.8117.19第九组8312.3687.7312.2713772.8992.247.76最高组15174.8693.516.4926076.7296.673.33全部4670.9838.7161.297757.3944.6955.31i此数据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住户样本中的子样本数据集计算。总样本量为16035户、58601人；其中：农村9200户、37969人；城镇 6835户、20632人。二、 城乡差距是影响全国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关键因素以下，首先采用泰尔指数分解的方法，观察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其次，采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确认不同收入组成部分对个人收入总额的差距产生的影响。表3 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城乡-地区交叉统计概览全部城镇农村样本人均收入（元/年）东部10586.4015420.735167.52中部5962.4110025.703157.50西部5043.909391.912719.93全国7757.3912676.503783.21样本收入份额（%）东部59.0762.2850.40中部26.3124.7430.55西部14.6212.9919.05总计100.0100.0100.0Gini系数东部0.4420.3540.341中部0.4200.2660.309西部0.4590.3420.304全国0.4680.3500.355表3的统计结果说明，2006年，中西部之间居民人均收入额的差距，低于二者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最高，基尼系数达0.459。对照不同地区内的城乡人均收入水平，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高，其比值（农村人均收入=1）达3.45：1。东部城乡差距最低，收入比为2.98：1。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西部地区乡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最低。表4 全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城乡分解i2002年组别人口比重人均收入（元）泰尔指数绝对贡献相对贡献（%）城乡之间0.150.1543.0城镇0.397792.600.180.1234.7乡村0.612560.410.230.0822.3全国14585.770.350.35100.02006年城乡之间0.160.1642.2城镇0.4512340.930.210.1541.3乡村0.553796.900.220.0616.5全国17615.000.370.37100.0i考虑到泰尔指数的计算要求，去掉了收入不为正值的户，最终用于计算的2002年城镇样本：6832户，20645人；农村样本：9194户，37947人；最终用于计算的2006年城镇样本7318户，21499人；农村样本：10726户，43687人。因此，表中的人均收入与其他各表可能有所不同。表5 全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地区分解2002年组别人口比重人均收入（元）泰尔指数绝对贡献相对贡献（%）地区之间0.030.039.9东部地区0.426018.140.320.1850.7中部地区0.353683.400.270.0821.8西部地区0.233392.370.360.0617.6全国14585.770.350.35100.02006年地区之间0.050.0513.2东部地区0.4310325.290.330.1952.2中部地区0.345951.700.290.0820.6西部地区0.234929.630.360.0514.0全国17615.000.370.37100.0表4和表5的统计数据，是分别从城乡和地区两个维度，对2002年和2006年全国范围内的居民收入差距加以分解的结果。首先，以2002年的计算结果为对照，2006年全国居民收入的泰尔指数值增加了0.02，达到0.37。这说明，在此期间收入差距扩大。其次，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大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前者的贡献达42.2%（表4），后者的贡献为13.2%（表5）。可以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表6 2006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按构成分解占收入总额份额 (%)集中率对基尼系数的贡献 (%)工资及补贴收入75.740.36579.05离退休金18.930.29616.03其它劳动收入1.690.2191.06经营性收入5.680.3325.39财产性收入2.070.5413.20其他转移收入5.400.3665.63社会保险及所得税-9.500.381-10.35可支配收入总额100.00.350 (基尼系数)100.0表7 2006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差距按构成分解占收入总额份额 (%)集中率对基尼系数的贡献 (%)工资性收入46.020.38750.14其中：非企业组织（4.90）（0.612）（8.45） 本地劳动（19.01）（0.424）（22.73） 外出务工（22.10）（0.304）（18.97）家庭经营收入46.240.30740.01财产性收入2.410.7024.76转移性收入5.650.3325.30税费-0.320.238-0.21纯收入总额100.00.355 (基尼系数)100.0以下，通过分解基尼系数的方法，确认居民收入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收入总额的不均等程度产生的影响。从表6和表7可以看到：第一，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将近占95%的工资及补贴收入和离退休金，对城镇基尼系数（0.350）的贡献大约为95.1%。与此相似，在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大约占92.3%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村基尼系数（0.355）的贡献接近90.2%。第二，特定分项收入的集中率，表达的是该项收入在收入总额水平不同的人群中的分布。低于收入总额基尼系数者，具有缩小收入总额不均等程度的作用。如此看来，在城镇居民的分项收入当中，离退休金、其它劳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具有这样的影响。其解释因素，在于离退休金发放不均等程度较低，以及底层收入人群多从事非正规产业经营和劳动。相形之下，在对城镇基尼系数产生扩大作用的分项收入当中，财产收入的分布首当其冲。第三，在农村居民的分项收入中，从非企业组织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主要为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工资以及村干部的补贴。这项收入与财产收入的分布都极其不均等，与本地工资性收入一起，对农村基尼系数产生扩大作用。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底层收入人群的来源中举足重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项收入的分布，一直对农村基尼系数产生缩小作用（卡恩、李思勤，2008）。外出务工收入的分布，不仅具有减少农村收入不均等程度的作用，而且由于它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因此能够降低全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图1 2007年务工收入占农民家庭人均现金纯收入的份额数据来源：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抽样调查2007年数据集，总样本量为18255户。纳入本图表计算的样本量为11590户、45504人。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估计，每五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一个进城务工者；近一半的农村住户中有12人外出务工。目前，农村转移劳动力大约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2008）。这个估计，与农业部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抽样调查结果一致。我们采用该调查系统2007年的部分数据集，分别计算了务工收入占农民家庭人均现金纯收入和纯收入的份额。纳入这一统计的16个省份当中，中西部省份占绝大多数。2007年，外出务工收入平均占16个省份农民家庭人均现金纯收入的40.1%（图1）、人均纯收入的34.1%（未列图表）。这里我们尤其关注农村居民获得的现金纯收入，因为它能够表达，农村住户有多大能力支付现金消费项目。在市场经济中，这些消费项目，例如教育、医疗、交通、通信、以及非自产的多样性食品等等，对于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越来越重要。这类消费同时又具有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能力。图1显示，在河南、广西和吉林，外出务工收入大约占农民家庭人均现金纯收入的50%左右；在湖北和重庆，这个份额达到55%59%；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四川，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民家庭人均现金纯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高达75%。三、 采取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刺激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主要通过如下路径发生作用：海外订单减少®企业减产、停产、倒闭®就业困难、特别是农村迁移工人失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减少、收入水平下降®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加大®全国居民收入的不均等程度提高。虽然，危机的影响的传递机制远比这一推论复杂，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波及也比目前显示出来的现象深远，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制造业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产业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尽管企业主和城镇户籍就业者也面临着收入下降的威胁，然而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以及出售资产和启用储蓄应急的能力，明显地高于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和外出务工人员。因此，即使在城乡居民收入都下降的情况下，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下降程度也会比城镇严重。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统计分析角度支持现有的措施；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分析结果，提供与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密切相关的补充性政策建议：(1) 强化社会紧急救助。现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针对的是城乡居民中的特困群体，或者说长期性的极端贫困人口。但在危机冲击下，那些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人遭遇生存威胁的风险更高。因此需要社会紧急救助项目，通过现有民政部门和社区行政机构的救助系统，对遭遇生存困难的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妇女儿童，予以及时援助。(2) 就业和创业促进。扩大就业，能够有效地降低收入不均等（蔡昉，2008）。重点刺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可以收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扩大就业的双重政策效果。此外，鉴于非正规产业能够有效吸纳城镇底层收入群体和农村迁移劳动者，放松对此类就业者例如流动摊贩的行政管制，有利于提高底层收入群体的就业率。更重要的是，危机来临之际，也是促使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破除行业垄断之机。放开垄断领域，维护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于激励国民创业，可谓一项效率最高的创业和就业促进政策。(3)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将农村迁移工人纳入城镇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已经处在试点阶段。这既是危机时刻稳定社会的关键手段，又是在长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强化社会包容性、减少收入不均等程度的重要战略。由于这一群体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强，非正规就业者多，从制度创立伊始，就需要 “量体裁衣”的保障项目。具有灵活性的制度设计，将不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迁移劳动者的参保意愿，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 (4) 在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增加中西部乡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农业投资。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提高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降低全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而且有助于改善当地贫困人口的食品保障状况。本报告的实证研究部分，主要涉及的是现实的收入分配状况。由此引申出来的政策备选方案，背后的理念是“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机会平等”，强调的不仅是不同个人具有同等的创业和就业机会，而且也强调个人对社会承担同等的责任（福格尔，2003）。“条件平等”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个人进入市场的初始条件原本就不同，例如父母和家庭状况、受教育机会、保健机会和社会关系等等，因此需要通过政府采取再分配和公共服务项目，既保障底层收入人群的生存，同时又缓解不利的初始条件对个人获得经济机会的不利影响（杨春学，2009）。然而，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还取决于重大生产要素分配制度的变革，因为资源配置格局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初始状况。具体到本报告重点关注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只有强化农村人口参与公共资源配置决策的权利，改革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参考文献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77-199页。福格尔，罗伯特·威廉（Robert William Fogel），2003，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王中华、刘红 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1-18页。卡恩、李思勤，2008，“中国居民收入增长与分配”，载于李实、史泰丽 别雍古斯塔夫森 主编，2008，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III，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第34-60页。李实、史泰丽 别雍古斯塔夫森 主编，2008，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III，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第1-33页。梅尔，杰拉尔德M.（Gerald M. Meier）、詹姆斯E.劳赫（James E. Rauch）主编, 2004，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第7版）（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黄仁伟 吴雪明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16-466页。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2008，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情况评估，第53-102 页，2009年2月13日下载自：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EAPCHINAINCHINESE/Resources/China_11th_Five_Year_Plan_main_report_chn.pdf 杨春学，2009，“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经济研究，第1期，第30-41页。（2008年12月-2009年2月23日，第一稿；2009年5月，第二稿；2009年6月，第三稿）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