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校励志演讲》.docx

世界名校励志演讲青春是一双腾飞的翅膀1. 责任、荣誉、国家1962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告别演说简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年1月26日1964年4月5日），美国著名军事家，五星上将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等职；二战之后，他又历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19441945年，他在菲律宾战役中表现杰出，与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同时获得荣誉勋章，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同时得奖的英雄父子。1962年5月2日，82岁高龄的麦克阿瑟回到自己曾经学习和生活中的伟大母校西点军校，接受西尔维纳斯·塞耶荣誉勋章，这是西点军校的最高奖励。在授勋仪式上，他即兴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感人肺腑的励志演讲责任、荣誉、国家：“在黄昏的记忆中，我总是来到我的母校西点军校，耳边始终回响着三个口号：责任、荣誉、国家。”他的演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发奋图强。正文：今天清晨，当我走出旅馆的时候，守门员就问我：“将军，您上去哪里？”我回答说要去西点军校，他一听到“西点”二字，便兴奋不已地叫道：“那可是个好地方，将军从前去过那里吗？”没有人不会为这样的荣誉而深受感动。长久以来，我一直从事这个职业，我是如此热爱我的祖国，我无法表达我的激动心情，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简直是受宠若惊。然而，这种奖赏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个人的尊崇，而更多的是代表着一个伟大的道德准则，那就是：捍卫这块可爱土地上的文明和文化，维护古老传统中的人们行为与品质。这个伟大的奖章，意义就在这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美国军人的道德标准的一种体现。我一定要遵循这个标准，同时辅以崇高的理想，以唤起心中的自豪感，同时，我还要保持谦虚责任、荣誉、国家，这三个神圣的口号，庄严地告诫大家：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们将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是你们振作的起点，当勇气即将消失的时候，由此建立起勇气；当信心即将离去的时候，由此恢复起信心；当希望即将消退的时候，由此点燃起希望。让我懊恼不已的是：在向大家说明它们的意义之时，我既没有流利的词句、诗人的幻想，又缺少生动的比喻。缺乏信仰的人们一定会说：“那些只不过是空话、是空洞的口号、是华丽的词藻罢了。”我很遗憾，所有这些崇尚空谈阔论的人每一个政客，每一个犬儒人士，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还有一些品格与我们迥异的人，将试图把它们的意义贬损到甚至虚伪可笑的地步。然而，它们自身却有所建树。它们创建了你们的人格。它们将你们陶冶成保护这个国家的卫士，足以担当未来的任务作为。它们让你们在软弱时变得坚强不屈，畏惧时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它们教你在公平的失败中坚持自豪的决心和不屈的信心，在成功时保持谦逊而温和的个性；它们教你努力实践力行而不夸夸其谈；它们教你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刺激与压迫而不寻求逸乐；它们教你如何在风雨中站立起来，却怜悯那些跌倒的人们；它们教你先自制而后制人；它们教你心灵要纯洁，目标需高尚；它们教你学会欢笑，但永不忘记哭泣时刻；它们教你勇往直前，但不遗忘过去；它们教你举止庄重，但不过分严厉；它们教你谦虚为怀，还要记住真正伟大的纯洁之心；它们教你获得有真知的头脑，并保持正能量的谦和。它们还赋予你一种生命的潜力、稳健的意志、强烈的感情、幻想的气质、克服怯懦的气势、舍弃安乐的气派、敢于冒险的气场。它们在你心里建立起好奇的意识、永不熄灭的进取心，以及生命的快乐与启迪。它们如此努力，宗旨在于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和君子。你希望统率哪一种士兵？他们可靠吗？他们勇敢吗？他们能获胜吗？他们的故事，你们都知道。那是美国战士的故事。我对他们的印象，建立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战场上，而且这种印象从未改变过。他们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物，过去我认为如此，现在我依然认为如此；不仅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军人，同时也认为他们是最纯洁的军人。他们的名望与声誉，是每一个美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奉献出了人类所能奉献的最珍贵的热爱与忠诚。他们不需要我的褒扬，也不需要别人的赞颂。他们已经写下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写在敌人的胸膛之上，那是一场血淋淋的壮观我曾亲眼看到：在20次战役中，在100个战场上，在1000次营火里，他们那永恒坚定的毅力、那舍己为国的忠诚，以及那天下无敌的决心，这些气质让他们的同胞铭刻在心。无论天涯还是海角，他们都曾深深地干下了勇气之杯。每当我听着那些纪念的歌声，就会有这样的情景浮现在我的眼中：第一次大战中那些蹒跚的行列、背负着潮湿的背包、疲惫的长途跋涉，从落雨的黄昏到细雨的黎明，在弹痕斑斑泥淖四布的道路上淹没了脚踝；凄凉地准备攻击，嘴唇发青，满身泥泞，在风雨中颤抖着，奔向目标，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前往上帝的住所去接受生死审判。我不知道他们活着时的尊严，但我深信他们死亡时的荣耀。他们死得毫不迟疑，他们死得毫不抱怨，他们死得满怀信心，口角上仍挂着希望，希望我们继续争取到胜利。他们一直信奉的是：责任、荣誉、国家。他们的血汗泪流为我们开启了一道光明的坦途。可是，20年后，在地球的那一端，再度是灼热的太阳、倾盆的豪雨、恶臭的阴沟、泥泞的战壕、肮脏的散兵坑、寂寞的森林小径、与世隔绝的痛苦、热带致命的疫疠，恐怖的战区袭击。面对如此种种艰难险阻，他们那坚强的防御、那迅速而准确的攻击、那不屈的意志、那完全确定的胜利信心，总是经由最终反击流血的朦胧。那些憔悴而苍白的人们，虔敬地追随着你们的口号：责任、荣誉、国家。你们现在面对着一个新世界，一个变化莫测的新世界。卫星和飞弹的进入太空，标明了悠久的人类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太空纪元。科学家告诉我们，花费了50亿年甚至更多的岁月，才形成了地球；花费了30亿甚至更多的岁月，才发展出了人类，再没有比现在的进展更突然、更巨大的了！我们现在不但要处理已知世界里的事物，还要探讨抽象宇宙中无限的距离与尚未发现的秘密。我们现在正迈向一个无边无际的新境界。我们使用着奇怪的词语，谈论着如何利用宇宙能，谈着如何呼风唤雨所谈的战争基本目标，不限于敌人的军队，而同时也包抱敌人的民众；谈着人类与另一个星球上邪恶势力的最后抗衡；诸如此类的美梦与幻想，已使我们的生命充溢着空前的振奋之情。在所有这些发展与变化之中，你们的任务仍是不变的、坚定的、神圣的，那就是：打赢我们的战争。你们事业中的其他一切内容，都是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所有其他的共同目的，所有其他的共同计划，所有其他的共同需要，无论是大是小，自会有人完成；但你们却是受训练来作战的。你们的职业是军事，你们的意志是战胜，你们要知道：在战争中，胜利是没有代替品的；如果你们失败，国家就要灭亡；你们服务大众的基本信条就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他的人自会去辩论争议性的国内与国际事端。但你们却要沉着、镇静、超然，站在保卫国家的岗位上，在国际纠纷的狂流中作国家的救生员，在战场上作国家的斗士。一个半世纪以来，你们已经保卫、防御并护持了它那自由与独立、公理与正义的神圣传统。 难道要让那些文人墨客去争辩政府措施的优劣、我们国力的盛衰，以及长期赤字的负累、联邦专制主义者的猖獗、权力集团的猖狂、政治的过份腐化、罪恶行为的泛滥、民心的低落、租税的提高或极端份子的狂暴吗？另外，我们的个人自由是否像应有的那么确定而完整呢？这些国家大事，无需军人们介入，也不必使用武力解决。正如同夜间十倍亮度的灯塔一般，路标竖立在那里，指引着你们的方向责任、荣誉、国家。这并不意味着你们都是喜欢打战的人。你们是将我们整个国防系统纳入一体的操纵者。从你们的行列中产生出伟大的将领，会在战钟敲响的那一时刻，掌握国家的命运，西点军校的同学们从来不曾让我们失望过。如果你们要那样做，就会有一百万个幽灵，穿着草绿色的、棕色的、蓝色的、灰色的呢衣，从十字架上跳出来，他们咆哮着，呐喊着，神魔般的铭语脱口而出：责任、荣誉、国家！事实正好相反，军人比别人更祈求和平，因为他们必须承受战争的最深创伤与疤痕。我们的耳际常会响起圣哲柏拉图的名言：“只有死者曾经看到战争的结局。”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过去的音调和色彩已经渐渐黯淡。它们经由往事的梦境而悄悄溜走。往日的回忆如此非常美好，有泪水的滋润，也有昨日微笑的抚慰。我渴望并急切地聆听着远处那微弱而迷人的起床号声和那咚咚作响的军鼓声。在梦中，在战场上，我又听到那轰轰隆隆的炮声、啪啦噼啪的枪声，还有那古怪而悲伤的低语声。然而，在黄昏的记忆中，我总是来到我的母校西点军校，耳边始终回响着三个口号：责任、荣誉、国家。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校阅你们。但是我要你们知道，当我渡过这条河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仍将思念着西点军校的各位同学与同胞！ 现在，我向你们道别了。2. 追逐自由，放飞梦想1988年5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讲简介：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坦皮科城，历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和两届美国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当选和就职时年龄最大的总统，也是最长寿的总统。他是美国政治家，也是一名伟大的演讲家。在踏入政坛前担任过运动广播员、救生人、报社专栏作家、电影演员、电视节目演员、励志讲师，并且是美国影视演员协会的领导人。他的演说，风格高明而极具说服力，被媒体誉为“伟大的沟通家”。这篇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精彩演说，鼓励青年学生们追求自由与和平，让世界人民看到自己的伟大梦想。正文：我今天站在这里在一幅描绘你们革命的壁画面前，我想谈一谈目前正发生的一场截然不同的革命，它悄悄地席卷着整个世界，却没有流血和冲突。它的作用是和平的，但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人们很可能低估这场精神革命，因为它并没有伴随着旌旗飘舞和喇叭嘹亮。它名为工艺革命或信息革命，而人们可以把一块指纹一般大小的硅片当作它的象征。如此微小的一块硅片，它的计算能力比摆满一间屋子的老式计算器更为强大与准确。如今，我们有一个展览正在贵国巡回展出，显示信息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作为一项交流计划的一部分用机器人代替体力劳动，为农民预报天气，或是为医学研究人员绘制脱氧核糖酸的遗传密码。如今，这些微型电子计算器帮助人们设计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房屋、汽车、宇宙飞船它们甚至可以用来设计更加先进和快速的电子计算器。它们能把英语翻译成俄语，或使得盲人也能阅读，甚至帮助迈克尔·杰克逊在一个合成器上奏出管弦乐队所有乐器的声音。一个人与一个卫星和光纤电缆进行网络联系，用一架台式计算机和一部电话就可以获得数年前最庞大的政府也无法获悉的信息。我们正从产业革命的经济如蝶蛹一般被自然资源所限制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人类具有无限的想象力，而其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则是精神自由。请看一看那块小小的硅片吧。它的价值不在制作它的原料沙子，而在由聪明人脑设计出的内部结构。或者再以卫星全球转播为例，它取代了经过采矿和烧铸而成的成千上万吨铜丝。在新的经济热潮中，人类的创造发明让自然资源过时更快。我们正突破生存的物质条件，跨入一个人类缔造自己命运的精神世界。甚至，当我们探索科学最先进的领域时，也追溯到人类文化的古老智慧，圣经的创世纪卷就有相关的诠释；最初的时候只有圣灵，然后天地万物从这一圣灵中源源不断地派生出来。然而，人类的进步不是预先注定的。关键是自由思想的自由、信息的自由、交流的自由。著名科学家兼学者、贵校的创办人米哈伊·罗蒙诺索夫先生就深知这一点。他曾经说过：“众所周知，科学成绩斐然，发展迅速，特别是当奴隶的枷锁被解除，代之以哲学的自由之后。”企业家是现代纪元的探索者，他们高瞻远瞩，敢冒风险，具有坚定的信念，勇于涉足未知领域。这些企业家和他们的小型企业差不多推动了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他们是技术革命的原动力。实际上，美国最大的个人计算机公司中的一家便是由两名与你们年纪差不多大的大学生在他们家后院的汽车间里创立起来的。甚至在我自己的国家，有些人面对自由市场经济试验中的骚乱时，眼中只看见浪费。所有遭到失败的企业家的情况怎样呢？其实，许多企业家都失败过，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往往失败过多次。假如你向他们询问成功的秘诀，他们会告诉你，那是他们在不屈不挠中学到的东西那是失败之后的经验教训。比如：对于一名参加角逐的运动员或一位探求真理的学者来说，经验就是最伟大的导师。这正说明：为何在政府制订计划的人员，无论如何精明也无法代替几百万整日整夜埋头苦干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个人。我们美国人信奉自由，这一点我们毫不掩饰。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是全国人民的娱乐。每隔四年，美国人民选一个新总统，1988年就是一个大选年。一度有13名重要的候选人在两大政党内竞选，包括社会党和自由意志党的，且不提其它政党他们全都来争夺我的职位。100家地方电视台、8500家广播电台和1700家日报每一家都是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私营企业他们轮流着对这些候选人进行采访、报导，甚至将他们聚到一起进行辩论。最后由人民投票由人民决定谁将担任下一届美国总统。然而，自由并不以选举为起点或终点。比方说，走进任何一座美国市镇，你都能看到代表各种不同信仰的十几座教堂，很多地方还有犹太教堂和清真寺，而且你可以看见各个不同民族的家庭聚集一堂做礼拜的场景。当你走进任何一所学校的教室，都可以看见孩子们正接受独立宣言精神的教育，让他们明白：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出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政府都没有理由剥夺这些权利这是宪法中对言论、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当你走进任何一所法庭，都可以看到主持人是一位不依赖政府权力的独立法官。每一个被告都有权受到陪审团的审判，陪审团通常由12名普通男女公民组成，他们完全有权考虑证据，作出判决。在法庭上，被告在证实有罪之前是无罪的，他所说的话与一名警察或官员说的话一样具有法律效应。当你走进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园，都可以看见大学生们就美国社会问题及其矫正的方法进行公开甚至热烈的讨论。当你打开电视机，就可以看到立法机关就在摄像机前处理政府事务，就即将成为国家法令的审议事项进行辩论和表决。当你加入任何一场示威游行，就会明白这种活动在美国不足为奇有关宪法和警务人员保护人民的集会权。当你走进任何一座工会大楼，就会知道工会会员们都明白的一个事实有关宪法和法律保护他们合法的罢工权利。然而，自由的含义远比上述情况更为广泛：自由是提出质问的权利，是改变既定工作方式的权利。它是一个市场持续不断的革命过程。它是一种思维认识，让我们看清缺点，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它是提出一种见解的权利，这见解被专家质疑，却在人民中大受欢迎。即便你一个人处在怀疑者们的重重包围中，它也可以成为你追求理想的权利和保持自己良心的权利。自由是这样一种意识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权威或政府可以垄断真理，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为某种原因，都想作出某种贡献。民主与其说是一个政府体制，不如说是一个限制政府可以使得人权不受侵犯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政治和政府成为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它的真正价值源泉仅仅来源于家庭和信仰。但是，我希望你们懂得：我谈论这些问题不仅为颂扬美国的优点，也为了证明贵国精神的崇高。有谁敢对着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祖国谈真理，对着康定斯基和斯克里亚宾的祖国谈想象力，对着乌兹别克作家阿利舍·纳维奥的高尚文化谈美丽心灵呢？你们的祖国着锦绣河山的伟大文化，热情洋溢地呼吁着全人类的目光。请允许我引用一段关于人类自由的最为意味深长的段落它不是摘自美国文学，而是引自贵国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齐瓦戈医生。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倘若藏在一个人体内的兽性能够用威胁任何一种威胁，无论是监禁或是死后的报应加以压制，那么人性的最高标志将是马戏团里手执鞭子的驯狮者，而不是牺牲自我的预言家。但这恰恰是致命问题：千百年来，使人类高于禽兽的不是棍棒，而是内心的音乐手无寸铁的真理，那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要是真理，就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今天，整个世界殷切期待着贵国发生变化，迈向更大的自由世界。你们是贵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最有希望的一代精英。在这个时代，自由最初的气息在空中流动，人心随着希望不断加快步伐，热情地跳动；在这个时代，在漫长的沉寂中积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即将泉涌而出。我记得，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把他的祖国比作奔驰的三套车，并且问它的目的地在何方。他写的一段脍炙人口的结束语让我记忆犹新：“除了传来美妙的铃声，没有任何回答。”我们无法预知这段旅程将如何结束，但我们希望改革的许诺将得以实现。1988年5月，在这莫斯科之春，我们或许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仿佛托尔斯泰坟上嫩绿的树苗，在你们人民和文化的肥沃土壤里，自由将会欣欣向荣、蓬勃生长。我们或许能希望，一个新的开放格局的美妙铃声将响彻云霄，引领你们迈向一个和谐、友好与和平的新世界。3. 让尊重学术成为一种习惯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的讲演简介：马克斯·韦伯（1864年1920年），德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最初，韦伯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领域公认的重要创始人，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特别是有关学业的话题，作为一种励志信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志士，成为年轻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巨大动力。正文：各位同学希望我来谈一谈如何尊重学术的话题。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演说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如此。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将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心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会怎样？为了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帮助。这另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它在这与方面与德国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首先要从编外讲师做起。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得到专家表示同意的保证，然后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走走形式的考试作为基础，获准编外讲师的资格。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而在美国，学术生涯往往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助教。从总体上来看，这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结果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通常来得太迟。德国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的基础之上，因为一个没有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将会非常危险。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谋生的能力，同时，对于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却一无所知。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有一份微薄的工资，一般来说，这份工资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稍稍多一点。然而，这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薪水作为支柱。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的科研机构的助理一样，也有被解雇的风险，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时刻准备着接受最坏的消息。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自己的课堂之上学生满座。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讲师职位一旦到手，谁也不敢辞退他。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有效这一点往往很重要。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教学代课人员”以优先权，换句话说，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烦恼的困境，它与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一会儿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决定选择后一种，但是却增加了这样的风险相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和端正，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我的一名最有能力的学生，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推荐理由。德国和美国的另一个差别是：在我们这里，一般来说，编外讲师的课时比他希望的课时更少。原则上允许他开设自己学科范围内的任何课程，不过，如果他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不尊重较年长的编外讲师。按照常规，是由教授来开某些“主要”课程，编外讲师将自己限制在开设某些“次要”课程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学者在年轻时有做研究的自由，尽管这不一定是出于自愿。美国的制度与此有着根本的区别。讲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他超负荷工作的时候。正教授一周只要开一门3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可以。可是，年轻的助教一周要开12课时，如果可以教一些诸如乌兰德这类诗人的课程，并反复向学生灌输德语，他就很幸运了。系里的官僚规划课程表，美国的助教和德国研究机构里的助理一样，得领教这些官僚。如今，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德国学术系统中许多领域的最近发展，也有着与美国相同的趋势。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些机构则难以运营。就像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境况： “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即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机构负责人的依赖同工厂雇员对经理的依赖并无不同。机构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机构就是他自己的个人机构，处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因此，助理的位置和“无产阶级”或美国大学助教的地位一样，常有危在旦夕的风险。在一些重要方面，德国的大学就像德国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我相信，这一发展终将侵入那些研究者个人仍然拥有与过去工匠的情况一样的工具学科，这里的工具主要是指个人藏书；我本人的学科大体上依然属于这个范围。现在，这一发展却已成为一种蔓延之势。毋庸置疑，就像所有同时伴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一发展的确有它技术上的优点。但是它的主导精神，却与德国的历史氛围不合。无论是从虚假表象还是真实情况来看，这些大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都有一道不寻常的鸿沟将其首脑与标准的旧式教授隔开，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现象，我不准备在此讨论。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本质上来看，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已经名存实亡。唯一存在且越演越烈的特质是大学职业制度的独特因素。一个讲师，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或在学术机构任职，只是受到命运的左右，更不用说助教了。在这里，命运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命运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尤其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被聘为一门课程的正教授，我将这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而在这门课程上，我的一些同龄人无疑取得了比我更多的成就。由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锐利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不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无可挑剔，却无法在此选制度中获得理想职位。机遇不等于才干，但它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并不是只同人的因素有关，甚至主要不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在学术选才的过程中，就像任何其他选拔情况一样，这个因素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本人的失败，却是不公正的。这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这里所涉及到的合作，是发生在有推荐权的教授团体和教育主管之间。我们可以利用教皇的选举来比较一下这个过程，就与学术选才的性质相似而言，这种选举是最重要的可控制的例子。一个被人看好的大学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美国总统的选举也是如此。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得名并进入大选。美国人已经为这些候选人的类别创造出一些社会学名词，通过研究这些例证，找出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些规律在大学中同样成立，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国家，让人放心的庸才和投机分子才会占尽便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此前的德国相同的国家，那里的君主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干预，这于今天德国的革命者们所做的没有区别。大学教师们都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场景，因为这是他们的伤心之处。不过，我相信，在我所熟知的无数事例中，普遍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决定一切事务。更深一步说，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的事实，它的根源不只是集体决定的不稳妥的选拔方式。每一位受着感情驱策而立志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了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教师。我想让各位同学回想一下赫尔姆霍兹和兰克，他们曾经是我的老师，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情况很普遍。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大学，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大学，都十分荒唐地热衷于广招学生。大学城里的房东们迎接千名学生到来的方式如同节庆一般热烈，如果是两千名学生，甚至愿意为他们举行一次火炬游行。相邻学科的教授有办法吸引大量学生，对讲课费的影响颇大，这是人们应当公开承认的事实。此外，听课者的多少，可以对能力高下做统计数字的检验，而学者的素质却是难以测算的，遇到勇于创新者的情况，他便时常会成为十分自然的争议对象。差不多大家都被慷慨应允的建议和听者众多的好处所诱惑，说某个讲师的教学很差劲，通常等于宣判了该讲师的学术死刑，就算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也枉然。但是他作为老师的优劣这个问题，是由决定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某些表面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声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喜欢这位教师。在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又做出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对那些热门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须讳言。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也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教学技巧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会与学者的学术素质相匹配。与法国相比，我们没有“不朽的院士”的科学机构，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做出裁判。但是，是否可以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只能听天由命。由此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讲师的意见和鼓励，那么，这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一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放弃所有希望。”对于每一个人，你都要凭着良心询问：“你是否可以承受每年都看到一些平庸之辈爬到你的头上，而且毫无怨言，也无挫折感呢？”当然，他们通常会这样回答：“当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然而，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想，有关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必须加以说明的也只有这些内容了。不过，我相信，各位同学还希望听点别的什么内容对学术的内在志向。今天，这一内在志向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它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也就是说，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而言，还是就本质而论，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会具备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成就的信心。凡是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我等学者偶尔如此，社会学家们则须经常这样人们必须承认，他顶多只能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由于他的目光短浅，不容易想到这些问题。无论怎么说，个人的研究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只有严格的专业化，才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永恒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显著成就，必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一个人，如果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的命运取决于眼前的草稿里所做的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与学术毫无缘分。他的内心深处绝不会感受到所谓的科学体验。他不曾拥有这种被局外人嘲讽的狂热，也不曾拥有这份独特的热情，坚信“你出生之前，几千年的光阴已经过去，将来还会有几千年的岁月在前方等待”就看你能否判断成功，如果判断失误，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琐事而已。不过，事实很可悲，在任何地方，无论这种热情如何真诚和深邃，都无法获得一项客观的成果。我们得承认，热情是灵感的前提。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科学已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是在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的，就像在工厂里一样，所需要的只是智慧而不是心灵。对此，我必须说明，这种看法展现的是对工厂或实验室情况的无知。在这两种场合，人们必然遇到某些事情，当然是正确的事情，让他可以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就。但这种念头不可强求，它与枯燥无味的计算毫无关系。当然，计算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例如，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即使是年资已高的社会学家，会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巅峰造极的地步，不需要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用心去做成千上万个十分繁琐的计算。如果他想有所收获，哪怕最后的结果微不足道，他是不会轻易把工作全都推给助理去做的。但是，如果他的计算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在计算时对于自己得出的结果所呈现给他的意义没有明确的看法，那么，他连微不足道的结果也无法得到。在科研方面，业余人士的想法可以有着与专家见解完全相同甚至更大的意义。我们将许多解决某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或许多最好的见解，归功于那些业余人士。正如赫尔姆·霍兹论说梅耶那样，业余与专家的不同，只在于他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以至于做不到对自己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执行。想法并不能取代工作，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工作也与热情相似，不能取代想法或迫使想法出现。工作和热情，两者的结合可以诱发想法的产生。然而，想法相对抽象，并非想有就有。的确，正如伊赫林所述，最佳想法通常出现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者，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最佳想法可能发生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总而言之，想法是当你坐在书桌前绞尽脑汁时不期而至的灵感。当然，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你的头脑中。无论如何，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意。这种现象只在科学中存在，办公室的情况同实验室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一个商人或大企业家，如果缺乏经商的想象力也即想法或灵感那么，他一生也只能做个职员或技术官员的人。他决不会是一个在组织上有真正创造力的先驱。灵感区别于学术界狂妄自大的想当然，灵感在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不上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这是经常被人遗忘的方面灵感所起的作用不会逊色于它在艺术领域的作用。有人认为，数学家只要在书桌上放把尺子，一台计算器或其他设备，就可以得出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从计划和结果的角度来看，一位维尔斯特拉斯的数学想象，与艺术家的想象有着方向上的区别，当然，这也是一种基本性质的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并不包括心理过程。两者有着共同的迷狂和灵感那是柏拉图的意义上的痴迷。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灵感，取决于无法了解的命运，但也取决于他是否有天赋。也正是因为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造就了一些偶像，由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在年轻人中间尤其如此。今天，我们在每一个街角和每一份杂志里，都可看到这种偶像崇拜。这些偶像就是个性和个人体验。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占优势的想法是，后者就等于前者并隶属于前者。人们不怕困苦，竭力体验，因为这就是个性应有的生活风格，如果没有成功，至少也要装成有这种天之骄子的模样。过去，人们称之为“体会”用德语话来说，就是“感受”。我想，对于个性是什么东西，它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有了更为合理的诠释。同学们！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全意投入学科研究的人才具备的。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即使具有歌德般的人格，如果只是就他的艺术而言，如果他固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一件艺术品，那么，后果会不堪设想。若是有人对此有所怀疑，那就让他至少把自己当做歌德来试一试吧。至少，人们都会同意，即使像他这种千年一遇的人物，这样的固执也要付出代价。政治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但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做一项表演事业，并登上舞台，试图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还问：“我应该以何种形式，说一些什么内容的话来超越前人呢？”这样一个人是不具备个性的。如今，我们在无数场合都能看到这种行为，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那么，他必定会受到谴责。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和艺术实践之间注定存在着深刻的差异。科学工作要受进步过程的约束，而在艺术领域，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某个时代的一件艺术品创立了一种新的技法或新的透视原则。因此，从艺术的意义上来看，如果说这比那些技法或原则一无所知的艺术品更伟大，那就是谬论。如果技法仅限于为材料和形式辩护，也就是说，即使不采用之也能以达到艺术表现力的方式去选取和构思素材，那么，这件艺术品与伟大无缘。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的，永不过时的。也许每个人都会以各自的方式评判其重要性，但没有人可以这么说：一件从艺术角度看包含着真正完美性的艺术品，会因另一件同样尽善尽美的作品而惭愧。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终究有个有效期，有的是10年，有的是20年，最长的也只是50年。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这种情况亦是如此。然而，科学服从于这种意义，并投身于它，却有着独特的寓意。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一个新问题的出现，科学会不断地被超越。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科学的伤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或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它必定会起到长期的积极作用。但是，让我再重复一遍：科学中的不断赶超，不但是我们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在工作时，我们不能不想让别人比我们更胜一筹。从原则上看，这样的进步是无穷无境的，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科学的意义所在。一件事情如果服从了这样的规律，它的本身便成为有意义和合理的事情，这显然是需要证明的。人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在现实中永无止境的事情呢？有些人从事科学研究，主要是出于纯粹实用的目的，可从这个词的广义上说，是出于技术的目的，宗旨是将我们的实践活动导向科学实验所揭示的前景。这些事都没有错误，不过，它们只对实用者有意义。对于一位科学家，他若是确实想为自己的职业寻求一种治学态度，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态度呢？他坚持说，自己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只是为了别人可借此取得商业或技术上的成功，或者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