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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连载:人心的省悟(五)(2007-03-27 11:24:30)谢有顺的博客. sina. com. cn/xieyoushun演讲稿连载:人心的省悟(五)一谢有顺新浪博客. sina. com. cn/s/blog_59380f500100088m. html让感官和人心都活跃起来(续)第二,缺乏赤子情怀。这种缺乏,不是实感层面的,而是指作家的心灵,是比较深的欠缺。赤 子情怀,是大情怀。有这个情怀的作家,才会对世界保持好奇,对人性怀着悲悯。 所谓赤子,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孩;赤子之心,就是像婴孩那样纯洁无暇、超越善 恶的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意思是说,伟大的人, 都有一颗像婴孩一样纯洁善良的心。同样,伟大的作家,也得具有这样一颗晶莹 剔透的心,才能达到那“通而为一”的大境界。过去,很多作家都局限于现实的 善恶得失,身上的束缚太多,没办法跳脱出来;因为情怀和格局太小,作品的气 象也小。王国维在论到李后主的词时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眼界不大, 作品就无法写得深;而作品要写得深,有时并不一定是要写得复杂,单纯有时也 是一种深。赤子就是单纯的人,同时也是看得深的人。王船山在说到庶民时,说 庶民既是“至愚”又是“至神”,赤子应该就是这样一个集“至愚”和“至神” 于一身的人,是有大心的人。心的容量若太小,由此派生出来的作品的承载能力也必定有限。而没有 赤子情怀,一部作品即便是在俗世层面描述得再好,再严实,它的精神境界,也 难以往上走。赤子情怀能帮助作家以童心、好玩之心来看待世界,从而发现这个 世界更高远的一面。这个世界既复杂,又简单。从人间万象上看,这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但从精神发展的线索看,这又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一一从精神意义上说, 亘古以来的冲突,无非都是善与恶、爱与恨、希望和绝望、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冲 突,直到今日,支配这个世界的,还是这些基本价值。一个作家,对这些人间价值,是不能过于执着的,一执着,就落到了俗 常的道德范畴里了。而庸俗的道德,有时是写作的天敌。胡兰成劝作家在写作的 时候,要有一点“好玩之心”,就是要让作家不要过分执着于价值的差别,而要 写出那种“无差别的绝对之境”,这才是新境界的文学。价值过于分明的世界, 是不适合文学生长的。文学世界往往是混沌的,暧昧的,模糊的,无解的。你如 果能够把你的写作推向一个两难的世界,一个无法抉择的世界,一个有矛盾但又 永远解决不了这个矛盾的世界,它的境界就大了。在我看来,中国作家中,最具赤子情怀的人,就是曹雪芹;境界最广大 的文学作品,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是由实写虚的,王国维说它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悲剧”,这个悲剧,和别人写的悲剧到底有什么不同?曹雪芹在处理这 个悲剧时,是怀着怎样一种情怀来写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红楼梦里有悲 伤,但没有怨恨。这是很有意思的。造成了这么惨重的悲剧,为什么作者(包括 代表作者情怀的贾宝玉)心里一点怨恨之气都没有?这值得追问。红楼梦不 是一本怨恨之书,而是一本还泪、赎罪之书。贾宝玉看到一个个青春女子或死或 离,他的心里,一直充满的是愧疚之情。他不仅觉得自己亏负了林黛玉,也亏负 了其他女子,包括宝衩,也包括他的母亲。很多人对宝玉最终和宝钗结婚,时有 所恨,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宝玉自己都不恨,我们又何恨之有?红楼梦的悲 剧,不是要激起我们的怨恨,恰恰相反,作者是要告诉我们,有一种悲剧是没有 可恨之人的,仿佛是天定的悲剧一一这种悲剧,岂非更加令人伤怀、心痛?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牟宗三先生原 本是研究哲学的,但他关于红楼梦的一些文字,理解力比多数人都深。我很 喜欢他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有一篇文章,叫水浒世界,里面论到红楼 梦时,见解精深:人们必得以林黛玉之不得与宝玉成婚为大恨,因而必深恶痛绝于宝钗。 我以为此皆不免流俗之酸腐气。试想若真叫黛玉结婚生子,则黛玉还成为黛玉 乎?此乃天定的悲剧,开始时已经铸定了。人们必得于此恨天骂地,实在是一种 自私的喜剧心理。人们必得超越这一关,方能了悟人生之严肃。同理,读水浒 者,必随金圣叹之批而厌恶宋江,亦大可不必。须知梁山也是一组织。水浒 人物虽不能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一到梁山,却亦成了一个梁山社会。自此而言, 宋江是不可少的。不可纯以虚假目之也。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 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红楼梦是超越一切,饶恕一切的,它所写的,比恨更深一一因为爱 比恨更永久。”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 这个境界,惟有具赤子情怀者,才能企及。红楼梦的悲是大悲一一大伤悲和 大慈悲,曹雪芹的心也是大心一一世俗心和赤子之心的合一。对于这个悲剧的研 究,牟宗三先生很早以前还写过一篇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一九三五至 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文哲月刊,他当时说,红楼梦的悲剧是“天下之至悲”: 有恶而不可恕,以怨报怨,此不足悲。有恶而可恕,哑叭吃黄连,有苦 说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剧是也。欲恕而无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远胜于可 恕,相对垂泪,各自无言,天地黯淡,草木动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剧 是也。红楼梦是第二幕悲剧,“天地黯淡,草木动容”,可通篇读下来, 几无可恨之人,甚至你想饶恕也找不到饶恕的对象。一部几乎没有写坏人、恶人 的小说,却共同演成了一曲旷世悲剧,这怎能不让人惊为天书?这个看法,牟宗 三显然受到了王国维的影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写于二十世纪初, 他“由叔本华之说”,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 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 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 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 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 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 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 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 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 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 母爱宝钗之婉嫣,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 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 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 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 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 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 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 中之悲剧也。太深刻了。确实,红楼梦的悲剧不是“蛇蝎之人”造成的,也不是 “盲目的运命”造成的,而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也就是说,这是常理中的人和事所造成的悲剧。红楼梦里没有坏人,也没人 有制造悲剧的本意,即便是“贾母爱宝钗之婉嫣”,“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 玉之病”,王夫人“亲于薛氏”,都属情理中的事,无可指摘,因为宝衩也有她 的可爱之处;宝玉和黛玉虽然“信誓旦旦”,但那是两人的私事,一旦到真正的 婚配时刻,宝玉遵循孝道,顺从自己最爱的祖母,也是“普通之道德使然”,在 封建社会,每个人的婚姻都要听从长辈的,这无可厚非。因此,这一悲剧既超越 了善恶的因由一一极恶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设置一一意外之变故,却在“通常 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发现了非常的罪责,那就是每个人都在 其中、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无罪之罪,无错之错。是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一个错误的 时代,并由此构成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才造成了这个悲剧。那谁来承担这个悲剧 的责任?没有人需要具体承担,同时每一个人都要来承担,包括最爱林黛玉的贾 母、贾宝玉,他们也都得在这个悲剧中承担一份责任。没有犯错的人,但每个人 都犯了错;没有悲剧的制造者,但每个人都参与制造了悲剧;没有哪一个人需要 被饶恕,但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被饶恕这就是红楼梦的精神哲学。红楼梦的情怀实在太大了,它是宇宙的,也是终极的,同时又是人 间的;它超越善恶,直指本心;它既有赤子之心的温润,又有饶恕一切的宽广, 它的丰富,无书可及。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史有这么一部伟大之书,熟读它的人 虽然不少,但真正进入它的境界、它的情怀的人,实在不多。当代作家一直飞腾 不起来,总是匍匐在地面,当可在这部书里,找到自己和伟大文学之间的差距。第三,缺乏健全的精神维度。文学是精神的事业,灵魂的叙事,这点,没有人会怀疑。但是,精神是 有不同维度,灵魂是有质量大小的。中国小说中,红楼梦是一个例外,除此, 小说几乎都是关乎社会、国家、民族、历史的,不太有超越性的母题,也不太思 索个体人生的困境,或者个人精神所遇到的难题。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中国 小说的主流。即便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关注现实、 人伦的话语面貌,也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鲁迅的野草写到了个人的痛苦和彷 徨,但过于晦涩,未必每个人都能理解;张爱玲的小说写到了人与人在存在意义 上的疏离感,以及孤独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但过度执着于一己之私,也有人会觉 得她的世俗气里有很狭窄的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现代主 义的文学潮流再次影响中国,中国作家的精神视野才变得开阔起来,从而知道在 国家和人伦之外,还有许多普遍意义上的生存难题,需要文学来表达。总的来说,只有单一的现世层面的文学关怀,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建立 起来的精神维度,也是残缺、不健全的。尤其是在追问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 方面,中国文学还相当匮乏。很多的作家,很容易就和现实达成了和解,他们在 作品中所贯注的精神追问,也很容易就消失于无形,就这点而言,一些中国作家 缺乏坚定的、穷根问底的、决绝的勇气一一这种勇气,鲁迅身上有,别的作家身 上呢,就很少。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勇气?就是要作家明白,人生的很多真相,是 只有在穷根问底的过程中,才会显形的。沿着作品中那条狭小的精神路径一直走 下去,走到心灵的深渊,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都揭开,看看我们的心究竟要什 么,我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才能居住下来,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根的文学、找灵 魂的文学,才是值得为之垂泪的文学。可惜,随着消费主义潮流的冲击,这种文 学精神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推崇须一瓜的小说,就是看到她把写作还原成了追 问的艺术,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她的小说,有一种特有的逼 问生活真相、辨析心灵细节的写作品质,有时,生活中的一个眼神(如淡绿色 的月亮中的那个丈夫,在面对歹徒时的犹豫),一个普通的案件(如穿过欲 望的洒水车中的人物失踪),一次偶然的见面(如有一种树春天叶见红中 导致童大柱背叛爱情的那次“给他条件”的见面),都可能对一个人的精神、对 一种完整的生活带来致命的颠覆。生活如此脆弱,人的内心如此不堪,而这,正 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坚硬的现实。陈希我也是一个喜欢追问真相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抓痒,追问的 就是生存之痒,他的笔触凶狠、毒辣,让人难受,但你必须承认,这也是一种现 实一一隐匿在现实之下的现实。比如,他在抓痒里写到婚姻中的新娘,本来 是喜庆的事,但陈希我非得追问到底:“那些新娘,妆化得多么艳丽!她真的长 得这么漂亮吗?像公主。她能保持多久?这婚纱是租来的,即使不是租来的,她 能长久穿着它吗?即使是头婚的年轻的新娘,她很快也要沦为烂肉的妻子,大腹 便便的孕妇,手脚麻利的母亲,理所当然进进出出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主 妇。”这样看世界,真是充满阴暗和绝望。它令人不得不想,人活着的意义 在哪里?婚姻和爱情的精神基点在哪里?没有这个意义基础,现实和婚姻都是荒 谬的。北村也是一个要将精神困境追问到底的作家。他最近的几部小说,像愤 怒、我和上帝有个约,都是通过一个案件,将人物心底的风景,一点点地 逼视出来,追问到最后,意义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有意义的匮乏,就会有拯救的 渴望,这是北村一直关注的问题。记得多年前,北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里面的 主人公,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自问:我每次吃饭,重复着上牙打下牙的动作,有什 么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中国作家笔下,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奇怪。但是, 这种意义拷问,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就显得非常普遍。像卡夫卡、福克纳这样的 作家,无不在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哪里,其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 人生是禁不起追问的,一追问就漏洞百出,一有漏洞,人就活得恐慌一一而没有 漏洞、不会恐惧的人生,一定是肤浅的,或者是麻木的。西方有很多作家和哲学家,把人的存在状况讲得很透彻,这样的精神维 度,对于深化文学的灵魂空间是很有价值的。美国有一个哲学家,叫赫舍尔,他 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人是谁,是本很好的书。他说:人的存在之谜不在于他现在是什么,而在于他能够成为什么。我们 对人所了解的,不过是人身上潜在要素的一小部分。描述人类现在是什么,是很 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无法设想人类能够成为什么。已经有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现实性;未知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可能 性。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要表达存在的现实状况,更要竭力探求存在的可能性。 中国文学有时过于屈服于存在的现实,把已有的现实存在,看作是合理的,不可 更改的,以致在存在的可能性上,几乎不作任何想像。这种精神上的屈服性,是 中国文学进一步深化自己的大限。赫舍尔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 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文学作为一种梦想,不正是要坚定地提醒人们,生 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懂得(尽管是朦胧地或偶尔 地),生命如果不能在某种永久性的事物中得到表现,便是令人沮丧的。我们都 在寻找一种信念,相信有某种值得为之受苦的事物存在。没有一个人不曾感到迫 切希望了解某种比生命、斗争、痛苦存在得更永久的东西。”人会问“我是谁” 这样的问题,牛不会,马也不会。人想追求更高的活着的意义,其他动物不想。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看到一个男童挥打鞭子驱赶一匹马,马上就想,如果牛和 马知道自己的力气要比人大得多的话,人类将对它们无可奈何。人知道自己是谁, 马估计不知道。因此,中国作家有必要强化自己在精神追问上的力度。中国的儒家文化, 主要是一种现实性的文化,但跳脱出来追问人生的意义的思想,并不是一点没有, 而是不明显,需要强化。除了缺叩问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一精神维度,中 国作家身上,似乎还缺和无限存在、超验世界对话的维度。不仅作家身上缺,其 实整个整个社会都缺。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来,整个中国都蔑视传统、践踏传统, 新的一代,几乎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值得敬畏、值得为之殉难的事物了。这种 对文化的损害,有时比其他任何物质文化遗产的焚毁,都要来得严重。中国的传 统上,是讲人要有敬畏之心的,要敬天,敬地,敬畏大人,一旦把敬畏的层面抽 掉,人就和动物无异了。像广州屡屡发生的飞车抢包事件,那些被抢的女性的包 里,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一次又一次,都会有人为着包里的一个旧手机、或者 那几十块钱,不惜以牺牲别人性命的代价,把它抢走,甚至当场把人的手剁下来, 甚至把被抢的人摔死在路上。为微小的财物,不惜采取极其残忍的方式伤害一个 人的生命,这样的新闻,看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今天的人都怎么了?今天的教育 还讲羞耻之心、恻隐之心吗?以前的强盗作案时,是要蒙面的,占山为王是要躲 在密林里的,那个时候人还是有羞耻之心,还是知道抢劫、做强盗是见不得人的, 所以,他们作案一般要趁夜黑风高的时候进行,但现在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就 可以骑着摩托车,公然把人的包抢走,不顾人家死活地把人摔倒在地,扬长而去。 这些人还知道敬畏和害怕吗?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是讲报应,讲来世,讲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讲子孙后福的,这些都是很朴素的东西,看起来迷信,其实对人是 有教育作用的,它使人在作恶时心里会发怵,手会发抖,会想到自己会不会不得 善终,会想自己这样会不会把子孙的福气都败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约束就来 了,灵魂就会起来审判他了,这些,就叫道德律。人光有法律管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里要有道德律在管他, 这个管,才是无时不在、真正有效的。这个道德律,是通向人的良心,通向超验 世界的神性的。如果把一切超验层面的敬畏都取消掉,人活着只讲现世,人死如 灯灭,真的死了就没了,那生前就赶紧吃吃喝喝吧,及时寻乐,似乎也没有什么 不对。中国文化里也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同时它也提醒人,你要为你做的事情 负责。你说不准,冥冥中是否会有一个规则,有一天会起来惩罚恶人。人一这样 想,他的灵魂就会不得安宁,就会害怕。有的时候,害怕对人是一种必要的保护。 你懂得害怕,那表明你还有自我约束。可是,我看现在的一些孩子,什么都不怕, 不怕父母,不怕老师,不怕任何人,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得了? 一个不懂得 害怕的民族,放纵起来是很恐怖的。你看现在的一些人,可以把一个仅仅是没随 身携带身份证的人打死,他们怎么就那么勇敢?你看现在的一些贪官,一下就贪 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他们的胆子怎么就那么大?他明明知道自己几辈子也花 不了这么多钱了,可他还是要贪,他对世界的公理轻蔑到了何等程度?这些看起来都是社会问题,其实和作家的写作有关。在一个渎神的时代, 在一个精神被物质吞没的时代,作家有时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他 要提醒人们思索活着的意义,他也要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不断深入到更高远 的精神空间里,让人对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一部文学作品,如果 能够写到读起来让人觉得害怕,让人觉得恐惧,让人不得不敬畏一个更高远的世 界,这种作品,才堪称是伟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伟大作家,他 使我们意识到,人心里是有两种力量在争斗的;红楼梦就是这样伟大的作品, 它让人觉得没有心心相印的爱情知己,人世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作家若能强化这 样一些心灵思索,他的精神维度才有可能走向健全,他的写作才有可能重获整体 性的力量。(未完待续)注:这是作者二。六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的一次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而成,并经作者审订。(选自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人文讲演录)一书,该书由郑州大学出版 社2007年1月出版。)谢有顺文学演讲录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目录:. sina. com. cn/u/59380f50010006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