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发展模式重构考验.doc

    窗体顶端窗体底端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发展模式重构考验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金融峰会透出的讯息值得关注和玩味。      本次G20峰会是在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危机被认为接近尾声之时举行的，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盘算着如何在危机肆虐后主导世界经济的调整，以期捍卫其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      美国的意图清晰地表现在由其推动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之上。毫无疑问，“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对美贸易顺差大国的，中国首当其冲。诚然，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不争的事实，再平衡的建议也合理而必要；但将此次危机归因于这种不平衡的论调则非常偏颇，基于这种观点而单方面地设计出一个对全球经济进行调整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控的计划也很是不妥。      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只是这次危机的外因，而内因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其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和监管的滞后才是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危机后全球经济的改革应以对导致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一些经济主张(如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为基础，进行各国国内经济监管的完善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再造，同时兼顾对全球经济进行渐进式的、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再平衡。      对中国等对美顺差大国而言，适当的妥协不可避免，但在G20和其他平台上进行的双边和多边政策博弈中，讨价还价和适度斗争也是必须的。可以说，中国是危机前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而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如何调整则关乎中国发展大计和核心利益。      对市场体系的依赖和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共同点决定了中美之间在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调整中存在共同利益，而两者的分歧则主要体现在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和实现方式上。再平衡将在何种程度上以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为代价是问题的关键。      因此，矛盾的焦点无疑是中美贸易关系。从近期中美轮胎特保案来看，奥巴马的决定突出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进行调整的根本看法：即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美中贸易的不平衡)与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种不平衡必须打破，危机后必须进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轮胎特保案表明，美国将不惜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来表达实现这种再平衡的政治决心。      G20峰会透出的讯息关乎笔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此次危机反映了“中国模式”之长，也暴露了“中国模式”之短。笔者认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后果，“中国模式”短期必须调整，而长期必须重构。匹兹堡传来的讯息进一步表明了对“中国模式”进行调整和重构的必要性。短期而言，危机导致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骤减，中国经济增长对内需的依赖大增。而从中长期来看，危机势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此次美国力推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实际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发展借助外部需求和资源的政策空间的挤压，匹兹堡仅仅是一个开始。      无疑，此次危机可能会很快结束，世界经济也将回归常态。但危机后的“此常态”已非危机前的“彼常态”。最终的“新常态”必将是一场各大经济体基于经济和政治实力经过博弈而产生的一个均衡结果。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中国对外必须捍卫适度的政策空间，对内则须主动地、适时地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和重构。      只有重塑“中国模式”，才能再创“中国奇迹”。      (本文作者系联合国贸发组织经济事务官员，文中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