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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文稿】王朔小说新论王朔小说中的“他们”，既是他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又是他小说的主人公，他们是一个阶层。不是官员和文人，不是 讲台上的专家学者，也不是田地里的耕稼农民，“他们”是广大城镇中的“市井小民”。更准确地说，“他们”是20世纪六七 十年代身体正处在发育阶段，遭遇特殊的10年，应受完整教育却没有完整上完初高中的城镇青年。到了 20世纪八九十 年代，该说“他们”理应在职工父母的庇护下顺利走上“接班人”道路，可阴差阳错的是，这时候父母到了退休年龄或干脆早 已下岗。在世俗条件决定成败的传统社会里，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或原来拥有一些社会资本却被迫打断了延续性的家 庭，几乎等于提前退出职场舞台，“他们”只能成为幸运的失意者。“大院儿”出身的王朔，连同他笔下相同出身的无数哥儿 们，也就只好勉强侧身于讲文凭、拼学历、靠职称的体制边缘，再度成为令人羡慕的落魄者。比之农村底层青年，“他们” 显然是优渥的一代；但比之城市有学历一族，“他们”反而只能是体制内的配角、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边角料。第二，由“流氓说”对王朔及其小说观进行道德上的讨伐与审判，演化为既得利益、社会资源拥有者对奔波者、底层 匮乏者道德、伦理、情感“污点”“瑕疵”的指谬，其对某种“叛逆”行为自觉不自觉的歧视，也就昭然若揭了，“流氓说”也就 实际上构成了王朔小说道德伦理内容的符号化代名词。第三，由“顽主”形象的特殊性阐释而上升为对一代青年社会名望的普遍性指谬，批判的武器悄然间变成了武器的批 判，同情地理解也就不再认真地理解，而一变为简单粗暴的符号化，王朔批判的僵化、虚伪和庸俗，倒反转而成为王朔 批判者回护的对象。以上三者看起来批评的扇面很宽，也具有纵深感，其实只是把王朔和王朔小说当作了假想敌，想当然控诉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归纳和界定，其用意并不是说批评界完全误读乃至误解了王朔小说和王朔，而是为着强调，至少在文 本的意义上，王朔的批评者和王朔小说叙事实在处在同一个水平，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实质上未曾被 打断的主流文化惯性的一部分，是其变异性再生产逻辑上的产物。文化想象并非以经验实证为基础，因此它将人们的目光带向未来的同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改写现实来实现。 批评界所公认的王朔小说的“市民立场”，即属此范围。这一部分小说主要以他20世纪80年代完成发表的“顽主系列小说” 为主，这个阶段，三T公司以及对作家的嘲弄叙事开始被批评界广泛争议并形成规模。按照批评界长期与农村题材小说 叙事耳鬓厮磨而形成的思维习惯，被“文明”战胜了的“愚昧”，不应该还是“愚昧”，至少不应该变异为“痞子”“流氓”和“顽主”。 可事实上，王朔集束手榴弹式推出的恰好就是这些东西。其笔下人物不但不与批评界认定的虚伪、分裂、形式主义为敌， 或者用批评本身的惯用术语“对抗”来表明态度，反而正面迎上去，单就以这些东西来谋取物质积累，来赚钱，来享受。 三T公司以替人“排忧”为职业，实际上所替者不是别的，是与女友约会，安慰卧病的老人，挨骂受过，“颁奖”肯定“作家” 成果，也即替人解闷、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等等。我们不禁要问，本应执行这些日常事务的主人哪里去了？忙于市场经 济？忙于闭门造车实现自我价值？忙于闭门思过清理内心沉渣？都不是。所有者是他们从心底里不愿不屑面对自身内在 性事务，也耽于考虑更加细腻却又是切实的自我精神疑难。王朔在写下这些鸡零狗碎的琐事时，自然没有农村叙事者那样真理在握，那样振振有词，似乎手里捏着一大堆包 治百病的良方。客观地说，他也没有那么纯粹，那么彻底，他也只是通过戏拟、模仿的形式，对并非他见证、参与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模式，进行了惯性的、推理式重置。因为按照那个强悍逻辑，见证、参与甚至书写八九十年代生活 的主角，由于基因遗传之故，不可能直面生活实际，不可能有勇气正面迎击内心诉求，不可能有能力处理超越物质的价 值问题。但是他的确比别的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一体化”解体后，农村社会在文学的农村叙事终结的地方，城市青年将 要长期面对的“是什么”这一根本性命题，题中应有之义也包括农村进化论叙事走到尾声，还该“有什么”的问题。“社会规范”“建构失败”一类概念和用语频频出现，暴露的正是批评界集体的价值漏洞和理论缺陷，他们幻想用一种 舒服的、得体的，甚至体面的、无波无澜无痛无痒的代际交替来完成新旧时代的转型。如果真能如此，不如说是对旧时 代文化秩序的延续与发展，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观念形态的转型，更不可能是整体结构性变革，当然更不能简单解释成 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虽然批评者往往打着拯救传统、发扬传统美德的旗号。那么，何以如此呢？这就不得不在文化认同中寻求答案了。不管研究“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人以怎样的角度和立场，以怎样的史料和初衷来看待王朔，但在今天的语境反过来审 视，如果不是以批评了哪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就极度敏感地以树木代替森林的方式群起而回护的话，无论王朔小 说叙事所讽刺的作家宝康、赵舜尧，还是夹杂在其他叙事中一揽子嘲弄的众多无名无姓知识分子，其共同特点是不学无 术、沽名钓誉，乃至到处卖弄嘴皮子、好教导小字辈，动辄带有“你们应该怎样”的上帝式口吻。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哪怕最突出的是一个，影响的乃是整体，因为这一个必然是这个行当群体利益结构产生变化 的产物，何况被讥讽的这一个实际上是该群体中的真正弱势者、失语者、失利者。正因如此，他们才滋生了强烈的要求 认同的诉求，如此事例，后来其实也在不断地得到印证。王朔叙事的反义是说，现在已经到了靠深入了解深度变革了的 当下现实打天下的时候，而不是高高在上靠挪用既往空洞形容词、抽象概念招摇撞骗混日子的写作年代。王朔笔下的作 家、知识分子，其周围的确无时无刻不生活着无以计数无所事事的“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的“痞子”和不能面对也不愿 负基本生活责任的“流氓二作家们好像除了利用这批青年敢作敢为达到自己的私利目的以外，剩下的就是教导、上课、 布道。那么，他就有理由站出来质疑这批作家的写作实践了，至少可以理直气壮地质询，为着神圣性、使命感的所谓文 学作品，何以对时代交替中最艰难最痛苦，也是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青年人普遍性价值无奈、自我消沉和意义缺失失去 书写的信念和关注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