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老庄情结.docx

苏轼的老庄情结苏轼，一个千年的传奇，他不仅是北宋年间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巨星，而 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苏轼是中国史上继之后又被人们公认的一位谪仙。他的一生因才华超众、 思想卓尔不群而屡遭打击。面对宦海的浮沉、生活的喜悲，他总能用一颗超脱 尘世的心去化解不平之气，用一支天生的健笔去挥洒万丈才情。他的人生越不 幸，他就越旷达，越超然。而这一切皆缘于他的老庄情结。苏轼对老庄可谓深怀景仰之心：“博大古真人，老聃关尹喜。独立万物 表，长生乃余事。”同时苏轼与道家的渊源也颇深：“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 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对于各家思想的吸收 融会皆是怀着完善人格的目的：“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 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而苏轼对道家最全面的 认识，集中体现在其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 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心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 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 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 母之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元，天皇，太一，紫薇，北极之祀，下至于丹 药奇技，符禄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 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而韶镀之乐， 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可见，苏轼用一种非 常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道家，他鄙夷道教的方术，而赞赏其合于儒家的思想。一、初入仕途苏轼二十一岁于嘉佑元年(1056)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 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与父、弟再至汴京。授 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列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 府，从此踏上仕途。处于顺境中的苏轼，在他的策论贾谊论中表述了自己 的处世之道，他认为贾谊经不起政治打击，而致郁闷死去，是因为他“不善处 穷”，面对逆境，老子倡“知足不辱”，就是一种“处穷”的良方。而这也预 示了苏轼在日后的“穷”境中的“善处”。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 居丧。熙宁二年(1069)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正推行新法，苏虽也有志于 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 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神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 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全身远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 州、湖州知州。在此其间，苏轼提出“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的 建议，庄子外物中提到“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心无天游，则六凿相 攘”。道家追求的就是人的精神的绝对自由，“寓身物中，超然物外”，足以 应对任何思想的束缚，最终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二、黄州时期“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黄州可以说是苏轼遭挫的第 一站，但思想旷达的苏轼却用淡泊宁静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用道家的“坐 忘”“心斋”之法去修身养性。相应的，苏轼的文学创作也由黄州开始进入一 个新的境界，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 功业，黄州惠州彳詹州。"黄州原本荒僻冷落，贫穷落后，在苏轼眼里却是“长 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凄凉孤独的定惠院，苏轼却能体悟到“缺 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虚静”境界，在赤壁怀古时，苏轼却能看到“人 生如梦”的相对人生价值。道家的清净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 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然苏轼于黄州赤壁所作的前感情要较之旷达要复杂得多，全篇的基调 从乐到悲，又以乐作结。主客的对白其实就是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对白，从中 可以看出他感情的波动：先从江山美景中引出作者的“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 乐;继从对历史人物兴亡的凭吊，陷入现实人生的苦闷;最后又从眼前景物出 发，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在旷达中得到摆脱，从中可以看出苏轼感 情的复杂性：政治上遭受打击后一方面保持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却纵情山水， 消极避世。距此三个月后，苏轼又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与前赋的 幽静之景相比，后赋则表现出可惊可怖之感，同时后赋还写了道士化鹤的幻 觉，迷离恍惚，带有比前赋更为浓重的虚无飘渺的色彩，更多反映了作者贬谪 时的悲凉心情和对超尘绝俗的追求。但作者并未“羽化”而去，庄子缮性 篇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 知而不发也，时命大缪也。当时命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 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所以“坡仙”又顺从时命，继续留 在人间放声吟唱。如同年所作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在前三句仿佛可见“坡 仙”醉后狂歌，不理会世间的纷纷扰扰，紧接着，他借庄子之口发出“长恨此 身非我有”的感叹，要解决世间的烦扰，惟有以通达代之，不执着于一端，只 是随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所以最后他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的吟唱，想不到的是真的有人在读过此句后以为他这个罪人逃走了。其实尘世 中的凡俗之人又怎能理解“坡仙”身困斗室，心游万仞的思想境界呢？ “此身” 虽“非我有”，但他的精神却是绝对自由的。三、被贬杭州，惠州至元佑六年（1091）,苏轼以翰林学士奉旨召还京都。不久便被派知颍州， 后又改知扬州、定州。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新党人物又重新 被任用，于是苏轼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贬惠州。在惠州期间，苏轼又遭受了 妻子病逝的打击，身陷巨痛的苏轼此时选择了道教长生久视的养生之术，并反 视生命的本源，自觉守护他高贵、纯洁的人格。在此期间，他将陶诗几乎全部 唱和了一遍。苏轼曾这样说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 作诗不多，染其诗质而实绮，癖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渚人，皆莫 及也然吾于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思勉辞世，使汝等动而饥寒。' 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 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苏辙书）的确，苏轼与在社会 经历、思想性格以及处世态度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所以，苏轼才会一再 表示：“渊明神似我”，甚至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但二人又有明显 的不同。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 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 吉且安。”陶渊明是俗世绝决的“小隐”之士，他身与心俱能达到自然放旷的 境界，当身处樊世时，心灵的干扰自然少了。而苏轼却选择了 “中隐”，他并 未如白居易所说的“致身吉且安”，他的身遭打击束缚，心却能畅游于天地之 间，这种境界是陶渊明远远比不上的。四、最后的归途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 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 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 耳”（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的忧患，他在僧州写的 观棋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胜和败的差 别，象其他事物间的差别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但苏轼的否定，却使他在屡遭贬 逐中保持乐观不屈的精神，保持生活，对风土人情等的热爱。相应的他的文章 也达到了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绍圣四年的夏天，苏轼渡过茫茫的大海，登 上海南岛，前往贬地僧州，路上遇到一场“清风急雨”，遂作诗行琼偏间肩 舆坐睡梦中得句云，作者在这里尽情驰骋其丰富的想象，他以谪仙的身份尽 显己才，让神思在风涛奇幻怪谪的海上天马行空。这正合了庄子“荒唐之 言，无端涯之辞”，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手四海之外”（齐物论）， 这些纯乎是依思维想象而达到的一种自然抑或自由，给人的印象是“虚”“远”，不可及，真是逍遥脱俗之至“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在黄州，惠州，僧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 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造房安家，做着 长处的打算，他的这种生活态度，确已达到了 “任情逍遥，随缘放旷”的境 界。元符三年，徽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不料第二年行至常州时病死，结束 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苏轼于去世前一年作了一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可谓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新生。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悲喜遭遇，仿佛是对灵魂的 洗礼，最终呈现出了一尘不染的本来面目。此时的苏轼超越了儒释道的精神， 回归到混沌未分、天人合一的境界。遗世独立的坡仙在茫茫尘世间，用苦难去修炼身心，故“东坡病亟时，索 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黄庭坚与五庠周彦书），最终 他超越了生命的局限，回归到了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