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量化翻译方法研究,微观经济学论文.docx

国富论量化翻译方法研究,微观经济学论文内容摘要：当前, (国富论有20多个中文译本, 但这些译本普遍晦涩难懂。本译文采用了徐覃荪教授的 量化翻译方式方法 对(国富论幅。罗马法对这些完全没有记录。就我所知, 没有任何一个希腊拉丁词汇, (我敢讲, 我相信根本没有) 含有如今所谓 学徒制 的意思, 即为了向师傅学艺, 在几年中, 学徒为了师傅的利益, 在该行业工作却不拿任何报酬。 长期的学徒训练完全没有必要。比一般行当更精细的行业如钟表业, 也没什么窍门需长期教授。确实, 最初发明这些机器, 甚至其工具, 一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思。这些发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是, 当人们足够了解, 且能制作这些仪器时, 即便以最详尽的方式, 将如何使用工具、如何组装教授给年轻人, 也用不了几周, 可能几天就足够了。而在一般技术行业, 教会年轻人只需几天时间。确实, 即便在一般行业, 要到达技术纯熟, 也需大量的练习和经历体验。然而, 假如一开场就作为雇工, 按工作获得相应报酬, 自个赔偿因笨拙陌生损坏的零件, 这些年轻人会更努力更认真。这种方式通常更有效, 不至于过度乏味, 还能降低成本。这样, 师傅的利益确实会受损, 他得付学徒七年的工资, 这本来能够省下。最终看来, 学徒本人的利益可能也会受损, 在如此易学的行业里, 他将有更多的竞争对手, 当他正式开场工作时, 工资可能远低于当前水平。随着竞争增大, 师傅和工人的利益都会减少。整个行业、所有技工和行业技巧都会受损。竞争导致商品市场价格降低, 受益的是普通群众。 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物价下跌, 进而使工人工资降低, 商人利润减少。为了减少竞争, 各行建立了行会, 制订了大部分行会章程。古时建立行会只需自治城镇许可, 无需其他受权。诚然在英格兰还需国王颁发特许状。但是, 这项职权之所以得以保存, 似乎不是为了对付这种垄断组织, 保卫民众的自由, 而是为了向臣民榨取钱财。只要向国王支付罚款, 似乎很容易得到特许状;假如某类工匠或商人以为, 没有特许状可以作为行会行动, 则称为伪行会。它们并不因而而解散, 只需每年向国王缴纳罚金, 以获得其僭越特权的许可。行会为本身管理制定章程, 行会和行会章程, 由所在的自治城镇直接监督;在行会之上所行的规则, 通常不是来自国王, 而是来自更大的行会, 附属行会仅仅是它的一部分或会员。 城镇管理完全受商人和工匠操控;显然, 符合行会利益的是, 如它们通常所讲, 通过努力防止市场存货太多, 实际上, 是为了让市场存货永远缺乏。为了到达这种目的, 每个行会都渴望制定相应的制度;假设某行获准如此, 它也同意其它行业如此。在市内, 各行都得从其它行业购买货物, 由于这种规章制度, 价格就更高层次。但作为补偿, 它们自个的货物也卖得更贵;因而, 他们讲终归都一样, 在城镇交易中, 各行不会因而遭受损失。但在与乡村的交易中, 他们都能获得丰厚利润;而正是由于这种交易, 各个城镇才得以维持并积累富有。 每个城镇都需要生活生产资料, 而这些全部来自乡村。它主要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将原材料加工为产品, 把部分产品送回乡村。由于附加了工人工资、其师傅或雇主的利润, 产品价格高于原材料价格;二, 发展对外贸易或国内贸易, 将输入的部分农产品、制造品送往乡村。在这些货物的进价之上, 也要增加运输工或海员的工资, 以及商人的利润。在前一种贸易方式中, 城镇通过自个的制造业获取利润;而在后一种方式中, 则通过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获利。通过这两种方式, 城镇所得的全部利润就是, 工人工资和雇主的利润。因而, 有些规章制度, 能增加工人工资和商人利润, 促使城镇在与乡村交易中, 以较少的产品换取更多农产品。这样, 相对乡村的地主、农场主和工人, 城市商人和工匠更有利, 这毁坏了城乡贸易中应有的平等。每年, 社会劳动产物在城乡之间进行分配。由于这些规章制度, 城市居民所得的比应有的多, 而乡村居民的则比应有的少。 城镇每年从乡村购入食物和原料, 其付出等于, 每年输出制造品和其他货物的数量。输出商品价格越高, 购入原料等价格越低。故而, 城镇的产业变得更有利, 而乡村产业更不利。 不必进行精细的计算, 仅通过简单明了的观察即可发现, 在欧洲各地, 城镇产业比乡村的更有利。人们还发现, 在欧洲各国, 城镇合适经营商业和制造业, 人们通过小本经营这些产业发财;而乡村则合适经营农业, 通过改进和耕种土地, 生产农作物致富, 前后两者人数比为一百比一。因而, 城镇产业利润更丰厚, 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也更高层次。确实, 资本和劳动力会寻求最有利行业。所以, 它们会自然流向城镇, 远离乡村。 城市居民聚集而居, 容易联合。因而, 在城镇各地, 微缺乏道的行业也成立了行会;即便没有成立行会, 各行也都深受行会精神影响, 会警觉生人、厌恶收徒、讨厌沟通行业秘诀等;虽无行会规章制度抑制自由竞争, 但这种精神会引导他们, 通过自愿联合或协议, 去防止自由竞争。少数人从事的行业, 更容易走向联合。或许只要六个梳毛工, 就供得上一千个纺织工。梳毛工通过互相联合不招学徒, 不仅垄断该行, 而且使整个行业处于被奴役状态, 进而抬高其劳动价格, 使之远高于应有水平。 而乡村居民分散而居, 不易联合。他们从没组织过行会, 也不受行会精神的影响。固然农业是全国最大的行业, 但从来没人想过, 必须先当学徒, 才有资格从事农耕。或许除精细行业和自由职业之外, 没有一个行业, 需要如此繁多的知识和经历体验。各种文字书写的大量农业书籍, 使我们相信, 即便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 也不会把农耕当成易懂之事。固然在提到农民时, 一些可鄙的作家假装轻蔑, 然而, 在书籍中, 我们找不到各种复杂的农耕知识, 即便是普通农民一般都具备的。反之, 在普通机械行业, 几乎没有哪一行, 其全部操作不能用数页小册子, 附以插图详尽地讲明。实际上, 在法国科学院正在刊行的工艺史中, 有几种技术就是这样解释的。除此之外, 农耕的管理, 必须因天气变化, 以及很多其他偶尔因素而有所不同, 这比总是不变或几乎不变的操作, 需要有更多的判定和推敲。 不仅农夫的手艺, 即一般的农耕管理, 而且很多基本的乡村劳动, 比起一般的机械行业, 也需要更多的技能和经历体验。以铜铁作为工作对象的人, 所使用的工具和原料性能稳定不变, 或者几乎不变。但是农民用马或牛犁地, 所用工具的健康、力气和脾性, 随场合不同而变化不一。如所用的工具一样, 他们使用的原料, 状况也是变化多端的。这二者均需仔细判定和推敲。在这些方面, 农民几乎从不出错, 固然人们以为他们愚笨无知。诚然, 他们不像城市的机械工那样, 习惯社交。他们的声音和语言比拟粗俗, 没有听惯的人难以听懂。然而, 由于习惯考虑事物更多的变化, 农民的理解力, 一般比机械工高得多, 由于对机械工来讲, 通常终日只搞一两种极简单的操作。只要人们因业务需要, 或出于好奇心, 曾与乡下和城市的下层人打过交道, 就会明白前者比后者高明多少。因而, 据讲在中国和印度, 与大多数工匠和制造业者相比, 农民的地位和工资更高层次。假设没有行会和行会精神, 世界各地都会如此。 在欧洲各地, 城市产业比乡村产业更有利, 不完全由于行会和行会章程, 还遭到很多其他法规的支持。对进口产品, 和对外商输入的一切货物, 课征高额关税,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行会章程使城里人能提高价格, 不必担忧同行以低价竞争。关税章程使其免于外国人的竞争。由于以上两种原因造成的价格上涨, 最后都由乡村的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来承当, 但他们几乎不反对这种垄断。他们通常既没有意向也不合适联合;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叫嚣和狡辩, 也很容易使他们相信, 社会中部分人, 部分处于附属地位的人的个人利益, 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在英国, 比之乡村产业, 城镇产业的优越程度, 在以前似乎比如今更甚。比起上世纪或本世纪初来, 在工资方面, 乡村劳动更接近制造业, 就资本利润而言, 农业的利润更接近商业和制造业。这一现象固然姗姗来迟, 却是过度鼓励城镇产业的必然结果。最终, 在城镇积累的资本太多, 导致在原来的产业继续投资, 利润会减少。像其他产业一样, 城市产业也有本身的限度, 随着资本增加, 竞争加剧, 最终必然导致利润下降。利润的下降迫使资本流入乡村, 进而为乡村劳动创造了新的需求, 这必然会抬高劳动力的价格。不妨这样讲, 资本就自行扩散到土地上, 通过在农业中使用, 返回乡村, 由于原先主要靠牺牲乡村利益, 资本才在城镇积累起来。欧洲各地乡村的迅速发展, 归功于最初城镇积累的资本的回流, 就这点我将在下面讲明, 同时将证明, 固然, 在这一经过中, 有些乡村获得了财富, 但这经过本身却是缓慢的、不确定的, 很容易遭到偶尔因素的干扰, 而且不管在哪方面, 都违犯自然规律和理性思维。我将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 就造成这种情况的利益、偏见、法律和风俗习惯, 做尽可能详尽而清楚地讲明。 一旦同行之间聚在一起, 即便是为娱乐消遣, 谈话难免牵涉反对公众的阴谋, 或者提高价格的计谋。诚然不能用法律去阻止这种集会, 这种法律要么难于执行, 要么与自由和正义冲突。法律固然不能阻止同行聚集, 却不应促进这种集会, 更不应使集会必不可少。 法令规定, 在城镇, 所有同行必须进行登记, 在公共登记簿上登记姓名和住址, 这会促使集会的进行。这把本不相识的人联络起来, 使每个人都可找到其他同行。 规定同行能够捐款, 赞助他们的穷人、病人、寡妇和孤儿, 这赋予他们管理共同事业的责任, 进而使集会不可或缺。 行会不仅使集会成为必要, 而且使多数人能约束整体。在自由行业中, 不经过所有成员一致同意, 就不能建立有效的联合, 而且建立以后, 只要任何一名成员改变主意, 联合就无法维持下去。而行会不同, 只要多数人同意, 就可制定行会章程, 违者受罚。比起自愿联合, 能更有效更持久地限制竞争。 为了更好地管理各行, 行会必不可少, 这种托词毫无根据。对工人来讲, 真实有效的监督, 并非来自行会, 而是来自顾客。正是由于害怕丧失顾客, 他才不敢造假, 不敢疏忽大意。行会具有排他性, 必会削弱这种监督气力。因而, 不管工人做得好不好都得用。所以, 在行会林立的城镇中, 即便最必要的行业, 也找不到还算像样的工人。假如你希望工作做差强人意, 就必须去郊区做, 由于在那里, 工人没有特权, 只能依靠自个的名声;然后尽可能把制成品偷偷运进城。 欧洲政策正是通过减少从业人数, 限制行业竞争, 造成了各行利弊整体的重要不平衡。 (二) 欧洲的政策通过增加从业人数, 扩大行业竞争, 在各行的利弊整体中, 造成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不平衡。 人们以为, 适当数量的年轻人接受教育很重要, 有时公众或者私人, 出于忠诚, 设立很多补助、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贫困生助学金等。这吸引了本来无意的人, 加剧了行业竞争。我相信, 在所有基督教国家, 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这样接受教育。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自费接受教育。因而, 他们所受的长期的、令人厌倦的、昂贵的教育, 并不能使他们获得相应的报酬, 由于教会充满了为得到工作, 宁愿接受远低于应得报酬的人;这样, 由于穷人的竞争, 富人应得的报酬减少了。毫无疑问, 将副牧师同一般的帮工相比, 很不适宜。可是, 人们完全能够以为, 他们的薪金与帮工的工资性质一样。他们都与各自上级订立合同, 上级根据合同为其发放报酬。14世纪中叶以前, 几次全国宗教会议的命令规定, 在英格兰, 副牧师或牧师的薪金为5马克, 约等于10磅现今货币。同一时期, 石匠师傅的工资是天天4便士, 约合现今货币1先令, 泥水帮工的是天天3便士, 等于现今货币9便士。因而, 假如他们经常有活做的话, 他们的工资远高于牧师的薪金。假设在一年当中, 泥水师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活做, 他的工资和牧师的完全相等。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第12号法令公布: 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和鼓励, 有些地方教区副牧师的薪俸过低, 兹特受权主教, 签名盖章, 为其发放足够的薪俸, 每年不超过50磅, 不少于20磅。 据估计, 对副牧师来讲, 每年40磅是非常好的待遇;但尽管法令规定不少于20磅, 还有很多副牧师每年拿不到20磅。在伦敦, 制鞋帮工每年赚40磅, 勤劳的工人几乎没人赚不到20磅。在很多乡村教区, 20磅不过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每次法律试图调整工人工资, 总是降低而非提高。但是, 法律曾屡次试图提高牧师的薪俸, 并且为了教会的尊严, 命令神父给予副牧师更高层次的薪俸, 甚至高于他们愿意接受的生活费。在这两方面, 法律似乎都无效, 从来没能提高副牧师的薪俸, 也没将工人工资降低到预期的程度;这是由于, 法律既不能阻止牧师因处境困难, 且竞争剧烈, 甘愿接受低于法定俸给的待遇;也不能阻止工人, 因雇主为了利润或消遣竞相雇用, 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工资。 固然下级成员很贫穷, 圣俸等教会尊严仍能维持教会荣誉。对这种职业的尊敬, 可以以补偿他们金钱报酬上的低下卑微。实际上, 在英格兰以及所有罗马天主教国家, 教会这种行业比应有的更有利。苏格兰、日内瓦及其他几个新教教会的实例, 使我们相信, 对于如此满载声誉, 又极易获得教育时机的职业, 获得一般圣俸的希望, 便足以吸引足够多有学问的、体面的和操行端正的人。 在没有圣俸的职业中, 如法律和医疗, 假如同等比例的人靠公费受教育, 不久竞争也会特别剧烈, 其金钱报酬将大幅降低。于是自费培养孩子, 使之从事这些职业, 就变得相当不值。这些本来受人尊敬的行业, 将充满因社会慈善而受教育的人, 由于人数诸多而且贫困, 他们被迫知足于非常可怜的报酬, 最终导致这类行业完全贬值。 在上述假设中, 律师和医生可能面临的情况, 就是落魄文人当下的境地。在欧洲各地, 多数文人为了进入教会而受教育, 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获得圣职。所以, 他们通常靠公费接受教育, 而且人数诸多, 这使其劳动价格过于低廉。 印刷术发明以前, 文人想要发挥才能, 获得报酬, 唯一的职业就是公立或私人老师, 即将所学精微有用的知识教授别人。比起为出版商写作, 这种因印刷术而产生的职业, 老师更荣耀、更有用, 甚至更有利可图。要成为出色的老师, 所需的时间和学习, 所需的天资、知识和勤勉, 不亚于著名的律师和医生。但通常优秀老师所得的报酬, 与律师或医生的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在老师行业, 充满了靠公费接受教育的穷人, 而对另外两种行业来讲, 都靠自费接受教育。固然老师的报酬看起来很微薄, 但假如为面包写作的人不被排斥, 这种报酬肯定更少。在印刷术发明之前, 学者和乞丐似乎就是同义词。当时, 各大学校长似乎常给学者发证, 允其乞食。 为了使穷苦子弟接受教育, 进入学术行业, 建立了这些慈善事业, 在这里之前, 古代优秀老师的报酬似乎高得多。伊索克拉底在他和狡辩家的对话中, 谴责当时的老师言行不一。他讲 他们对学生作了最冠冕堂皇的承诺, 答应教诲他们成为明智、幸福和公正的人, 这项服务如此重要, 然而他们只收四五个迈纳 (minae) 作为回报, 他继续讲, 教授知识的人, 自个应当很明智;但是, 假如以这样一种价格, 来出售这样一种服务, 无论是谁, 都会被以为愚不可及。 在这里, 伊索克拉底绝非有意夸张报酬, 由此我们能够相信, 老师的报酬不会比他讲的少。4迈纳等于13磅6先令8便士;5迈纳等于16磅13先令4便士。可见, 当时雅典著名老师的报酬, 一定不少于5迈纳。伊索克拉底本人要求, 每个学生付10迈纳, 即33磅6先令8便士。据讲, 他在雅典讲学时, 有100个学生。我理解为, 这是他一次讲学时的数目, 即包括屡次讲课的一个课程的人数, 在雅典这样的大城市, 师从这样著名的老师, 讲授的又是当时最时髦的学科, 即修辞学, 这么多学生并不奇怪。因而, 每讲授一个课程, 他一定赚了1000个迈纳, 即3333磅6先令8便士。普卢塔克 (Plutarch) 也讲, 1000迈纳是伊索克拉底的讲课费, 即通常的讲授价格。当时很多其他优秀老师, 似乎都获得了大笔财富。高尔吉亚 (Gorgias) 用纯金制成自个的塑像, 赠送特尔斐寺院。我们不应以为, 塑像和他本人一样大。据柏拉图讲, 就像当时另外两个优秀老师, 希庇亚斯 (Hippias) 和普罗泰哥拉 (Protagoras) , 高尔吉亚的生活方式很豪华, 甚至是奢侈。据讲, 柏拉图也过着极为豪华的生活。一般人们以为, 在担任亚历山大 (Alexander) 的导师以后,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遭到了他和父亲菲利普的慷慨报偿, 尽管如此, 亚里士多德仍然以为, 他应该回到雅典, 以开展在学校的讲课。可能当时老师人数较少, 一两个时代之后, 人数增加, 竞争造成劳动价格下降, 使人们对老师的敬仰减少。但是, 最优秀的老师所得的报酬和尊敬, 远高于当今同一职业。卡涅阿德斯 (Carneades) 为学园派, 第欧根尼 (Diogenes) 为犬儒派。雅典人将他们二人作为使者, 派往罗马;罗马城虽已从昔日辉煌中衰落, 但还是那样是独立的重要的共和国。卡涅阿德斯是巴比伦人 (Babylonian) , 雅典人以害怕外国人担任公职著称, 却派卡涅阿德斯出使, 可见他们对他的景仰极高。 总的来讲, 这种不平等对公众不但无害, 而且有利。它或许贬低了公共老师这一职业, 但是教育的低廉绝对是一种好处, 抵消了这种微缺乏道的不便。假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 学校和大学组织比如今更合理, 公众将获得更大的好处。 (三) 欧洲政策阻碍劳动和资本自由流通, 使其不能在各行各地之间转移, 造成各行利弊整体中不便的不平等。 无论学徒法还是行会的排他权, 都阻碍劳动的自由流动。学徒法阻碍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 即便在同一地区, 也不能从一行转到另一行。行会的排他权则阻碍地区间的流通, 在同一种职业中, 也不能从一地转到另外一地。 所以,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些制造业工资很高, 而在其他制造业, 工人却被迫接受仅够糊口的报酬。前者处于上升阶段, 因此要不断增加新的人手;而后者则处于衰落阶段, 人手太多, 而且这种情况在不断加剧。这两种制造业可能在同一城市, 有时甚至在同一地区, 相互却不能稍加帮扶。在前一种情况中, 学徒法起了阻碍作用;而在后面这种情况中, 学徒法和行业排他权都起阻碍作用。然而, 在很多制造业, 行业虽不同, 操作却很类似, 假如没有这些愚笨规定的阻碍, 工人就可轻易改变行业。比方, 对于织平纹麻布和织平纹丝绸来讲, 技术几乎完全一样。织平纹呢绒技术虽不特别类似, 但是差异不同如此之小, 以致平纹麻布或平纹丝绸织工, 在几天之内, 就可成为差强人意的毛呢职工。因而, 假如在这三个主要行业中, 任何一个处于衰落阶段, 那么, 其工人可在另外两个繁荣行业就业, 如此一来, 工人工资在繁荣行业不会太高, 在衰退行业也不会太低。在英国, 固然通过十分法令, 麻布织造对公众开放了, 任何人都可从事该行业, 但是, 该行在大部分地区没有得到推广, 所以只能提供有限的就业时机。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学徒法, 当一个制造业衰落之后, 它的工人除了接受堂区救济, 或成为普通劳动者, 别无他法。然而, 根据习惯, 他们更合适从事与本行类似的行业, 不合适做普通劳动者。因而, 他们一般选择接受救济。 阻碍劳动在行业间自由流动的因素, 同样, 也阻碍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一个行业投入多少资本,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该行能雇用多少劳动力。但是, 与对劳动自由流动的阻碍相比, 行会章程对资本自由流通的阻碍, 几乎微缺乏道。不管何地, 富商在自治城市获准做生意权, 比穷技工获准工作权要容易得多。 我以为, 行会章程阻碍劳动自由流动, 在欧洲各地普遍存在。而据我所知, 因济贫法阻碍自由流动, 是英格兰所特有的。这种阻碍在于, 贫民除了在其所属的教区以外, 在其他教区获得寓居权非常困难, 要获得就业时机更是难上加难。行会章程只阻碍技工和制造业者。而寓居权不同, 它甚至阻碍普通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在英国的乱政中, 这种混乱或许最为严重, 很有必要对其产生、发展和现在状况略加叙述。 寺院遭到摧毁, 贫民失去了宗教庇荫。在几次其它救助失败之后, 伊丽莎白第43年第2号法令规定, 每个教区有义务供养自个的贫民;应每年指定贫民监管人, 与教会执事一起征收教区捐税, 以知足此种服务所需。 根据这项法令, 各教区不得不供养辖区内的贫民。那么, 什么人才算一个辖区的贫民呢?这一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关于这个问题, 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讲法。直到查理二世第13年和第14年, 才由法令予以规定, 无论是谁, 只要在某教区连续不断地寓居40天, 就应获得户籍;但在这里期间, 假如教会执事或穷人监管人申述, 那么, 两个治安推事能够合法驱逐新居民, 令其回到之前合法寓居的教区, 除非他租住了每年10磅租金的住房, 或缴纳治安推事以为足够的保证金, 担保他放弃原寓居教区的户籍。 据讲, 该法令导致了一些弄虚作假的行为;有时教区官员贿赂自个的贫民, 使之潜入另一教区, 匿居40天以获得户籍, 进而脱离原教区。于是詹姆斯二世第1年的法令规定, 任何人要获得一个教区的寓居权, 必须将家庭住址和人数以书面形式, 上报教区教会执事或穷人监管人。规定的40天, 只应从他上交书面通知算起。 然而, 教区官员对待自个的教区, 并不总像对其他教区那样真诚实在。他们有时对这种闯入装聋作哑, 接到通知后, 并不采取合理处置。由于为了本身利益, 每个居民都要阻止这种闯入, 威廉三世第3年的法令进一步规定, 在星期日举行星期之后, 教区应颁布书面告示, 40天的寓居期必须从此时算起。 伯恩博士讲, 结果却是, 在书面告示颁布后, 连续寓居40天获得户籍者, 寥寥无几;制定法律, 并非为让人获得户籍, 而是为了避免潜入者获得户籍, 由于颁布告示就是给教区施压, 迫使他们离开。但是, 假如根据实际情况, 不能确定潜入者能否离开, 提出通知就迫使教区, 要么让他继续寓居40天, 毫无争议地获得户籍;要么行使权利, 让他离开。 因而, 根据这项法令, 贫民连续寓居40天获得户籍, 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 为了留有余地, 使贫民能够在其他教区定居, 该法令规定了其他四种方式, 既不必提出通知, 也不用张贴告示, 就能获得户籍。一、缴纳教区所征捐税;二、中选为教区公职, 并已任职一年;三、在教区学徒;四、在教区受雇一年, 并在该年继续做同一工作。 除非全教区人民采取集体行动, 无论是谁, 都不能通过课征教区税捐, 或者任选教区公职获得户籍, 而全教区无人不知, 录用除劳力外别无所长之人的后果。 凡已婚之人, 不能通过后两种方式获得户籍。很少有学徒结过婚;法令又明确规定, 但凡已婚雇工, 不能因受雇一年获得户籍。通过雇用获得户籍主要目的是, 取消古老的雇用期为一年的方式, 以前这在英格兰是一种惯例, 甚至今天还是如此, 假如没有约定详细期限, 法律认定每个雇工雇用期为一年。但并非所有雇主都愿意雇用一年, 便给予他们户籍, 而雇工也不一定愿意这样受雇, 由于, 每个户籍会取消之前所有的户籍, 他们可能因而丧失在本乡本土, 即其父母或亲戚寓居地的原有户籍。 显然, 一个独立的工人, 不管是普通劳动者, 还是工匠, 都不能因学徒或受雇获得新户籍。因而, 当他带着技能进入新教区时, 除非租用了每年10磅租金的房屋, 或是能向治安推事上缴保证金, 足以保证取消原教区的户籍, 否则, 无论他多么健康多么勤勉, 教会执事或监管人都可随意遣出。对于只能靠劳动为生的人, 租用房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至于要多少保证金, 全凭治安推事自由裁定, 但不会少于30磅, 由于法律规定, 30磅缺乏以取消原教区的户籍, 所以购买30磅下面的不动产, 不能使一个人获得户籍。即便是30磅, 以劳动为生的人都无法提供, 况且通常要求的保证金更高层次。 根据上述法令, 劳动自由流通几乎完全遭到禁止。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这种自由, 发明了证书。到威廉三世第8年和第9年, 法令规定, 无论是谁, 只要持有最后合法寓居区的证书, 由教会执事和穷人监管人签名, 经两个治安推事批准, 声明其他教区有义务接受他, 除非他真正成为公众的负担, 迁入教区才能够令其迁出, 由发证教区归还其生活费和遣散费, 否则, 不能以他可能成为公众负担为由, 令其迁出。为了使迁入教区得到最完善的保障, 该法令进一步规定, 除租用每年租金为10磅的房屋, 或在自行教区供职一年外, 不能用任何其他办法获得户籍。这样他就不能通过提出通知、受雇、学徒或缴纳教区捐税而获得户籍。在安妮女王第12年, 第1法令第18条进一步规定, 在根据证书寓居的教区, 持证人的雇工或学徒不能获得户籍。 至于在恢复劳动自由流通方面, 证书起多大作用, 从伯恩博士的明智言论可知一二。他讲, 显然, 教区有种种理由, 要求迁入者持有证书;即持证在该教区寓居的人, 不管是学徒、受雇、提出通知、缴纳教区捐税, 都不能获得户籍;其学徒或雇工也不能获得户籍;假如他们成为公众负担, 必须得知道应遣返到哪里, 教区支付的遣返费及生活费, 才能得到补偿;假如他们生病, 不能遣返, 发证教区必须供养他们。所有这些没有证书是不行的。通常, 这也使教区不肯发放证书, 否则得重新接受这些持证人, 而且情况会更糟。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 贫民迁入的教区要求必须持有证书, 而迁出教区很少发给证书。这个富有才华的作者, 在他的(济贫法史中讲, 证书这种办法造成了一种窘境, 它使教区官员有权将人终身监禁:不管在获得户籍的教区多么不便, 也不管在别的教区有什么好处, 他必须在户籍所在教区继续寓居。 证书并不证明持有人操行良好, 只证明他实际上属于哪个教区, 但发证与否却由教区官员自由裁定。伯恩博士讲, 曾经有人提出颁发执行令, 迫使教会执事和监管人签发证书;但高等法院以为这项动议非常奇怪, 予以否决了。 我们经常发现, 在英格兰, 两地相距不远, 而劳动价格却极不平等, 原因可能在于户籍法, 由于它规定, 没有证件, 贫民不能从一个教区迁至另一教区。固然, 有时健康勤勉, 而且单身的人遭到宽容, 没有证书也能住下来, 但是假如带着妻儿的人想这样做, 在大部分教区会遭到遣返, 并且单身的人结婚以后, 也会遭到遣返。故而, 一个教区缺乏人手, 不能因其他教区人手过剩得到缓解, 而在苏格兰, 以及其他没有户籍困难的国家, 情形大不一样。在这些国家, 固然在大城市附近, 或对劳动力有十分需求的地方, 工资可能上升, 但随着距离增加, 工资又逐步下降, 直至全国平均水平;但像英格兰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即在邻近教区之间, 工资差异不同明显, 却又无法讲明。在英格兰, 穷人要通过教区这种人为边界, 比通过高山大海的天然边界, 愈加困难。在其他国家, 导致工资差异较大是天然边界。 连轻罪都没犯过的人, 选择在某教区寓居却遭到驱逐, 这显然违背自由和公正原则。但是, 英格兰的普通民众固然渴望自由, 却和其他国家的普通群众一样, 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 他们承受着这种制度压迫, 却毫无办法。尽管有思想的人也有时抱怨, 户籍法导致公众不满;但它却从未遭到公众高声反对, 就像反对搜寻证那样。搜寻证无疑很过分, 但却不可能造成普遍压迫。我敢讲, 凡英格兰年届40岁的贫民, 一生中没遭受户籍法残酷压迫的, 几乎没有。 三、结束语 固然过去经常调整工资, 先由全国性的一般法加以约束, 后由郡治安推事详细命令, 但这两种办法已经完全废止了。伯恩博士讲, 根据四百多年的经历体验, 假如按事物本质不能做具体限制, 那么如今必须放弃对其严格规定:由于假如从事同一工作的人, 工资一样, 那就不存在竞争, 也没有发挥勤劳或才智的余地了。 然而, 有时仍有个别法令例外, 企图规定个别地区, 或者个别行业的工资。例如, 乔治三世第8年的法令规定, 除非国丧, 否则, 禁止伦敦及周围五英里的裁缝, 给工人2先令7.5便士以上的日薪, 也禁止工人接受这种薪资, 违者重罚。每当议会试图调解劳资争议时, 总以雇主为参谋。因而, 当调整对工人有利时, 总是正当而公平的;反之, 则不然。例如, 法令规定, 各行应用货币而非货物支付工资, 这特别公平正当。它并没有给雇主造成真正的困难, 只是强迫其用货币支付, 而非计划采用, 却没怎么用过的货物支付。这项法令对工人有利;但是在乔治三世第8年, 法令却对雇主有利。当雇主为了降低工资联合起来时, 通常私下订立协议或合同, 规定最高工资标准, 违者重罚。假如工人进行相对的联合, 拒绝接受某种工资, 否则重罚, 法律就施以重办;假如法律公平处理, 对待雇主也应如此。在乔治三世第8年, 雇主试图通过联合建立的规定, 由法律强迫推行。工人抱怨, 根据该法令, 勤劳能干的人和一般人毫无差异不同。这抱怨不无根据。 过去, 常通过调整食物或其它货物的价格, 来调节商人的利润。就我所知, 这种古老方式方法留下的唯一痕迹, 是面包的法定价格。在有排他行会的地方, 规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或许很正当。而在没有的地方, 竞争调节地更好。在乔治二世第31年, 法令规定了确定面包价格的方式方法, 然而, 由于法律缺陷, 在苏格兰不能实行;它的执行依靠市场管理员, 而苏格兰却没有这一职位。直到乔治三世第3年, 这种缺陷才得以弥补。缺少法定价格没有造成明显的不便, 在少数地区, 实行法定价格, 也没有明显的好处。可是, 在苏格兰, 大多数城镇都有面包师行会, 他们要求排他特权, 不过没遭到严格保卫。 上面已经指出, 不同行业间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例, 似乎不受社会贫富、社会进步、停滞或衰落状态影响。公共福利中的重大变革, 固然会影响工资和利润, 但是最终对所有行业的影响一样。因而, 不同行业间的比例必然保持不变, 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不会因而变革而有所改变。 以下为参考文献 1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New York:The Collier Press, 1999. 2严复.国富论M. (亚当斯密著, 严复译)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0. 3 郭大力, 王亚南M.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4杨敬年.国富论M. (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5胡长明.国富论M. (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