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沟通有效性理论及其局限性,社会学理论论文.docx

哈贝马斯的沟通有效性理论及其局限性,社会学理论论文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共鸣的构成来实现社会的合理整合。人们通常以为，在讨论共鸣的构成经过时，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被称为 理想沟通情境 ，另一个被称为沟通有效性要求。 所谓 理想沟通情境 ，其内涵主要如下: ( 一) 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介入者均有同等介入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能够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能够提出疑问或反驳质疑。 ( 二) 所有话语介入者都有同等权利作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质疑、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 ( 三) 话语活动的介入者必须有同等的权利施行表示出式话语行为，即表示出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由于，只要个人陈述空间的互相契合以及行为关联中的情感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介入者面对本身采取真诚的态度，坦露自个的内心。 ( 四) 每一个话语介入者作为行为人都必须有同等的权利施行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和拒绝命令，作出允许和禁止，作出承诺和拒绝承诺，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作出自我辩护。由于，只要行为等待的互相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规范判定，为平等的话语权利和这种权利的实际使用提供保证，解除现实强迫，过渡到一个独立于经历体验和行动的话语交往领域。 而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则将人们之间为有效实现沟通经过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表述如下: 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知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能够被验证。就他试图介入一个以理解为目的的经过而言，他不可避免要承当起知足以下 确切地讲，正好是这些 有效性要求的义务。这些要求包括:1. 讲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2. 提供( 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 3. 由此使他自个成为可理解的;以及，4. 到达与另一个人的默契。将上述四点展开就是: 言讲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示出以便讲者和听者能够互相理解; 言讲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共享讲者的知识; 言讲者必须真诚地表示出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讲者的话语; 最后，言讲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进而使言讲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到达认同。不但如此，一个交往行为要到达不受干扰地继续，只要在介入者全都假定他们互相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由于可领会性( 根据交往介入者公认的语法规则讲话) 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可以以将上述四个有效性要求简化为三个基本要求: 文章中，鲁迅借 教师 之口，愤愤不平地讲道: 讲要死的必然，讲富贵的许谎。但讲谎的得好报，讲必然的遭打。 这真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鲁迅为什么对故事中的第三位讲话者遭到大家痛打这一现象感到如此愤怒? 其理由鲁迅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在他看来，前面两位讲话者其实都是我们通常所谓的 献媚者 : 他们正在试图借助于一些甜蜜的 谎话 来讨得故事主人的欢心;而第三位讲话者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 正派人 : 他不屑于与前两位献媚者为伍，不愿意用谎话来取悦主人，坚持要讲出反映事情之必然面目的 真理 。毫无疑问，在鲁迅以及第三位讲话者的心目中，第三位讲话者在讲话时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才是 正确 的行为规范，前两位讲话者讲话时遵循的行为规范是 不正确 的，至少在道德规范的层面上看是如此( 讲谎 献媚 、没有人格等) 。 然而，绝大多数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 正常人 ，却完全可能做出与鲁迅相反的判定。在绝大多数 正常 的中国人看来，违背了日常生活中大家公认之行为规范的显然应该是第三位讲话者，而非前两位。无疑，在多数 正常 的中国人看来，假设上述故事情节不是发生在一个日常生活情境之中，而是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三位讲话者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相遇的普通人，而是正在讨论一个学术问题( 主人手中抱着的这个孩子将来会怎样? ) ，那么，该受惩罚的确实就不是第三位讲话者，而应该是前两位讲话者，由于是他们违背了学术界公认的行为规范 求真 ( 假设我们当时就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两人讲的是谎话) 。但问题在于，根据梦中 教师 的交代，上述故事情节恰恰发生在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情境 为满月的孩子贺喜 之中。而根据中国人的传统风俗，关系亲近之人此时此刻应该讲一些带有礼仪性质的祝福话语，以此来向孩子的父母表示出 同喜 之心情，以稳固或加强与孩子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些带有礼仪性质的祝福话语并非一定要符合 真实 的标准，但一定要符合 吉祥 喜庆 让主人高兴 等标准。因而，一个谙习并愿意遵守中国传统风俗的人此时此刻一定会根据故事中前两位讲话者的方式来讲话。而不按这种方式讲话的人则要么遭到第三位讲话者的 礼遇 被痛打一顿( 毫无疑问，其与主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必将被终止) ，要么像 教师 指教的那样打 哈哈 恐怕也免不了将来会遭到主人的冷遇甚至报复。 无疑，故事中第三位讲话者之所以无法与人正常沟通，正是由于双方在 何为正确的行为规范 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双方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分歧，又主要在于双方在沟通时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 故事中的主人和前两位讲话者处于中国传统礼仪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第三位讲话者则处于以 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都应该求真务实、不讲谎话 为原则的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可见，和前面所讨论的两种情况一样，在判定沟通双方在沟通经过中能否遵循了正确的行为规范时，沟通双方能否处于同一个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处于同一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的沟通行动者，在 何为正确地行动规范 问题上才比拟容易达成一致的判定。 上述例子能够表示清楚，无论是陈述的真实性也好，意向的真诚性也好，还是规范的正确性也好，都不具有一种不以人们的话语体系为转移的自然性质。相反，判定一个介入沟通经过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否到达了所要求的标准，都是由人们所属的话语体系来决定，因此是随人们所属话语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的人们，会对陈述的真实性要求、意向的真诚性要求、规范的正确性要求做出不同( 甚至完全不同) 的理解，因此也就会对沟通介入者之陈述的真实性状况、意向的真诚性状况、规范的正确性状况做出不同( 甚至完全不同) 的判定。 可见，即便在双方的言语能否与理性沟通的有效性要求相符这一点上，人们之间尚且难以构成共鸣，更何谈在一些更为详细的讨论主题上达成共鸣? 三、结 语 需要讲明的是，本文上述的讨论并非是要完全否认人们之间通过理性沟通来达成共鸣的可能性。达成共鸣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只是除了哈贝马斯设想的 理想沟通情境 之外，它还依靠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 介入沟通的人们必须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只要当介入沟通的人们既处于哈贝马斯设想的 理想沟通情境 之中，又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时，人们之间才可能就各方的言语能否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达成有效沟通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获得一致的判定，因此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沟通经过来就某个本质性主题达成共鸣。这也就意味着，本来不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的人们，假如要想通过沟通来就某个话题达成共鸣，那么他们就首先必须通过学习经过( 互相学习对方的话语系统，或者共同学习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等) 来使双方能够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假如做不到这一点，要想构成共鸣就是困难的，试图通过共鸣的构成来解决纠纷、实现社会整合也就只是一种空想。 哈贝马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了解上述道理的。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他就曾经指出，通过平等的沟通协商来达成共鸣的前提之一就是沟通经过的介入者必须处于同一 生活世界 之中。哈贝马斯讲: 通过交往实践，交往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明确了他们共同的生活语境，即主体间共同共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界线是由所有的解释确立起来的。而这些解释被生活世界中的成员当作了背景知识。 符号表示出的有效性前提牵涉到的是交往共同体当中主体互相之间共同共享的背景知识。 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鸣。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众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些背景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但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疑难。这样一种生活世界背景是明确介入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 可见，哈贝马斯是清醒地意识到有效沟通的前提之一就是沟通双方必须有 共同共享的背景知识 。这种 共同共享的知识背景 ，在我们看来，主要就是沟通者们分享的话语系统( 固然哈贝马斯并不一定同意这种讲法) 。但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将自个的注意力只放在或主要放在了具有 共同共享的背景知识 的主体之间的沟通行为上，而对于那些不具有 共同共享的背景知识 的人们之间的互相交往却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和讨论。而事实上，后面这种情境却和前面那种情境一样，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一种有关沟通的理论，假如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淡化了后面这一情境，显然应被视为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