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近代文学论文.docx

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特点以及其历史意义,近代文学论文摘 要： 作为国内章回体) 的平均创作速率大约为每年新出1至2种作品。近代以来的前55年 (1840-1894) 里, 小讲问世的速率仍与以往几乎没有差异不同, 此间创作的章回小讲共有65部, 年均约1部, 翻译小讲共7部。 但自1895年起, 情况开场发生变化, 小讲的创作与翻译数量出现加速递增趋势。能够讲, 自甲午一役后, 小讲开场兴起, 不管是创作小讲还是翻译小讲都是此前几十年间年产量的十倍以上。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 (1895-1902) 8年的时间里, 创作的章回小讲共有102部, 年均约13部, 翻译小讲共48部, 年均6部。 而从1903年起, 小讲发展则进入爆发阶段, 不管是创作小讲还是翻译小讲, 年产量都为前期几十年间的百倍以上。自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 (1903-1911) 仅仅9年的时间里, 创作的通俗小讲却有1422部, 年均158部, 翻译小讲共942部, 年均约105部。1 而变化又不仅仅仅是数量上的, 假如将清末最后10年创作的小讲和之前的作品作一比拟, 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如做一粗略的区分, 则之前的小讲总体上仍可归入传统的范畴 (不排除个别作品已初现近代特色) , 而清末最后10年的小讲则鲜明地开场具体表现出出了近代特色。这一特色简单讲来, 即是在作品中具体表现出出对民族国家的热烈关注, 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干涉和参与, 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政治功利性。 而倘要追寻导致小讲产生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 则我们不得不重点关注一下1902年。在这一年, 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开创办理了中国对于中国小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里程碑意义的雄文(论小讲与群治之关系横空出世。在这篇文章中, 梁启超将小讲的社会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 并提出 小讲界革命 的口号, 要对传统的小讲进行革新, 以使其担当起 改进群治 和 新民 的政治重任。同时, 梁启超还借鉴欧美和日本的经历体验, 大力提倡 政治小讲 , 并在(新小讲创刊号上刊发了他自个创作的一篇政治小讲(新中国将来记。理论、创作和期刊的配合, 使 小讲界革命 的影响迅速扩大, 也使这一年成为近代小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年。 从外在方面来讲, 小讲界革命 推动了小讲作品、作者、读者以及期刊数量的急剧增长。从内在方面来讲, 新的小讲类型拓展了小讲的表现领域, 新的叙述手法丰富了小讲的艺术表现力, 而期刊连载则使传统章回小讲在回与回之间的分割上, 与其发展早期的长篇讲书再次产生了照应。与此同时, 视小讲为改进社会的工具, 以政治为小讲创作的旨归, 这种急功近利的观念则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讲的发展。这种观念深深地浸透在20世纪章回小讲(海上花列传和文言短篇小讲, 这些均为韩本人创作。但该期刊反响不大, 不久落寞而终, 且后继无人。但梁启超此一创举却反响宏大, 此后国内风起云涌继之而起的以刊登小讲为主的文学报刊在辛亥革命前超过150种。2 仅仅10年之间, 而变化却会有如此之大,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因国家危机日益深重而导致的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涨的因素, 也有维新派人士对小讲的社会作用开场大力鼓吹所营造的理论气氛的影响效应, 同时, 翻译小讲的涌入也逐步改变了国人对小讲的传统看法, 而梁启超本人的身份和影响力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除此而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即韩邦庆的(海上奇书杂志及其所刊载的小讲都还属于传统形式, 归属于 旧 的阵营, 但梁启超的(新小讲杂志及其刊载的小讲却处处展示出 新 意, 很是别开生面。同时, (新小讲在栏目设置、稿酬制度、出版发行等方面也均已初具当代杂志的规模。而在那全民愤起思变的时节, 新 小讲和 新 杂志, 一个 新 字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再加上梁启超在该刊创刊号上又发表了(论小讲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将其此前的关于小讲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和推进, 把小讲的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 为文学之最上乘 , 而小讲的社会作用亦大到无以复加, 为新一切之根本, 进而在理论上为该杂志张本和保驾护航。该文的结论曰, 故今日欲改进群治, 必自小讲界革命始;欲新民, 必自新小讲始。 3小讲界革命于是乎自此开场。由此结论不难看出, 梁启超 新小讲 的目的是为了 新民 , 而 新民 的目的又是为了 改进群治 , 而这些又都和他直接介入的戊戌变法失败密切相关。 总之, 梁启超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 而非小讲家的身份, 出于政治的目的, 而非文学的目的, 发起了这场 小讲界革命 , 开创办理了(新小讲杂志, 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政治, 而非文学和小讲。 固然, 从总体上来讲,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在后来者看来还是有很多虚浮夸张之处, 但作为对当时那一特殊历史场景的反响与回应, 还是有它的历史的合理性。并且, 该文在那时也确实曾获得极为广泛和热烈的支持, 同时, 在该理论影响下的小讲创作也确曾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连载小讲与定期刊物 (新中国将来记是连载在(新小讲杂志上的。虽讲将章回小讲与定期刊物相结合, 梁启超并非首创, 前已有韩邦庆的尝试, 但梁启超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新形式的普及, 导致后起仿效者层出不穷, 进而促进了小讲创作的繁荣。 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讲中曾十分强调: 本报所登各书, 其属长篇者, 每号或登一回二三回不等。惟必每号全回完成结束 , 即是讲, 该刊在登载长篇连载小讲时, 会十分考虑保持每一回目的相对完好。仔细考量, 章回小讲分回叙讲的这一体制似乎天然地与杂志的连载形式特别契合, 而(新小讲也正是顺应并充分利用了章回小讲的这一特点。此前, (清议报前期刊登的政治小讲(佳人奇遇是用文言翻译的, 且每期的完成结束处经常是一段话或一句话尚未结束就被拦腰斩断, 非常不利于阅读。而后期刊登的(经国美谈却是用章回体翻译。两相比拟, 章回体适于报刊连载的长处立现, 故而(新小讲杂志亦沿袭此例。清末报刊杂志的出版很繁荣, 而章回小讲体制上的这一特点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其本身繁荣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 对于小讲与定期刊物的结合, 无疑, 梁启超是最有力的促成者。在他看来, 小讲是杂志最重要的内容, 是其立足之本。而梁启超对于小讲的这种倚重, 能够向前追溯到他开创办理(清议报之时。在那时, 他即已明确规定政治小讲为该报常设的六个栏目之一;同时, 他也以为, 刊登政治小讲是该报区别于其他各类报纸的特质之一。不仅如此, 梁启超还进一步从媒体特征的角度对报纸与杂志进行了清楚明晰的区分, 而他对杂志的偏爱, 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杂志实为小讲最适宜的载体。比方沉着量上, 杂志比报纸可包容内容更多, 从周期上, 杂志虽不似报纸那般迅疾, 但比单独印刷的单行本还又要快速很多。 然而, 梁启超这篇新型的政治小讲在刊出后反响究竟怎样呢?在(新小讲杂志刊行不久, 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谈及这部小讲, 其曰: (新中国将来记表示清楚政见, 与我同者十之六七 此卷所短者, 小讲中之神采 (必以透切为佳) 之趣味耳 (必以弯曲复杂为佳) 仆意小讲所以难作者, 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逐一饱尝烂熟, 出于纸上, 而又将方言诱语逐一驱遣, 无不如意, 未足以称绝妙之文。 4黄遵宪此处所指出的小讲中缺乏神采和趣味正是(新中国将来记作为小讲所存在的致命问题, 而这一问题也常是纯粹的政治小讲所不能避免的, 由于其宗旨和立意与小讲的艺术特性之间有很难调和的矛盾存在。即如华而不实的 两名士舌战 一回, 从政论文的角度看, 非常完美, 清楚明晰透彻地阐发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和见解, 但从小讲的角度看, 则极为乏味, 令人难以卒读。 梁启超自个此前在关于小讲之作用和社会价值的几篇理论文章中, 屡次提到小讲对于普通民众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远远超过经史等高头讲章, 而其不可思议之力的来源正在于其不同于严肃的经史处, 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讲部缘起一文中亦具体分析了 史 的五不易传和小讲的五易传之故, 但梁启超在这里篇小讲的创作中却屡屡犯忌, 讲到底, 既然要作小讲, 则必需要符合文学的要求, 知足美感的需要。小讲确实具有教育价值, 但前提是先要具有艺术价值, 否则便是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了。 简而言之, 在传统文学观中, 诗和文是正宗和大宗, 是雅文学, 小讲为不入流的小道, 为俗文学, 地位低下。梁启超倡导的 小讲界革命 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 使小讲从不入流一跃而成为主流, 从最边缘的位置挺进到最中心的位置, 其作用也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补正史之缺乏或观风俗之得失, 而是摇身一变为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最重要法宝, 为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而传统章回小讲的分回叙事 (放在整部书的框架内, 一回为全文的一个小的段落。而独立来看, 一回则又可视为相对完好的一篇) 、段落整洁, 及其在每一回末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的特点, 这些又恰都与期刊连载相适应。同时, 近代以来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使书籍的价格降低, 进而极大地扩大了读者的范围, 而市场消费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小讲的创作, 导致小讲创作群体的扩容。报刊和出版业的发达, 直接造就了大批的小讲创作者和读者群体, 而稿酬制度的建立, 则促进了职业小讲家的出现。凡此种种, 造就了该一时期小讲创作的极度繁荣。 四、(新小讲杂志的影响 梁启超对于小讲的提倡和重视, 其最初的直接导源是戊戌变法的失败, 这使他由直接的政治改进不成转而走向思想改进, 希望通过 开通民智 , 提高国民的思想素质, 进而重新进行政治改进。而他所提倡的文学革新运动, 尤其是华而不实的 小讲界革命 运动, 正是他整个思想改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小讲为载体, 梁启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详细推动 小讲界革命 的展开, 他不仅亲身创作政治小讲(新中国将来记以为表率, 还从1903年9月起在(新小讲杂志上开拓 小讲丛话 专栏, 组织并自撰小讲理论文章。在这些文章里, 他对小讲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艺术特征、创作方式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充分论证中国小讲革新的必要性, 为小讲的革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梁启超对自个的小讲理论进行详细阐释时, 不但传播了他的小讲观念, 而且还传播了一种对待小讲的全新的严肃态度。这种严肃态度再加上小讲的社会功用价值, 恰正照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给那些有志于救国但苦于无门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道路。于是他们纷纷拿起笔来, 或着或译小讲, 进而造成那一时期作家创作队伍的迅速扩大, 小讲作品借助于新兴的报刊杂志亦呈爆发之势, 以致于该时期小讲创作的数量超过之前几百年的总和, 令人瞠目。 而作为以刊登 新小讲 为主的文章的引文均出此处, 不另注。 4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301. 5如李伯元, 吴趼人等在 小讲界革命 前均开创办理过娱乐性较强的小报, 在 小讲界革命 后, 二人转开创办理小讲期刊, 并均表示出了与梁启超此期的小讲观念极为相近的看法。详细参见袁进.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讲的发展J.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