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绿色发展的法律规制理念改革,环境法论文.docx

适应绿色发展的法律规制理念改革,环境法论文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毁坏等问题，绿色发展已成为基本共鸣。所谓绿色发展，就是要环保、低碳地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和谐可持续发展。然而绿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所采取的手段和所造成的结果等都具有不确定性。以往的法律规制一般是从确定性出发，面对不确定性的问题，法律规制的理念需要进行革新。一、绿色发展的不确定性绿色发展主要牵涉生态环境问题。围绕着绿色发展的一些问题，人们争论不休。这里牵涉了伦理或理论上的很多难题，诸如发展与环保的价值冲突，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问题，等等。但这里我们暂且抛开价值之争，只讲客观的事实问题，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当代工业和当代科技的发展带给我们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但也使人类置身于风险社会当中，这就是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客观环境。首先，绿色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不确定性。绿色发展是针对当前的非绿色发展提出的，以为人类面临着气候危机、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而这些危机是迫在眉睫还是杞人忧天，实际上科学界也认识不一。比方，英国气象局颁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过去 15年来并没有暖化。报告显示，1997 年初和 2020 年 8月相比，全球气温并无明显变化。有气候专家成认，科学界用来预测气候变化的计算机程序有严重缺陷。再比方，当前我们所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一般是指可采储量，但实际储量并不明确。其次，绿色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具有不确定性。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毁坏，但是人类活动的毁坏程度怎样、将来影响怎样，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毁坏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着名的 预防原则 就是针对这种风险提出，主张对于没有被科学确实证明将要发生的环境损害要采取预防，由于这类损害当前难以被科学确实地证明，但不排除将来发生的重大可能。一般以为环境损害具有不确定性，其实预防环境损害的手段同样具有不确定性。比方近期比拟受关注的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技术，该技术能够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甚至能够有效利用二氧化碳，但是该技术的减排效果和推广前景怎样仍然不明朗，而且该技术存在着碳泄露和危害地质的风险。也就是讲，预防风险的手段同样有风险。最后，绿色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其实是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络的。由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采取的手段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对结果的收益分析自然也具有不确定性。电影(雪国列车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揭示了这样的主题 :为了防止气候变化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人类采取了极端的措施，结果反而给人类造成了更大的灾难。近期，一项由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介入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变暖正在推动北极地区航运、渔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气候越来越暖和，开场种植番茄等一些过去无法种植的作物。也就是讲气候变化的后果不都是负面的，那么为了预防气候变化，我们能否值得牺牲眼前的一些利益或者付出很大的代价？绿色发展实际上是一个面向将来的主题，需要一系列的预测，因此注定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主题，这很大程度上也根本源头于科学的不确定性。二、法律规制中科学的失灵科学曾被视作代表着理性和真理，科学维度也因此被纳入了法律规制之中，主要具体表现出为对专家知识的依靠。但科学确实定性只是就其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而言，在现实中，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科学也具有不确定性。 科学并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岩床上而是建立在沼泽之上的。 尤其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领域，专家们无论怎样调动自个的学识和经历体验，也并不一定能到达或逼近绝对的真实，这时就出现了科学的失灵。这里暂不考虑利益因素的影响，只考虑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在绿色发展领域就可发现科学失灵的普遍存在。科学的失灵主要能够归因于信息不充分，具体表现出在三个方面 :其一，个案的差异性。标准是绿色发展方面的法律规制的常用手段之一，标准的制定依靠于科学研究和专家知识，然而整洁划一的标准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以控制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标准为例，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要取决于诸如人口密度、气候、地理位置、水或者空气的流速、已有的空气或水的纯度等自然因素，以及已有二氧化硫和灰尘的互相协同作用。某污染物在甲地是主要污染因素，在乙地则可能是次要因素，甚至是可被忽略的因素。这是一个技术经济问题。个案的差异性决定了单一的标准是不经济的，正同斯图尔特Stewart和克里尔Krier指出的， 使用统一的排放限额究竟会引起多少经济浪费，对此并没有详尽的研究，但这个数字一定会是数十亿美元乃至更多 .而要想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制定详尽的标准，必然会面临信息不充分的困难，由于 要那样做，不仅必需要对每个企业的成本予以检视，还要求行政官员几乎像企业经理那样了解每个企业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特拉华州流域的全面研究表示清楚，收集详尽信息制定个别化标准的努力，远远算不上成功，付出了超出必要范围的更高层次成本，削减的污染却更少。其二，样本的代表性。面对个案的差异性，要想做出准确的判定，需要足够多的样本。但再复杂的科学研究也不可能触及现实的所有可能情况，牵涉所有事物的差异性，而只能是根据样本做出简化的假定。频繁地使用动物作为样本的研究，则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牵涉到比拟弱的因果联络时，或者需要长时段才会有比拟完好的数据时，就很难或者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经历体验性反应数据。气候变化就属于这种问题，如今我们所议论的气候危机实际上是将来 50 年间全球气温平均上升 3 摄氏度的问题，到底哪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会导致这种历时性的微小变化？很难获得准确的经历体验性数据。其三，对于副作用难以全面预估。科学维度意在控制生态环境风险、推动绿色发展，但是这里所采取的手段却会具有副作用，受制于客观条件，科学难以对这些副作用事先做出全面预估。比方，甲醇衍生物-甲基三丁醚-是一种促氧化剂，用于清洁燃料，能够降低汽油燃烧中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甲基三丁醚可以能对健康产生严重的危险，它增加了甲醛的排放，并且比汽油更具毒性，污染水资源。再比方，为了削减二氧化硫的排放，很多火电厂安装了脱硫设施，但是被捕获的二氧化硫又转化为固体废弃物，产生了新的风险。这还仅仅是当前已经意识到的绿色发展手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很多技术措施处于影响难以预测的状况。无疑，信息越全面，有关绿色发展的决策就越可靠，但在现实中我们却不得不面对信息不充分的问题，这直接造成了科学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决策中科学维度的失灵。三、法律规制中民主的失灵在决策中，民主维度是与科学维度相照应的，依靠于众人的判定。民主维度不仅使决策具有合法性，还由于集合了众人的智慧，而加强了决策的合理性。但是在绿色发展领域，由于问题的不确定性，即便是专家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决断，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一般民众对此更是难以决断，很多时候真理并不把握在多数人手中。首要的是，众人会对绿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做出错误的估计。一方面，人们有夸张风险的倾向 ;另一方面，人们有忽视风险的倾向。众人的判定与风险的可及性密切相关。当最近出现了某类轰动性事故时，人们会夸张该方面的风险。当问题最近不会出现时，人们又会忽视该方面的风险，具体表现出出过分的乐观。 显着的鲜活的实例会使人们对微小的风险作出过度的反响。而当实例并不显着或鲜活时，人们会对真正的危险掉以轻心。 而众人的这些判定与事情本身的风险概率、危害后果并不具有逻辑关系和统计意义，这就可能导致做出错误的决策，在风险概率或风险危害较小的事情上投入太多的公共成本，而对于风险概率或风险危害较大的事情则予以漠视。很多人以为风险是 全有或全无的 ,因此赞同在某些领域完全消灭风险，而这会带来宏大的成本，产生 最后10% 问题。美国一位前环保署官员曾指出 ,能够在几个月内将 95% 的有毒物质从污染地去除，但要想去除最后一点点有毒物质，却要花费经年累月的时间 .众人的判定会遭到邻避效应等社会心理的影响。所谓邻避效应是指居民因担忧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众多负面影响，进而激发的嫌恶情结，滋生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的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只是一种直观感受，缺乏科学根据，但是当群体采取强烈的、高度情绪化的集体抗争行为时，会造成一种 群体极化 现象，强化人们的负面情绪，进而背离最佳决策。从宏观上讲，众人的判定还与文化相关。丹 卡亨和唐纳德 巴曼以为，文化认知有助于解释公众对于包括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种风险的反响。平等主义者和社会连带主义者远比等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更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他们以为，文化倾向是此类判定的更为准确的预测器。尽管有人可能会对卡亨和巴曼的人类群体划分持有不同见解，但是他们揭示了文化因素对于众人判定的影响。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下，某一地区的公众可能会对某一种价值有着特殊的偏好，进而对决策产生不适当的影响。比方美国在 1970 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要求汽车制造商在 5 年内将大气污染物排放降低 90%.这个修正案的通过主要是为了迎合公众环保至上的情结，而不顾及这种措施的经济技术可行性。众人的判定有时候也受经济基础的影响。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可能更看重经济发展的价值，对于生态环境毁坏的容忍度较高，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可能会对生态环境毁坏的容忍度较低。其实这种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知。而这些认知并不一定符合理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