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展望】.docx

【“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展望】五年一规划，是新中国特有的经济安排与时间节律。当60 年的风雨刚刚飘过，中国经济也将步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这是一个新甲子的起点。所处的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面临的挑战不仅有深化改革问题、有急迫的经济转型问题，更大更复杂的挑战，也许来自人文层面的要求。说“十二五”是新甲子的起点，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一个历史新进程的开始。也就是随着人均GDP 超过3000 美元，并以更大的基数向5000 至8000 美元水平提升，中国社会将步入又一个快速升级阶段。这种升级不仅有消费形态上的变化，有经济运行方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的形成。从国际方面看，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际社会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漫长的东西方冷战。这是一种以古典的对抗性思维为特征的国际竞争。而在经济上，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源的全球性掠夺、核能与IT 技术的研发，以及迅速从军事工业向民用商业的转化，整个世界因此而飞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姿态站了起来，极不容易。现在，当IT 技术引领的世界经济增长早已步入衰减期，全球经济需要有新的增长点来促发新一轮增长时，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出发点的绿色经济，正在以全球性对话与协作的方式跃跃欲试。与之相伴的是，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再平衡的方式，消解由IT 技术诱发而来的经济与金融泡沫，使失衡多年的世界经济重新步入相对均衡的运行轨道。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正在由传统的硬性对抗转变为柔性化的软实力竞争。在此过程中，中国将处在什么位置呢？华经纵横“十二五”规划课题组中国“十二五”规划研究2010年3月从国内情况看，经过前30 年的摸索和后30 年的非均衡发展，中国经济从几度濒危，到持续高速发展，有了极大跨越。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经济也迅速全面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早已不可逆转。但是在以先行先试的方式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开展的各种改革探索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问题。比如，在应对国内外不同需求的供给结构，以及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方面，在投资、消费、进出口结构，以及国民收入一、二次分配等方面，特别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同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到了需要用系统性措施加以治理的关键时刻。全面的结构调整与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需要从经济的体表深入到人文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有力推进。零敲碎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以往相比，无论在难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有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大背景下，需要以平衡内外需供求结构为突破口，有效应对国际贸易问题、金融问题，处理好内外需关系；另一方面，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要逐步有效地化解各种影响全局的结构性矛盾。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增长转变；最大的挑战是，来自来经济活动的人文考量，而不是某个局部的问题。由此观察，“十二五”是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开始。新起点、新环境、新挑战。面对新形势、新课题、新矛盾和新问题，今后五年要进一步调整发展思路：一是以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目标，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全方位调整。二是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把社会发展摆在现代化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民生为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差距，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促进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和谐，树立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空间均衡原则，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切实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四是以建立健全保障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为目标，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消除不利于市场基础性作用、不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五是以培育形成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为目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丰富开放的内涵，提高开放的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内需来实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同时表现出与信息化、重化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趋势；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将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预计“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工业占GDP 比重总体变化不大，但其内部结构将发生剧烈转变，即从“十一五”时期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向以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制造业为主导转变，同时产品结构会发生由生产资料为主向消费资料为主的转变，其中汽车是其代表性产品。一、内需逐步对外需的替代将成为基本趋势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消费过剩”危机，对应的是中国的“生产过剩”困境。此前，美国失衡的经济结构之所以能够维持20 年，主要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过剩对冲了美国的消费过剩。次贷危机使得美国消费能力下降，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表现为出口需求的减少，一旦出口这一动力消失，其给我国GDP 直接带来的就有12 个百分点的损失。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2009 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测算，2009 年我国净出口对GDP 的贡献率为448，净出口对华经纵横“十二五”规划课题组中国“十二五”规划研究2010年3月GDP 的拉动为39 个百分点。如果再加上外需减少对投资和消费的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将更快。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都难以出现实质性复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步升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加速国内的经济调整，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到刺激内需上。二、资源环境的约束将迫使中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一条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相辅相成，依靠科技进步，广泛运用最新科学技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既高速增长又不大量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既提升结构又能扩大就业的速度与效益相结合的工业化道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必然选择。三、工业化将表现出“重化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重叠特征重化工业泛指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是工业中的重工业，主要是钢铁、有色冶金、炼油、化工、水泥、电力和包括汽车在内的重型装备制造业，建筑业和一次资源产业不属于这一范畴。重化工业产品市场覆盖面广，为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提供生产手段和装备，被誉为一个地区经济的“脊梁”，也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强大物质基础。四、主导产业将由重化工业逐步过渡到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产业结构的变迁有以农业为主导、轻纺工业为主导、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等基础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为主导、低度加工型的工业为主导、高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服务业为主导、信息产业为主导等几个阶段。在低度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传统型、技术要求不高的机械、钢铁、造船等低度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在高度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的阶段，由于高新技术的大量应用，传统工业得到改造。技术要求较高的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石油化工、机器人、电子计算机、飞机制造、航天器、汽车及机床等高附加值组装型重化工业有较快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内部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仍有较快发展，服务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并在GDP 中占有较大或主要份额。在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阶段，信息产业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人们也常把这一阶段称为后工业化时期。“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将呈现不断优化升级的基本趋势。第一产业比重呈持续稳步小幅下降态势；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十二五”期间仍呈上升趋势，在2015 年前后达到最高比重，此后开始回落；第三产业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工业内部结构变化较为剧烈，高加工度制造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其比重由2005 年的281上升至2015 年的336；轻工业比重由2005 年的213逐步小幅下降至2015 年的19；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由2005 年的506逐步下降至2015 年的474左右。五、“刘易斯转折点”将在“十二五”期间到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华经纵横“十二五”规划课题组中国“十二五”规划研究2010年3月转换，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十二五”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将迎来“刘易斯转折点”首先，中国的人口增长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也降到了较低水平，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 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并且在21 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 年左右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近年来劳动力工资出现了较快上涨。随着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日益频繁，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也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