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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平：前瞻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冲击和影响关键词：调整和民生是十二五的两条主线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卫平主题演讲前瞻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冲击和影响。黄卫平：大家看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是一个管理、两条主线。一个管理就是今年要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两条主线，实际也是“十二五”规划的两条主线，一条是调整的主线，一条是民生的主线，如果能够把握住两条主线来思考问题的话，我想基本也就抓住了目前这样一个脉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六项重要的工作，也是今年六项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对比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项主要任务，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请大家看，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三条“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我们看看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农业从第三条摆到第二条，说法叫做“推进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这是什么概念？“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从内需角度定位“三农”发展情况；如果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条，特别强调的是“推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从需求转到供给，这个变化似乎就是在谈需求、谈供给，或者我们可以讲在过去的基础上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来讲农业的问题。实际要结合这段的经济情况，你会发现如果不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的话，说实在的，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将会落空。这其中一个变化就是“三农”问题从去年提出从需求角度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到现在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真正要保证经济平稳运行，从供给角度讲。如果大家回忆30年改革开放，GDP物质内容发生很大变化：GDP本身是新增财富的总和，新增财富的总和的物质内容，近期主要是以高楼大厦、以高速公路、以高速铁路、以基础设施来体现的，而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你手里所获得的货币形式财富也在增加。一方面GDP增长了，物质是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因此手里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增长，与我们所讲的高楼大厦的快速增长实际是不匹配的，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高楼大厦新增的财富的物质内容而带来给你越来越多的货币收入去抢那些增长较慢或者相对来讲供不应求的农产品的时候，可想而知，整个农产品价格是什么趋势。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的蔬菜是以分来计算每500克的，到80年代、90年代以角来计算每500克的，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突然发现菜以元作为基本单位计算每500克的，这个趋势还是要发展的，很可能有一天10元买一斤白菜是很可能的事情。GDP物质内容和我们所看到的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转变，二者一定要配合起来，否则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大概很难获得很好的成功的，这是我要讲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很多任务，如果要看看保证“十二五”规划完成的外部环境，实际是很有意思的。请大家看红字部分，第一点，世界经济失衡，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人们也在谈世界经济失衡，那时候谈的世界经济失衡更多的涉及的是南北经济关系，讲的是地球村有穷国有富国，如果世界经济要很好的发展，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穷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这里有一个隐含的概念，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因此大家会发现在1995年的千禧年规划中提出八项目标，谈的都是如何让发展中国家得到很好的发展，在那样的情况下，减贫就成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任务。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在全球范围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了全球一致的拥护和赞誉甚至帮助。那时候缺少资金，FDI来了；缺少技术，转让了；需要市场容量，开放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你顺风顺水发展。21世纪第一个十年你突然发现人们还在谈世界经济失衡，这个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现在如果查文献，全世界政界人士谈世界经济失衡时候提的是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如果说的直白一点，那就告诉你有的国家有着过多的贸易顺差，有的国家有着过多的贸易逆差，所以世界经济要能有一个平稳发展的话，必须在顺差、逆差之间做出一个平衡，必须进行调整。大家想想，在这样一个星球上，谁的出口最多？谁的顺差最大？谁手里外汇储备量第一？显而易见，全世界都认同这么个道理，中国经济需要进行调整，因此从世界经济失衡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以外需为主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我不是说外需就应该放弃，我说这样一个模式受到了挑战，这是我们必须进行调整的第一个助推力。第二条，社会与环境赤字严重。主要体现实际就是这个地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整个地球村可持续的发展受到了挑战，因此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经济必须有共享性的增长，也就是常说的包容性增长。社会共享的概念，全球一致认同的是反贫困、公平、机会均等、社会包容，以及构建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的概念不是我们说的社会保障网，社会保障网仅仅是社会安全网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大家回头想想中国，我们经济发展一直本着一个思路，我们讲的是增长社会财富的能力比社会财富本身更重要，是中华民族一直贯彻到今天的思维，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以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家看，社会赤字严重是必须偿还的，“十二五”规划中一方面要调整，一方面要保证民生，如果大家要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过去我们的口号叫：“又快又好”，后来转化为“又好又快”，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收入分配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总书记去中央党校讲课时候提出八个方面结构调整，50个要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诸多结构调整中第一位的。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调整也是诸多要调整的之中第一位的，所以咱们这么讲，社会赤字严重让你偿还，一方面肯定增加生产的成本，毫无疑问；第二，将跟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契合，这也是结构必须调整的一个助推力；第三，环境赤字严重。其实从中国来看，除了青藏高原大概所有地表水已经都不能够再饮用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南全是酸雨区。从这种污染来看的话，事实上环境赤字在中国是可想而知的。我想大家都清楚，我们现在面临极大的压力。从哥本哈根会议来看，各国都面临着一个减排任务。我们减排做了极大的努力，我们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45%，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但与此同时如果在这期间你的GDP是翻一番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单位GDP减排而总量却在增排，这就是我们尴尬的一个问题。奥巴马提出来在这个地球要说减排的话任务最重的是中国和美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45%。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列世界第一。美国人讲如果中国、印度、巴西不签京都议定书的话我签没有意义，这给我们极大压力，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仍然要调整产业结构的原因，这又是一个助推力。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球都在说调整，而在这个调整中间，最大的调整实际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提出量化宽松这样一个口号，借口很简单，就是我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快，我的就业增长不快。实际要从21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真的有这么个情况整个经济有增长，但是就业并没有相应的增长；就业没有极大的增长，但收入却有着增长。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光是中国，全球都是这样，在总体福利提高的过程中间，个体分配的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这就是世界的趋势。市场的力量不会平衡收入差距，市场的力量永远是在扩大。大家都知道这次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英国首相布朗提出要恢复制造业；奥巴马也提出要恢复制造业，五年之内出口翻一番，增加200万个就业岗位；欧盟也要恢复制造业；日本也提出制造业的振兴；中国是十个产业的振兴。全球都提出要振兴产业，要进行结构的调整，我想大家也清楚，用政治经济学一个道理讲，结构调整的越高级的话，有机构成也就越高，单位资本所能容纳的劳动力越少。如果从生产实践看，产业结构调整到高级化过程中，所有人力资源中能适应高精尖产业的人是占多数还是占少数？如果承认占少数的话，那就是为什么经济在提高，但是就业不能够有一个同比例速度相应增长的原因。同时再想想，产业结构在高级化，凡是能够适应高精尖产业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显然是高的，所以这些人带动着总体收入在提高，很多人感觉收入被提高了，最终形成整个世界福利在增加，但是说实在的，你会发现总体福利增加的同时个体收入分配差距真的在拉大。这件事情如果走到极端的话，产业结构调整有社会成本的瓶颈，必须突破，如果能够突破这个瓶颈，形成一种全新的收入分配机制和人力资源培养机制的话，这个地球的经济包括中国在内会进入一个坦途。另外一点，从中国整个情况看，大家总说这个模式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转型确实压力很大，2009年大家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大家说是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被很多人定义为最不确定的一年。好象没什么好的了，我还不这么悲观，我总感觉没有太多的问题。从总体模式的变化看，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小平的改革内有忧，小平的开放外有患，为什么？前年，媒体在采访我的时候说黄老师你对改革开放30年体会最深的是什么？我说有三点：第一，中国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怎么也没有想象到几乎人人手里有着移动电话，很多人都开着车，更没办法想到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每70个人就有一个人居住在北京，每35个人就有一个居住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镇化超快速集聚不会想得到，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化。第二，生产方式发生急剧变化。想也没想到中国被人称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还有一点也是没想到的，走过了30年，人人都告诉我这个模式不可持续了，必须改。因此在这样三个条件下，小平当年搞改革，我说内有忧。大家看这样一组数字：在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要进行的时候，中国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的人们生活不如50年代，这还情有可原；还有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的人们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另外，在那个时候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亚洲四小龙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竞争中间处于上风还是处于下风，这是很清楚的。那时候小平要搞改革开放，从承包制开始。改革开放30年之后，大家再看这样一组数字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模式对于经济极大的推动力。这么说吧，新中国成立到建国60年，如果我划分一下，前30年、后30年，改革开放是后30年。这组数字告诉你：前30年如果不计通货膨胀，只是把每年新增财富累加的话，前30年大概只创造了5万亿人民币左右新增财富；改革开放30年，大概创造了245万亿。换句话说，前30年两个百分点，后30年98个百分点，入世八九年创造了整个60年新增GDP的三分之二，所以改革开放功不可没，那种模式也给中国巨大推动。现在结构的调整，事实上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比如模式再继续进行的话，大家发现沿海工人极缺，很多人讲三代、四代工人有什么特点，恐怕这是人力资源要研究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当年在次贷危机中我和深圳企业家讲工人必须留住，否则的话当订单回来真的找不着人，为什么？因为4万亿上马了，4万亿上马后全国是一个大工地，所有基础设施在铺开，要不要人？吸纳了几千万人，有人讲2500万，有人讲3000万，说的最多的是4000万。现在订单恢复了，4万亿没有结束，工人从何而来，4万亿结束时中国工人才能解放出来。从第三、第四代工人角度看确实发生很大变化，小平曾经讲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我过去不理解，越到现在我越理解。因为我在大学里，每年都有新的学生来，我想咱们的高中到底教会了孩子们什么，我有时候开玩笑我们教育教会孩子三项武功：第一考试，第二上网，第三谈恋爱。如果上了大学三项武功继续，如果没上大学，第一项武功就废了，第二项武功剩一半，就剩上网谈恋爱了。我们从来没有教会人家养家糊口，而是教会了人家一脑袋伟大幻想。似乎这些人将来一从政马上就会是国家总理，如果经商第二天就是“比尔·盖茨”，从来没有想过踏踏实实做产业工人。上海只有1%的家长愿意自己子女未来成为产业工人。中国脊梁是什么，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才教育培养方向和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结构调整存在着某种偏差。从中国角度看，实实在在地说，和全球用工本身是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全球实际是在提高首次就业年龄、延长退休年龄，中国正好倒过来，降低退休年龄，降低首次就业年龄。如果首次就业年龄是降低的，受的教育年限不够，受的培训年限不够，甚至因为岁数不够，心理不成熟，人格不健全，受到挫折挺不过去；相反，降低退休年龄，比如体力工人50岁退休，这是跟苏联学的，55岁女同志退休。其实55岁女同志正是精力充沛、家庭负担最轻、阅历特别丰富的时候，这时候突然没事干了，满大街扭秧歌，你说怎么办？你们可以想想，这是人才浪费，或者劳动力资源浪费。联合国42岁以下叫青年人，43-59岁中年人，60-79岁为年轻的老年人，79-89岁老年人，90岁以上长寿者。中国目前的最大特点是中年还没活完就退休了。从人力资源浪费角度来讲，未来进一步调整结构存在着很多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今天只是提出问题，要解决问题，这大概是彭剑锋教授、杨杜教授、文跃然教授所能回答的了。我就说到这，谢谢大家！周禹：十分感谢黄教授给我们带来的高屋建瓴的演讲！黄老师从宏观视角让我们鸟瞰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上面对的挑战和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和反省。现场有没有观众给黄老师提出相应问题呢？我们看看新浪微博网友是不是有相关问题要请教黄老师。现场观众：您好！我叫李文武，我是黄老师的学生粉丝，提问题就不敢了。2004年上您课时候你就说中国人如果按照美国生活方式是不可以的，当时您说您没有车，骑自行车。回顾2004年到现在，我有儿子了，我发现我儿子已经是一天洗两次澡，我三天洗一次会被骂。我发现通过您分享的数据，中国人真的是一天洗一次澡都是很难的，昨天听了浙江工商管理局局长说中国如果一人一辆车，那么就像美国一样总量的话，所有土地都只能被车所覆盖，人力资源工作者最大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但这个真的挺难的。黄卫平：谢谢你的评论，我现在还坐公交、走路、骑自行车，仍然不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