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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罗 仁 地(澳洲拉筹伯大学,教授)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方面:语言形式的研究和语言用法的研究,也就是语言类型学和语用学。语言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归纳于这两大方面。虽然可以分为两方面,而且到一定的程度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不过,如果我们要了解语言的形式,就必须了解语言形式的来源。正如俗语所说的“知其然,必先知其所以然”:由于语言的形式和意思来源于语言的使用,那么,要了解语言形式的“所以然”,就必须先着手了解语言的使用。要了解语言的使用,就必须先了解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我们在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一文中探讨了语言在信息传达过程中的作用(罗仁地、潘露莉,2002)。文中指出,语言交际(信息传达)的过程有两个环节:信息传达者的ostentiveact显示传达信息意图的动作(包括说话;以下简称 动作)和信息接受者的inference推测 推论 。推测就是猜测信息传达者为什么做了该 动作 。在传达信息的时候,信息传达者总希望信息接受者能又快又准确地对自己要传达的信息做出推测,因此,信息传达者会尽量做出最适当地制约信息接受者推测过程的 动作 ,以帮助对方进行推测。制约信息接受者的推测过程指的是限制信息接受者在推测过程中可能想出来的推论。简单地举个例子,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我如果要太太把离我远点的餐巾递给我,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我可以就用手指着餐巾放置的方向,让她猜测我的动作意图,我这种动作对她推测我的交际意图的制约程度非常低,她必须要先知道我手指的是什么,也必须知道我在吃饭的时候有用餐巾的习惯,但是如果除了手指着餐巾以外我还同时说“餐巾”,那么这种 动作 就对她推测我的交际意图比前者有较高的制约程度(她推测出我要的是餐巾而不是茶壶就容易多了),然而我可以用更具体的 动作 ,除了手指着餐巾外我还可以说:“请把餐巾递给我。”这个 动作 对她推测我的交际意图的制约程度就较前两种高。动作 越具体,推测过程的制约程度就越高。推测是双向的,信息传达者在做出动作 前也会先对信息接受者的理解能力进行推测,以便帮助他做出适当的 动作 ,使对方能比较轻松、比较准确地对自己所做出的动作进行推测。语言在传达信息过程中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制约信息接受者推测过程的工具,更具体地说,语言是因为说话者要制约听话者的推测过程而发展的。说话者如果常常用同一个语言形式来制约听话者的推测过程,该形式就可能会“习俗化”(或常规化conventionalize)而变成该语言固定的部分。比如:美国英语东南方的方言中有“y all”(你们)这种说法,这是因为标准英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不分单数和复数,南方方言说话者为了制约听话者对数的推测就经常在第二人称代词you(你)后面加all(所有人),久而久之,这种说法就常规化而变成固定而必用的y all。处于不同社会背景的说话者,由于其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关系,对不同语义领域进行制约,其制约程度也不一,而且制约的手段亦有不同之处。因此,每个社会所习俗化 常规化的语言形式有它的独特性。11 语言类型学语言类型学(包括语言描写)研究的是不同语言已经习俗化 常规化的形式及其功能,研究的目的是先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类似之处,然后,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和类似的现象归类成系统。归信息传达不是一种编码解码的过程,而是发话人成功地让收话人推测出它所要传达的信息。语言不像电码,因为电码是一对一的输入和输出,而语言总是有歧义的,它不是一对一的。第43卷 第2期2006年3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Vol.43,No.2Mar.2006?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纳出来的类别反映我们对语言的了解,同时从语言比较的结果,研究者可以知道哪些语义领域常常受制约,制约程度一般如何,哪些制约手段/方式是最常见的,哪些是比较少见或根本没看到的(我们不能说某种形式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还没看到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描写完)。在分析某一个语言的时候,类型学知识可以帮助分析者了解该语言所呈现的语法系统,同时,如果发现该语言里有某种现象,分析者就可以知道所发现的现象是常见的或是少见的,进而可以确定该现象对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语言描写的成果(比如参考语法)同时也是类型学研究的基本依据。发现某种语言结构的存在表示该结构的习俗化 常规化过程已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追根究底,去追溯该结构发展的过程,来了解结构的来历。换句话说,类型学和语言描写都离不开历史语言学。21 历史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也是语言形式,但着重点不在共时的形式,而是在形式的变化。上面说过,语言形式来源于语用,就是说语言的所有形式都是习俗化 常规化过程的结果,而由于语用经常在变,语言形式也因而经常在变。学者研究语言变化,其目的可分两种:(一)想拟构语言的原始形式,同时探究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二)想了解语言形式的来历,就是了解某语言经过了什么样的习俗化 常规化过程而变成现在的样子。前者(目的一)一般包含后者(目的二),原因是,要构拟原始形式,常常要从现存的形式(经内部构拟和跟亲属方言/语言比较)推测产生现存形式习俗化 常规化的过程(语法化、词汇化和语音变化都是习俗化 常规化),从而追溯原始的形式;可是后者(目的二)不一定包含前者(目的一),原因是,进行“语法化研究”(grammaticalizationstudies)和描写某种语言的学者不一定构拟原始形式,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哪种形式可以变成另外的哪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了解某种形式可能是从哪些形式演变过来的。比如,在日旺语(藏缅语;缅甸北部;本人调查资料)有一个表示 听说的示证标志w。这个标志的形式跟动词w说 的形式是一样的,加上我们从语法化研究知道表示听说的示证标志常常是动词说 演变过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日旺语听说 示证标志是动词 说 演变过来的。虽然我们在描写日旺语的时候想了解形式的发展,我们不一定去构拟任何原始形式。这种研究也可以说是“历时类型学”(diachronictypology)。31 类型学与历史语言学历时类型学(即目的二的历史语言学)和共时类型学所用的方法一样,所用的理论架构也一样,所得到的知识用途也基本上一样。上面也提到,我们写类型学论文的时候(包括描写某种语言的时候),除了把所发现的现象归类成系统之外,还尽量讨论该现象的来历,所以类型学和历时类型学是分不开的。从历时类型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形式的变化基本上是单向的:实词可以变为虚词,虚词可以变为附属词(clitic),附属词可以变为语缀,语缀可以变为字形变体(inflection),最后也可以消失。在构拟原始形式的时候,这种知识可以帮我们选择原始形式。比如,如果我们在比较几个语言的时候发现一个语言的说话者用某一种虚词来制约听话者对某一种语义领域的推测,而另一个亲属语言的说话者用一个有语音对应的语缀来制约该领域,有了历时类型学的知识,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论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过来的。例如芬兰语有虚词kera跟,而爱沙尼亚语(Estonian)有表跟从格后缀2ke(C omrie,2001:31),有了历时类型学的基础,我们在构拟原始语言制约该语义领域的形式的时候,就可以认定该形式应该是虚词而不是语缀。此外,类型学的“标记性”(markedness)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形态系统的发展。比如,可以辅助我们知道某一种多功能的形态形式的不同用法的发展途径。比如,独龙语里有一种表示反身状况、中间(middle)状况、和状态化等三种功能的动词后缀。从标记性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形式最初可能只有标记反身状况的作用,然后逐渐由语义的引申扩散到中间状况,而由于中间状况的语义特点又被引申到状态化的作用。又比如藏缅语系很多语言有多功能的格标志,比如,一个助词可以表示工具格、施事者、方法状语和从格。标志性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推测这样的多功能格助词可能最初是从格助词,然后从格引2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申到工具格,然后引申到方法状语,然后引申到施事者标志(LaPolla,1995)。虽然类型学跟历时类型学(目的二的历史语言学)有密切的关系,而历时类型学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构拟的工作,然而,类型学和探讨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在探讨几个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的时候,不能用类型特征的相似来作为确定亲属关系的依据(Egerod,1980)。确定亲属关系的依据应该是形态系统,一定要有严格的对应,而不只是相似的系统,也不是一、两个形态形式的对应,而是成套的形式(paradigm)。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把偶然出现的相似特征和借来的形式作为确定亲属关系的依据之类的错误。这就是传统印欧语系学者确定语言间亲属关系的依据(Nichols,1996)。有些进行原始语言构拟的学者也试图用类型学的另一种知识来帮他们作构拟工作。简单地举个例子,被大部分印欧语系专家所接受的原始印欧语语音系统包括清塞音、浊塞音和送气浊塞音,可是其中没有送气清塞音。Jakobs on(1957)对这种语音系统的构拟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语音系统,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因为有送气浊塞音的语言不可能没有送气清塞音。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语言。因为有这样的意见,后来有人提出另外一种构拟方式,这种方式叫做“喉音学说”(G lottalicTheory;比如 Gramkrelidze&Ivanov1973,Hopper 1973):认为原始印欧语语音系统包括清塞音、喉塞化清塞音和浊塞音。他们说这样的语音系统在世界上的语言中可以找到,所以比传统的构拟方式好。支持喉音学说的人说他们是以类型学为依据来把构拟工作做得更科学。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描写的语言只不过是世界所有语言的1 12,因此,类型学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形式在我们所知道的语言中是比较常见的,什么样的形式是比较少见的或者还没看到。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一些有送气浊塞音而没有送气清塞音的语言(比如南岛语系的Kelabit 语 Blust 1974,和Niger2C ongo 语系的 Mbatto 语 Stewart1989),所以提出喉音学说的动机就消失了。(有些研究词序的类型学家也出了类似的问题;详情看 LaPolla 2002)41 小 结总的来说,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之间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为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都是针对语言形式的研究,两者的差别只在于着重点不一样,类型学的着重点是语言的共时形式,而历史语言学的着重点是语言形式的变化。但是我们如果要了解语言的形式,就必须要了解语言形式的来源,而要了解语言的形式和意思的来源,就必须要了解语用。语用是语言所有形式和意义的来源。我们在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时候,必须参照历史语言学,而进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时候更需要参照类型学。所以我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语言学的研究只有两大方面:语言形式的研究和语言用法的研究,也就是语言类型学和语用学。换句话说,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是作为语言学家必不可少的基础。参 考 文 献:11C omrie,Bernard.2001.“Typ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language.”Aspects of typology and universals(S prachtypologie undUniversalienforschung,Studia typologica,1),ed.by Walter Bisang,21-35.Berlin:Akademie Verlag.21Egerod,Sqren.1980.“To what extent can genetic2comarative classifications be basedon typological considerations?”Typology andGenetics of Language(T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de Copenhague XX),ed.by Torben Thrane,Vibeke Winge,LachlanMackenzie,Una Canger,and Niels Ege,115-138.Copenhagen:TheLinguistic Circle of Copenhagen.31Jakobs on,Roman.1957.“Typological stud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Proceedingsof the EighthInternational C ongressof Linguists,ed.by Eva Siversten,et al.,17-25.Oslo:Oslo University Press.有些人一听到“类型学”这个词,就想到寻找词序普遍规则的研究(word order universals research)。因为在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这是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可是现在我们对产生不同语序的各种因素有比较深的了解(参看LaPolla,to appear),而且对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比较严格(参看LaPolla 2002),认为这种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架构不够科学的,因此现在除了少数人以外,基本上类型学界不谈词序普遍规则。第 2 期罗仁地: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29?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41Lapolla,Randy J.1995.“On the utility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morphological systems.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4:1149-1186.51Lapolla,Randy J.2002.“Problemsof methodologyand explanation in word order universals research”,潘悟云主编:东方语言与文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204-237页。61 罗仁地、潘露莉: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2002年,第3期,第203-209页。71Nichols,Johanna.1996.“The comparativemethod as heuristic.”The comparative method reviewed,ed.by Mark Durie&MalcolmRoss,39-7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从语言接触看历史比较语言学陈 保 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历史语言学有一套基本的、环环相扣的方法论思路,这就是:音变是有规律的,因此,语言分化后会产生基本词汇的语音对应,通过对应可以确定同源关系,通过对应中显示的音变差异可以划分谱系树、重建原始语言。如果不深入考虑语言接触,这一套连环思路很严谨。如果深入观察语言的接触机制,这一套思路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下面我们来讨论每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一、从接触看同源语音演变是有规律的,即音变规律无例外。历史语言学把这个论断作为重要的工作假说。近二十年来我们对傣语同音语素的追踪记录显示,音变确实没有例外,如果有例外,一定能找到原因。目前我们还记录到无缘无故的例外。所以我们说音变规律假说是有观察数据支持的假说。在这一点上,历史比较语言学音变规律理论没有问题。依据这一假说,语言分化后就会产生对应。在印欧语系的研究中,同构(主要是形态)和语音对应是确定语言同源的两个根本标准,现有的其他标准都可以转化成这两个标准中的一个。在语言深刻接触的环境下,目前同构标准已经遇到严重困难,一些尚能利用的形态同构,往往是形态对应,所以两个标准根本上都是对应(陈保亚,1999,P 217218)。目前更多的学者把重点放在对应标准上:如果在不同的语言的基本词汇之间能够建立语音对应,就可以确定这些语言之间有同源关系。我们把仅仅根据对应判定同源的理论称为对应同源说。如果我们从接触来看问题,就会发现对应同源说必须依赖两个条件,一个是接触不会形成系统的语音对应,另一个是接触不会影响到基本词汇。但是,并不只是一个系统内部语音演变是有规律的,我们发现语言接触中语音的匹配和回归也是非常有规律的(陈保亚,1994),因此借词语音形式的改变也是有规律的。就我们近二十年来对语言接触的追踪分析结果看,语言接触会带来借词和原词的对应规律,并且语言接触的深度是无界的,借词可以深入到基本词汇乃至核心词汇,借词和原词的语音对应规律的严格性并不弱于同源语言之间同源词对应规律的严格性,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最早时间层面的对应是同源语言分化的结果还是异源接触的结果(陈保亚,1994)。现在看来,语言接触的规律性是认识历史比较法局限的关键。19 世纪的方言地理学派也对方言的接触有一定的研究,并提出了波浪说的理论来解释语言间的横向传递或接触,批评历史比较法的音变无例外理论。一般认为波浪说和谱系树理论是对立的,但我认为波浪说由于没有观察到语言接触的规律性,在通过对应判定同源的问题上,波浪说恰好支持了同源对应说,因为波浪说旨在说明语言的横向传30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