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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概念及其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观点,社会学理论论文 文明覆盖面大于多数古代共同体与近代国族( 社会、文化、 人民 这些概念代表的实体，常与之对应) ，又不等于 世界体系 。文明 在空间上超越了单一国族的领土范围，在时间上超出了单一社会存在的历史时段 。不过，这类实体不是与社会无关的，它们常为社会所 兼收 ，常穿插于社会之间，成为不同社会之间关系的结果。固然人们以固定的地域想象社会或国家，但国族中的文明，向来活泼踊跃于疆界内外。文明在超出疆界方面的 活动 ，有时与军事征服有关，但学者之所以用文明来形容这类超社会的实体，正是由于这类实体有别于帝国( 有些文明成为帝国的文化基础，有些则成为不同王国共有的知识或宗教，在不同王国中同时起聚合与分化的作用) ，不由武力，而由技术、神话 宗教、知识而构成。文明往往以 风气 的面目出现，与 不文明 构成反差，既可能排挤其他实体并因此遭到后者的反对，又可能对后者潜移默化或受其追随。 二 作为文明的摇篮，欧亚大陆是诸文明并存互动的地带。诸文明在这一地带的地理分布，相当于穆勒( Max M ller，1823 1900 年) 所定义的 方言区 。据穆勒分析，这是人类语言分化的初期，是 民族 兴起之前人类语言分化的产物( 当时，穆勒尚以为， 方言时期 经神话时期的过渡，在历史的黎明期，已进入 民族时期 ，但一个世纪后，学者多将 民族 与 18 世纪欧洲的社会变迁联络起来) 。 穆勒将欧亚大陆分为印欧( 条顿或日耳曼语、凯尔特语、温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伊朗语、印度语的范围) 、闪米特( 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希伯来语的范围) 、图兰( 印欧与闪米特之外的 方言 ，图兰原指游牧，其扩大含义所指涉的范围，有些接近后来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1900 1989 年) 探寻求索的历史地理范围，穆勒称其分布范围 从中国到比利牛斯山脉，从科摩瑞海角越过高加索，再到拉普兰 )三大方言区，以为这些语言文化区域先于 民族 出现。 穆勒的三个 方言区 在 19 世纪进化人类学中基本被放在 古式社会 里阐述。进化人类学持一种旧式的 三圈讲 ，以为人类史是由原始向古式再向政治文明过渡的，这一经过既是时间性的，又是空间性的: 原始离欧洲最远，古式社会则与欧洲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有别于欧洲，另一方面也包括古代欧洲。进化人类学将文明定义为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非血缘性的、宗教性的、军事化的、公民化的社会形态。在这一定义下，全人类都具有文明的潜质，欧洲之所以最早进入文明，是由于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如古希腊 罗马) 中偶尔或必然地出现了一切其他地区没有出现的革新。 这种由外而内步步推进的进步历史观，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遭到传播人类学的批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为，进步不是历史的基调，古式社会处在欧洲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其文明成熟最早，远比原始和近代欧洲文化辉煌，古式社会构成的 中间圈 ，是进化人类学意象中的欧洲 核心圈 和原始 外圈 的文明源泉。 20 世纪初出色人类学家波亚士 ( Franz Boas，1858 1942 年) 交互使用文明与文化概念，时常以 其他文明 来形容 原始文化 。一战后，人类学家的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那段时间里，社会 人 类 学 者 追 随 马 林 诺 夫 斯 基 ( BronislawMalinowski，1884 1942 年) 、拉德克里夫 布朗( A adcliffe Brown，1881 1955 年) 、埃文思 普里查德( E E Evans Pritchard，1902 1973 年) 等进入 部落社会 。一时间，研究 简单社会 成为学术风气，而这些社会之典范( 马林诺夫斯基的特洛布里恩德岛、拉德克里夫 布朗的安达曼岛、埃文思 普里查德的努尔) 都位于欧亚大陆之外，要么在大洋里，要么在非洲。人类学家主张，它们那些嵌入生活的经济、自然构成的社会与适应于生态的组织，与欧亚大陆规模宏大、构造复杂、高度集权的 复杂社会 构成反差。尤其是埃文思 普里查德笔下的努尔人社会，可谓与黑格尔笔下的国家相反。黑格尔以为，与国家相联络的约束机制不是 自由 的桎梏， 我们应当把这样的限制看做是解放的必要条件 。与黑格尔相反，埃文思 普里查德笔下的努尔人社会，外表上似乎有些接近黑格尔意象下的那种实现 自由 的社会，但实际上与之大相径庭。 黑格尔的 国家 是 唯一文明 ，是精神的国家理念，是现实的国家背后的影子，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理性。这一意义上的 国家 ，与社会有清楚明晰区分，黑格尔以为，社会是 外在的国家 ，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结合形式，而国家则不同，它含有至高无上的意志、伦理精神，这些东西是民族凝聚的有机的整体，是决定其他社会形式的前提。与黑格尔的 国家 相反，努尔人社会的构成与精神与伦理无关，它应合生态的节律、血缘 地缘关系的传统脉络，以及生命周期的线条，而与 自由意志 无关，它是一种结合与分化的动态制度，这一制度自然调节着社会生活，使之充满生机。假如一定要讲努尔人社会接近 自由 ，那么，这个 自由 绝对与黑格尔意象中的 国家 无关。 在埃文思 普里查德的引领下，以(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为标志，英国人类学家沉浸于非洲学中，视非洲式的另类政治秩序为反观启蒙及 19 世纪 政治文明 观念的 他者的镜片 ，进而，主张将 20世纪的动乱归因于欧洲的启蒙和文明的理念。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法国社会学年鉴派已建立自个的民族学研究所，曾担任所长的列维 布留尔( Lucien L vy Bruhl，1857 1939 年) ，以原始心灵研究为着重点，在其于 1922 年出版的(原始思维中提出，原始人心灵中的世界与人存在神秘的互相浸透关系，原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于文明人的逻辑思维。列维 布留尔的著述，深入影响到了埃文思 普里查德后期的研究，后者固然不赞同列氏以逻辑与非逻辑来区分文明与非文明的他者的做法，但是却在这个区分建立的概念框架下，着重强调了非文明社会的逻辑思维对于社会人类学理论探究的重要价值。 并不是讲人类学家不研究文明，相反，通过介入到 非文明社会 中去，他们在本身所处的文明之外寻找另一些文明( 小规模的共同体与它们的文化形态) ，他们通过这些 另类文明 的镜子映照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 内在野蛮 对他们来讲，无文字、有社会而无国家的那些所谓 未开化民族 ，是 文明之外的文明 。致力于制作 文明之外的文明 的清楚明晰图像，人类学家有将 未开化民族 割裂于欧亚大陆文明之外的倾向。然而，他们运用的概念和理论，却时常来自对印欧、闪米特文明制度的研究 如无论是政治人类学还是宗教人类学，都凭靠着穆勒在印欧神话和宗教研究中提出的命题，以及斯密( obertson Smith，1846 1894 年) 在闪米特 阿拉伯图腾与祭祀仪式中提出的社会理论。 三 然而，对文明的反思，前提条件不见得是社会人类学家致力于求索的 文明的另类 。正是在社会人类学家目光漂离欧亚大陆之同时，不少历史研究者选择回归到欧亚大陆，以介于文明为研究单元，直面西方文明兴衰的历程与将来。华而不实，出色者如此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1880 1936 年) ，1918 年即发表(西方的衰败，分八个文明体系来叙述世界的历史及西方在华而不实地位的起落。又如汤恩比( Arnold Toynbee，1889 1975 年) ，1922 年开场构思(历史研究一书，在书中，他主张文明是超越民族的，且以为，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对文明兴起极为关键，他们一旦停止创造性地回应时代问题，则文明必然衰微。汤恩比甚至从文明本身的研究中提出一个与埃文思 普里查德的比拟政治制度研究一样的结论: 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专制的暴政必然致使文明沦亡。 对斯宾格勒、汤恩比之列流行史学家，人类学界多加以鄙视，如法国的莫斯( Marcel Mauss，1872 1950 年) ，以比拟民族学囊括原始、古式、近代 三圈 ，对作为古今之变的中间环节的 古式社会 ( 也就是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定义中的文明) 颇为关注。莫斯成认斯宾格勒之流学者所写的著作有 启发性价值 。不过，他批评讲，它们好像 文明的历史地图集 。对斯宾格勒，莫斯的批评更为直接，他讲，其文明形态学研究 有点矫情 ， 那些从道德上将文明和国家分为强大的和弱小的、有机的和松懈的做法，加之对历史哲学的过分考虑真的只对普通群众有所裨益。这毫无疑问又倒退到过时的诸如 文化命运 、 历史责任 概念，倒退到阻碍群众历史的甚至到达自称政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术语中。社会学家们真应该在基佐那儿寻找更多的概念和事实 假如形态学还是必须去做物品传播的地域和层次的简单分类，抑或被先验的 文化 概念或所谓的 某某文化 牵着鼻子走 。 不过，持相反观点的大师也是有的。如加州伯克利文化人类学家克虏伯( Alfred Kroeber) 从文明形态学得到的启发颇多，在其巨著(文化成长的形貌中运用了这种方式方法。克虏伯称，其文明著述 基本上是根据斯宾格勒提出的两项研究原则写就的，其一，每种文化都有其具有特色的基本形式，其二，这些形式是在有限度的成长( limited growths) 中出现的 。在该书导论中，克虏伯还消耗损费大量笔墨，阐述了一种接近于汤恩比的 天才 概念，阐述了 此 类 人 物 之 研 究 对 于 文 化 人 类 学 的挑战。 在文化相对主义概念的支配下，美国文化人类学界其他成员多轻视文明的研究。这一状况几乎维持到 20 世纪 50 年代，此时，新进化人类学出现，文化人类学界恢复了对古史的兴趣，重新叙讲了 19 世纪进化人类学和传播人类学提出的不同观点。在同一个阶段中，有时被归到新进化人类学一类中的德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 Gordon Childe，1892 1957 年) ，明确定义了文明的范畴，并考察了其起源的机理。 穆勒论著给人的印象是，作为文明体系的根基的 方言区 先于由英雄缔造的 民族 出现，其构成时代是后来学者所讲的 史前 ，而柴尔德虽也强调文明孕育于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 农业) 革命的文化土壤中，但以为其成长却是在 史前之后 ( 青铜时代) 。柴尔德以为，文明是城市革命的成果。城市革命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前首先发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稍后，在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美洲地区已经知道最早的城市中心约在公元前1000 年左右出现于中美洲和秘鲁，那个地区的文明也大致是那个阶段出现的。柴尔德以为，文明有若干特征。文明既是以高度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的，又是对乡村的革命。文明出现的标志是成熟的城市的出现。自城市出现后，政治构造、生产和交换构造都变得比新石器时代的乡村社会复杂。受涂尔干社会学影响，柴尔德几乎将文明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以为文明比新石器时代村社具有更高层次的社会凝聚力， 农人、工匠、祭司、统治者构成一个共同体，不仅由于语言与信仰一样，而且由于他们起互相补充的作用，这些作用，对于共同体全部( 即被冠以 文明 的实体) 的福祉，特别必要 。另外，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了文字、庙宇和历法，这使文明社会与原始部落和村社明确区分开来。尽管文明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城市势力向 蛮夷 之地的扩张，但柴尔德坚持以为，文明与野蛮之地之间的关系是交换性质的: 埃及人、苏美尔人和印度人积累了大量剩余食物。同时，他们需要从海外进口必要的原材料，如金属、建筑所用的木材及奢侈品。那些控制这些自然资源的共同体由此能通过交换而从城市的剩余财富中分一杯羹。它们用所得作为资本来支持全职专家 工匠或统治者，直到后者获得其技术与组织上的成就，并进而丰富了的野蛮人的经济，使它也有可能生产出本质性的剩余 。 旧世界最早出现的文明中心( 核心地带为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地区)将文明与城市革命相联络，使学者空前重视城市建筑的研究。如持城市革命论的芒福德( Lewis Murnford，1895 1990 年) ，比柴尔德更系统阐述了由宏大的公共建筑展现出来的王权与宗教，由建筑规模和形式区分展现出来的阶级，由水渠、城墙及其他公共设发挥现出来的王国对公共事业的把持。芒福德的研究表示清楚，文明的进程是村庄文化逐步向城市文明退步忍让的经过。 文明的原初地理分布构成甚早，但文明的观念，确反映着其与能够播化己身 风气 的城市之密切关系。由此，文明通过其与野蛮( 汉语中的 夷 ，西文中的 alterity 、 barbarian 、 savage 、 other )的区分而获得意义，指文明中人与在文明影响力之外( 尤其是城市之外) 生活的人们的差异。因此，不难理解，文明( civilization) 来自拉丁 civilis，意为civil，与拉丁 civis ( citizen，市民) 有关，也与 civitas( city or city state，城市或城邦) 有关。 专注文明研究的城市革命理论，深受 19 世纪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1818 1881 年) 的进化人类学的影响，但这一学讲给我们展现一幅 满天星斗 的文明构成图景，其持有者主张，在世界的各个方位中寻找文明成就的不同源泉。 四 城市革命理论是对历史的一种破裂式的解释，其旨趣在于强调青铜时代人类生活的巨变。这一解释已遭到持绵延历史观的学者的质疑。如专注于中国上古史中商文明研究的张光直，以为这一文明延续了之前的巫的传统; 又如更早一些专注于周文明及其持续影响之研究的葛兰言( Marcel Granet) ，以为这一文明延续了之前的农耕、原始亲属制度、季节性社会活动的传统。张光直与葛兰言提出的观点可谓是 纵式 宇宙论与 横式 宇宙论，前者重视考察巫和王为主轴的上下关系，后者注重考察礼仪的社会关系制度构成中的内外关系，若对二者加以综合，便可得到下述认识: ( 1) 无论是纵式的关系，还是横式的关系，都早已于青铜时代之前构成。( 2) 青铜时代不同朝代存在不同关系类型，商侧重纵式，周侧重横式，进而构成某种鲜明的朝代文明特征。( 3) 上古朝代文明特征本存在与异类的交织，而这种交织经过历史的积累，到后世( 如汉武帝时期) ，则衍化为一种 综合形式 。 穆勒区分的欧亚大陆三大 方言区 中，东方不过三者之一。在发明欧亚大陆三区理论时，穆勒有视欧洲与印度为一体的倾向( 在他笔下，古代印度既是欧洲文明的母亲 我们能够从梵文记载的文明情状了解古代欧洲的文明情状，又是欧洲文明的 幼稚时代 近世印度文明不过是欧洲文明之童年) ，他将闪米特文明与东亚文明归类为离欧洲文明距离遥远的文明。作为离欧洲文明距离遥远的文明之一，无论是商，是周，其与欧洲文明的对反，都得到了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这一遥远的文明得出的结论就与其另类毫无关联: 尽管文明确如柴尔德等指出的那样，意味着城市革命之后社会生活的巨变，但文明对于 前文明 的延续( 尤其是对穆勒所区分的三大 方言区 文明的延续) ，是普遍的。 五 20 世纪 60 年代，完成了地中海中心的世界史叙述的法国年鉴派史学领袖之一布罗代尔( FernandBraudel，1902 1985 年) 写就一部(文明史纲，以文明而非其通常关注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为单位呈现历史。布罗代尔借传统区分，将文明区分为欧洲以外的文明( 与穆斯林世界、非洲、远东等)及欧洲文明( 欧洲、美洲及 另一个欧洲 ，包括东欧与俄罗斯) 。从欧洲与欧洲以外的文明的比照中，布罗代尔得出一个结论: 自希腊思想的发展开场，西方文明一直趋向于理性主义，并因而摆脱了宗教生活 除了少数例外( 中国的智者、12 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 ，在西方之外的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发现过这样明显地摆脱宗教的事例 。 在布罗代尔之前很久，韦伯( Max Weber，1864 1920 年) 早已于 1897 年著有(古代文明之农业社会学一书，该书区分欧亚大陆东西两部，开篇即提出，西部农业从畜养家畜转为以农耕为主、畜养家畜为辅，而东部则相反，从牧业转为农业，但没有保存产奶家畜的畜养传统。两种农业传统致使东西方文化走了全然不同的道路: ( 1) 西方构成将共有土地区分为小块私有土地的传统，东方没有。( 2) 即便是在共有土地方面，西方与东方给予的定位也不同。( 3) 西方拥有与家畜的个人拥有权相关的 个人主义 ，而东方缺乏等等。 文明的东西方之分也被赋予一种 东洋定义 。日本民族学界梅棹忠夫( 1920 2018 年) ，于 20 世纪 50 60 年代发表代表其战后民族学思想的文明生态史论，重新考虑东西方的区分，将欧亚区分为一区与二区，前者指大陆周边产生资本主义和民主文明的西欧与日本，后者指包括中国、印度、奥托曼土耳其、俄罗斯在内的由卫星国环绕的帝国。梅棹忠夫以为，由于 生态 原因，一区( 欧亚大陆边缘) 走了一条不同于二区 ( 内陆) 的道路。 他讲：一区的民族历史上起源于 蛮夷 ，或者讲，文明领域的外部。后来，这些民族从二区的中心汲取了文明养分，经历了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在当今世界，一区的国族基于资本主义基础，抵达了当代文明的高层次。至于二区，此为所有古代文明的家园。然而，二区所含诸区域并没有经历封建分化时期，而是发展了大规模专制帝国，这些帝国常因内部矛盾而分裂。最终，二区的很多地区成为殖民地或类殖民地。近些年，二区的国家经历了一系列革命，终于追随一条迈向当代化的新道路。 梅棹忠夫的文明论，饶有趣味，它描绘了一幅文明与 蛮夷 内外互动的历史图景，以为一区( 蛮夷 ) 之所以比拟早地当代化，是由于这个区域存在向二区( 文明) 汲取养分的传统，而一区本身的政体特色( 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 ，又是当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梅棹忠夫看来，处于二区的大规模帝国因没有容许封建分化的王国文化的 主体性 存在，因此长期陷于内部纷争，最后只能追随一区的 蛮夷 ，成为当代化的后来者。 六 近代，以欧洲或一区为中心出现了 世界史 ，其主调若不是被看作是黑格尔式的 绝对理性 的全球化，便是被看作承继了所谓的 封建主义 和 绝对主义 的近代主权国家及其之间有 契约 关系的政治经济制度( 世界体系) 。无论是欧洲的韦伯、布罗代尔，还是日本的梅棹忠夫，都有将欧洲或一区特殊化为席卷世界的当代性动力源的倾向。然而，此阶段，介于国族与世界体系之间的文明，持续作为世界史的构造因素发挥着作用 即便是强调地中海特殊性的布罗代尔也成认: 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特定的社会，而是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 。 七 在近代观念世界里，文明的诸定义无一不与上述的文明历史破裂与绵延的双重性特征密切相关。 18 世纪末期起，文明成为通用词，是不可数的，意指经过和确立的状态，强调的是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 不仅表示出历史经过的含义，而且凸显了当代性的相关意涵: 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 。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既是动词( civilize) ，又是名词( civilization，或 civilize 的结果) ，它在法国、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中得到广泛使用，代表当代主义活动，指与传统构成破裂关系的进步和启蒙。 19 世纪，不可数的文明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文化高低的看法联络起来，在社会科学界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这一不可数的文明概念 19 世纪中后期传到东亚，得到知识人的青睐。如日本人福泽谕吉( 1835 1901 年) 1875 年著(文明论概略一书，用(易经中已有的 文明 来翻译 civilization ，称文明是知识与教育境界的提高。这一 文明的翻译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 与此同时，也是从 18 世纪末起，文明即以复数形式( 诸文明 或 civilizations) 出现，有时被用来指与 诸文化 ( cultures) 相近的事物，而 诸文化 被定义为构成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艺术、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行为、物质生活等内容。与可数的文明定义出现的同时，文明也变得能够不指境界的提升或对进步的追求，而作为自然、文化、社会这个连续统一个些许令人失望的阶段。如卢梭对文化与文明加以区分，以为相对于文化来讲，文明是指更理性化和社会化的秩序，与指代人之本原的文化不同。 卢梭理想中的境界，是对前话语、前理性的人类一致性的回归，他将人类一致性定义为文化，并以 高贵的野蛮人 来加以代表; 顿时，文明能够指人类不平等和自我分裂的加剧。卢梭之后，德国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 1803 年) 等浪漫主义哲学家，赋予复数的 文化 以 前理性的民众精神 的定义，抨击贵族式文明论的虚伪，主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里有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是与民族相对应的民间精神体系，与理性主义、工业主义的文明不同。不仅如此，赫尔德得出一个全貌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 拒斥启蒙运动 ，不同于后者，对文明采取了相对主义的伦理价值观。 卢梭、赫尔德这一观点对社会学与民族学影响深远。德国社会学界确立了文化概念的优越性，倾向于以为文明指的是实用性技术等一系列应对自然的方式，而文化则是一套更值得研究的规范性的原则、价值和理想。在法国，20 世纪最出色的社会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 Claude Levi Strauss，1908 2018 年) 则将社会、文化、自然定义为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列维 斯特劳斯相信，卢梭告诫了西方人，是原始人躲避了文明的不可忍耐的矛盾。 继承卢梭的思想，列维 斯特劳斯相信，人类学之责任在于使人类心灵回到文化，亦即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中间环节。 尽管多数人类学研究者持不同于列维 斯特劳斯的观点，但几乎所有人类学家对 19 世纪进化和传播人类学中盛极一时的文明嗤之以鼻，在反观本学科的历史时，总是站在文化和社会之类概念( 这个概念之所指，与民族的地理范畴相对应) 一边，批判文明之类概念那一边。 卢梭、赫尔德等对文明的反动，导致以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社会、观念形态等大批具有民粹主义风格的概念的流行。直到 20 世纪后期，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将文明比作 吃人的礼教 的做法，还是那样更易得到学者们的接受。一个例外是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1897 1990 年) 。这位德裔学者，自20 世纪 30 年代至其逝世之前致力于复兴不可数文明概念。在一本口述访谈录中，埃利亚斯讲，惯用文化概念的德国人，固然以在宫廷中讲法语来显示自个的风度，但并没有吸收贵族的文明风度，由此，德国近代史上没有办法冲破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而法国人则不同，由于其惯用文明概念，更易于冲破这条界限，将贵族的风气推向宫廷与社会，这就使近代法国相比近代德国愈加平和。 八 文明到底是传统还是当代化? 近代欧洲对文明的纷繁复杂的不同定义，本身包含着这个问题。以文明为不可数经过和成就者，多认文明为一，以为文明乃近世进步之进程与成就; 以文明为可数实体者，则多认文明为多，以为诸文明即为诸传统。 不过，20 世纪以来，结合一与多两种文明论的，也大有人在。华而不实，致力于对社会学问题加以人类学呈现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 obertedfield，1897 1958 年) 提出的大小传统之讲，便兼有文明的两种含义。 雷德菲尔德的人类学研究，属于芝加哥学派社会学风格，后者对城市人文区位学尤为重视。雷德菲尔德的经典研究是在墨西哥尤卡坦地区展开的，其关注的历史时间线条，是将部落、乡民村落、市镇、城市诸地点联络起来的。对他而言，若社会人类学家要研究历史，便要重视当代化的历史，而这部历史是部落、乡民村落的小传统向文明 即他定义下的当代化 演进的经过，这个经过的本质内容是有丰富社会内涵的乡村向城市中社会个体化的转变。所谓 小传统 ，实指有别于个体化了的城市人类生活的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集中反映于乡民的生活观中，意味着文化的有组织性和内在一致性及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元素的整合。雷德菲尔德将 大传统 定义为与 小传统 构成反差的当代性，它的特征包括文化的失序、金钱经济的支配、家庭的解体、神灵信仰的衰落、神圣历法向世俗历法的变异、医药对巫术的替代。雷德菲尔德明确以为， 文明 可用来描绘作为大传统的当代化在 为人 方面的总特征 社会个体化。 20 世纪 50 年代起，雷德菲尔德试图赋予大小传统以更富普遍意义的定义，他提出，诸复杂社会均存在大小传统之分，华而不实，大传统指高级、经典、学究性、等级化、少数人专有的文明，以学校、庙宇和个人的修养为象征，而小传统则指低级、民间、流行、无专业化、多数人共有，以无文字和无意识为表现方式的 文化 ( 乡民文化)。为了完善其文明定义，此时，雷德菲尔德一改之前直接将文明等同于当代化或社会个体化的做法，转而认定历史上存在的所有 农民社会 ，都不过是 局部性的社会 ( partsocieties) ，是 文明整体的组成部分 ( parts of thewhole of civilization)。 雷氏并未对一元性文明与多元性文明作明确区分，但从其著述看，其早期运用的文明概念，指的是正在对世界加以一元化的当代性，而晚期运用的文明概念，则包含 先在文明 ( primary civilization) 与 后到文明 ( secondary civilizations) 。所谓 先在文明 指的是当代化进入之前非西方之地本已存在的文明传统，如其所研究的尤卡坦地区的玛雅文明，中国士绅传递的经典文明、印度吠陀经代表的文明，这些文明都是本地生成的大传统，在外来的殖民当代化文明进入之前，即已进入乡村社会，成为乡民生活内涵的一部分。 九 雷德菲尔德的文明论前后不一。早期的他影响很多人类学家研究当代化的进程，晚期的他则带动了一大批学者对世界各地诸文明之地方化进程展开比拟研究。由于看到在非西方乡民社会中历史文明早已存在，因而，雷德菲尔德本人部分舍弃了其早期的城市社会学风格，而转向乡民社会民族志方式方法的探究，批评传统民族志局限于部落，以为这种方式方法若不改造便缺乏以描写乡民社会，要研究作为文明整体的 局部社会 的乡民社会，雷氏主张结合民族志的情景性( contextual) 研究与史学、文学、宗教学、哲学的文本性( textual) 研究。其他学者，尤其是专攻印度与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如马里奥特 ( MckimMarriott) ，根据其印度文明研究重新将大小传统定义 为 普 遍 化 ( universalization ) 和 地 方 化( parochialization )， 又 如 谭 拜 尔 ( StanleyTambiah) ，将之重新解释为诸新旧宗教的延续与转变。以为雷德菲尔德大小传统之讲无甚大价值的学者亦有之，如杜蒙( Louis Dumont，1911 1998年) 便以为，对 村落研究 而言，对传统之大小加以区分是不必要的，由于，这些传统都不过是乡民生活的内容，不可区分。 雷德菲尔德等还是那样致力于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与之前人类学研究不同的是，他们以为从原始部落社会研究转向较为复杂的乡民社会研究，有益于学科本身视野的开拓。所谓 乡民社会 随之被定义为 文明体的局部 ，而这些文明体，也被视作早于当代化进入 乡民社会 的 先在文明 。至于 先在文明 与近代进入的 后到文明 之间在当代化进程中构成何种关系，雷德菲尔德本人并未直接给予阐述。然而，雷氏本人集中研究作为兼具传统文明大小传统的 小社区 ，并深切相信这类小社区有着组织大小传统的能力。同时，他对当代化采取相当灰暗的态度，将之视作 社会个体化 ，而如以上所讲，所谓 社会个体化 ，即指组织传统的社会构造方式的丧失。这也便是讲，在雷德菲尔德看来，非西方本地文明与来自西方的外来文明之间的当代关系，总体上是矛盾性的。 曾与雷德菲尔德交往甚密的费孝通，早已于 20世纪 30 年代后期关注同类问题。费孝通没有明确使用大小传统概念，但他持续关注中国社会上下之间的中间环节 士绅 在当代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工业化的作用。对费孝通而言，介于上层与下层的士绅，拥有某种文明气力，能够从本地的角度化解传统与当代的矛盾。致力于研究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中见识到的不是费孝通在中国体悟到的士绅地位( 这包括了费孝通的自我定位) ，而是深切进入浸透于乡间的宗教。例如研究印度的杜蒙和孔恩( Bernard Cohn，1928 2003 年) ，不约而同地关注作为观念形态的宗教，杜蒙不分大小传统，将印度宗教整体视作一个既对反于基督宗教又对反于当代性的观念形态; 作为芝加哥人类学家，孔恩深受雷德菲尔德文明论的影响，但将目光转向殖民主义与被研究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指出，诸如印度这样的社会已难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影响，后者在当代印度政体和知识的建构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所谓殖民主义，即雷德菲尔德早先定义的当代化，孔恩对其研究的奉献，既在于揭示出 当代化 是某种权利 知识体系，又在于揭示研究这一体系的历史谱系的重要性。这无疑表示清楚，先在与后到两种文明的研究，也是一种内外关系的研究。与此相关，同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的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对文明一词向来没有好感，因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非文明的岛民社会，故易于将文明概念直接与近世西方的 文明播化 联络，不过，这位建树颇高的人类学家将构造人类学的联姻理论延伸到跨文化关系研究，提出 并接构造 ( structureof conjuncture) 概念，以 并接构造 指称 土著 政治宇宙论基于本身对进入当地的 文明 (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义 文明 ) 的 本土化 。 并接构造 的概念，实则是文明人类学的概念。研究泰国的谭拜尔，注重泰国fo教的整体研究，但相比杜蒙和孔恩，其观点更接近于萨林斯，他更为乐见东南亚 先在文明 本身政治宇宙论的动态构造 即其所定义的 星系政体 ( galactic polity，这个概念与日本民族学家梅棹忠夫提出的对二区政体特征分析相近) 特征，以及这一特征含有的在当代化进程中的自我再生能力。 在解释历史文明与当代文明之间关系时，人类学研究者要么采取阶层性的解释( 如雷德菲尔德、孔恩、费孝通) ，要么采取整体性的解释( 如杜蒙、萨林斯、谭拜尔) ，至20 世纪70 年代初，已有人类学者提出有必要 从参与者的文化分类、世界观、价值系统，考察其所预测料想的当代化经过 。然而，由于人类学研究者有忽略被研究文明的思想人物的习惯，因而，他们并未真正触及作为 先在文明 核心成分的文明之上层与当代化的关系。在这方面，社会学界的艾森斯塔特( S N Eisenstadt，1923 2018 年)则作了重要的补充。艾森斯塔特，现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当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根据轴心时代文明理论提出多元当代性的看法。 轴 心 时 代 文 明 指 哲 人 雅 思 贝 司 ( KarlJaspers，1883 1969 年，德国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 据韦伯的历史研究提出的观点阐发的概念。 大传统 ( 轴心时代文明) ，详细指公元前 800 年到前 200 年出现于世界，尤其是欧亚大陆的宗教和哲学伟人之文明创造，这些包括古希腊哲人、巴勒斯坦先知、伊朗祆教的创始者琐罗亚斯德、中国的诸子百家、印度的fo陀释迦牟尼之文明创造。显然 轴心时代文明 本质等同于诸文明区域涌现的 大传统 ，这些大传统，有些注重宗教超越性的培养，有些注重知识境界的提升，无论是对其产出地的诸文明还是对全世界都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它们奠定了时至今日还是那样为人类思想所根据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因而，可谓缔造了一个使人类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及自我和自我的限度的 精神化时代 。艾森斯塔德 2003 年将此前所写有关轴心时代文明与当代性的阐述结集成书出版，在这里书中，他提出，轴心文明的传统对当代化的走势有深入影响，因而，能够导出多种当代性的将来。接续韦伯主义的观点，艾森斯塔德以为，相比于那些不存在轴心时代文明的社会，有轴心时代文明 的 社 会 都 是 非 叠 合 式 社 会 ( noncongruentsocieties) ，历史上既已存在着明确的劳动社会分工和精英功能的清楚明晰界定。然而，艾森斯塔德也以为，诸轴心时代文明各有特色，对世界和人本身有不同见解，这些特色和见解的存在和持续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将 当代性 改成复数形式。艾森斯塔德虽长期在韦伯社会学传统下探寻求索，但一反欧洲特殊论传统( 这种传统往往将理性与当代化归功于欧洲) ，而采取一个复数文明、可数当代性的主张。借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James Clifford) 的话讲，在这样的阐述中， 传统变成了在新方式上复杂的、开放的主体 ，成为 通向不同而互相关联的将来的未解体的而有生命力的图景 。 十 按柴尔德呈现的古代文明分布情景，芝加哥社会学派及与之关联的人类学对文明之探究，地理起点是雷德菲尔德的尤卡坦( 玛雅文明的传承地) ，之后，进一步覆盖南亚、中东、东亚、东南亚。这一风格的文明人类学研究，理论的关注点起先是当代化，到最后，此派虽保存其对当代化的关注，但从 20 世纪70 年代晚期起，已将当代化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严密联络起来，且越来越关注诸生活在 先在 文明之下的各共同体及其既有政治宇宙论的内在历史动力与在外来文明压力下延续己身生命的气力。致力于比拟文明研究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侧重从轴心时代文明诸哲学、宗教和制度形态入手，考察当代性的多样性，所著(比拟文明与多样的当代性，与文明人类学研究异曲同工。 所有这些文明研究最终都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先在 与 后到 文明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 后到 文明来临后会不会得到保存? 假使没有 后到 文明的来临，这些文明会不会如 18 世纪以来欧洲启蒙思想家和进步论者所预测料想的那样，自然产生不可数的文明( 往往被等同于 后到 文明) ? 换言之，诸文明之间本来能否有共同的深层构造与历史动力? 能够想见，这些问题的出现，与通过文明研究而感受这些问题，或反过来讲，通过感受这些问题而从事文明研究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对于其共同文明体( 韦伯定义下的 西方 ，布罗代尔定义下的 欧洲 ，梅棹忠夫定义下的 一区 ) 下属单位 民族或国族 之间关系的体悟或考虑不无关系，如莫斯表白的，近代西方虽是一个文明体，欧美各国，宗教和语言之根相通，同时， 每个社会都依靠互相间的借鉴来生存 ，然而，各国为了建立本身的国族认同，恰恰是通过否认互相之间分享的 先在文明 、 恰恰是通过否认这种借鉴来定义自个的 。西方文明内部的这种一与多的双重性，致使西方学者在阐述社会、文明、文化诸概念时，长期存在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性，如莫斯所讲的:这种同时兼具的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信仰，事实上是西欧和美国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独特特征。有的人会将 文明 视为一个完美的国家形态，就如费希特的 闭合状态 ( the closed state) ，它是自治的、自足的，其文明和文明的语言延伸至这个国家的政治边界。有的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但是有的却还在蓄意追求，比方美国。其他的作者和演讲家则以为人类文明是抽象的，将来的。 进步中的 人类在哲学和政治学里都是习以为常的话题。 最终，有人将两种概念整合在了一起: 和大写的 文明 相比，国家的阶层、国族，及相关各种文明都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