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ppt

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 不同视角下的公共政策1,价值分配论D伊斯顿从政治活动的研究切入，从动态的政治系统角度考虑权力、价值等政治因素，将公共政策界定为“对全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如社会福利政策、税收政策等2，目标方法选择论埃斯顿R指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H拉斯维尔认为：“公共政策是具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W.I.詹金斯认为“政策是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决定。这些决定与选择目标和在一定的形势下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方法相关”。不同视角下的公共政策3，立场论公共政策被认为是一种立场。J.K.弗兰德等人认为: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立场.一项政策一旦宣示,即可以此为依据来作出一系列相关的决定.即政策体现了决策者对所面临事务的态度和立场,是具体的政治或管理决定的出发点.4，过程论将公共政策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C。弗里德里奇认为“公共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不同视角下的公共政策5，政治合法性实现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它与公共管理的结合及其对实现政治合法性的意义。W。帕森斯认为：政策是一种政治合理性的表述和表现。制定一项政策就是要使某种理由或主张合理化。这些理由或主张包括两个方面：对一个所面临的难题的认识和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界定政策问题并指出应该如何去做。一项政策就是提出一种理论或原则。基于这些理论和原则，某种取得合法性的要求得以实现。常用的政策分析模型制度主义模型-认为政策是制度的输出过程理论模型-认为政策是政治活动理性主义模型-认为政策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渐进主义模型-认为政策是过去政策的补充和修正群体理论模型-认为政策是群体利益的平衡精英理论模型-认为政策是精英的价值偏好公共选择理论模型-认为政策是自利个人的群体选择博弈理论模型-认为政策是竞争状态下的理性选择政策评估政策评估是政策分析的一种应用活动，旨在为改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方式提供必要的信息。政策评估的类型可以分为如下五种：聚焦于政策或项目的结果（结果评估或影响评估）；评估政策项目形成与实施的过程（过程评估）；对政策预期效果的评估（事前评估）；对政策执行结果的评估（事后评估）；在决策的各个阶段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如政策问题的提出、用于抉择的备选方案、既定政策方式的实施及政策后果的影响等。一般而言，评估强调用某种价值观念来分析政策运行。政策评估标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选择拉斯韦尔认为：“政策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强调基本问题和复杂模型，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澄清政策中的价值目标。”在政策评估中，也同样需要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取向的关系。在实践中，会出现两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的状况。在较多情况下，两类政策评估标准常常难以统一，形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两难。关注政策效率与效果：以工具理性为主的政策评估这样的工具理性取向主要关注政策实施后产生的各种实际结果与影响，以及政策过程中各种投入与效果间的对比关系。这类评估有赖于量化统计分析等社会科学方法。这些社会科学方法能应用于政策评估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为可解答问题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形成假设）；能提出收集答题信息的策略（研究设计）；为确定答题信息以及如何收集这些信息提供指导方针（测量和收集数据）；能提供适当的数据分析技术（统计分析）。关注政策价值效应：以价值理性为主的政策评估这样的价值理性取向的政策评估主要关注政策实施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公平、公众回应性等方面的作用。这类标准与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的价值预设有关，因此更多地强调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公共利益目标实现的程度，认为单纯的经济考量和量化分析难以成为这类标准的政策评估方法。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公共管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取向反映到政策评估领域就成为实证评估与规范评估的统一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问题与公共管理领域中效率和公平的争论相对应，成为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回顾行政学发展历史，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也是评价公共管理的两个重要尺度。行为主义时期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主要从技术和事实层面，主张用实证的技术方法来考察公共政策过程，特别强调行为与结果、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这一时期关注的焦点是效率、效能、效益等。而到了后行为主义时期，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人们认为“政治学家应该对公共政策的基本方向做公开的建议。这里并不是指手段的建议，而是指对目标本身的建议”。相应地，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如公平、正义、社会关怀等被强调。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公共管理二战后政策分析的迅速发展主要来自于操作研究、系统分析和应用经济学的驱动，这些对价值因素有所抵制。在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之上，政策评估强调一系列实证一分析技术的结合：成本一效益分析、准实验研究设计、多元回归分析、民意调查研究、投入产出分析、运筹学、数学模拟模型和系统分析。公共政策评估日益受到技术支持，日益强调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公共管理在近几十年公共管理实践中，人们日益关注政策评估中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者认为，在政治与行政两分、专家治国论决策模式的基础之上，强调管理者与评估者的价值中立，偏重效率原则，官僚制体系中信息相对封闭等，都可能带来价值危机。正如政策分析专家威廉邓恩所指出的，如果评估者将自以为是的价值标准等同于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并应用于政策评估，那么，即使评估广泛使用了诸如实验设计、数学统计、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社会审计等计量化的评估方法，评估依然只是一种“假评估”，其引导政策实践的功用是十分有限的。于是，人们开始试图将事实与价值整合在一起，将实证评估与规范评估相统一，使政策评估成为更加系统的分析模式。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经济、效率、效果）原则、顾客导向理念等，为政策评估的规范评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技术性的政策方案与项目评估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公众对政策的价值选择，引入社会公平与发展的标准等，使政策评估能更好地为公共管理与政策实践服务。引言 公共政策是对政府与其顾客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并揭示其特点的另一种方法,通常有两种公共政策方法。第一种被称为“政策分析”；第二种是“政治性公共政策”。政策分析人士是指那些坚持使用在公共政策领域开创之初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断拓展该领域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有时运用非常抽象的统计资料和数学模型，重点研究决策和政策制定问题。政治性公共政策论者更感兴趣的则是公共政策的结果或产出、决定特定事件的政治互动和政策领域例如，健康、教育、福利、环境而不是统计方法的使用。公共政策既可被认为是一种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相竞争的独立典范，也可被认为是一套适用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分析方法。我们认为，公共政策运动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密切相关，是对官僚制模式和“一种最佳方式”思想的完全接受。对传统模式的批评在于，它更多的是使用经验性方法支持甚至取代决策，而不是更多地探讨基础性问题。管理主义模式运用经验主义方法从公共政策中获得好处，但其理论则完全是经济学的并通常是经验主义的而不是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也被称为公共政策，以增加术语的不确定性，但经济性公共政策人士完全不同于那些具有公共行政背景的人。公共政策、行政与管理 公共政策的定义 帕特和斯普林格认为：“政策研究的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准确、有用的决策信息来推进公共政策过程。那些从技术上看来正确、有用的信息加工技能则居于政策研究过程的核心地位，而不管使用何种特殊的方法论”这个定义强调所使用的方法。奎德认为：为了对社会技术问题有更深的了解并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实施的一种应用性研究。为了帮助决策者选择最有利的行动，该方法试图使现代科学和技术对社会问题产生影响，并寻求可行的行动方案，以获得信息并整理行动方案的应用和执行所带来的各种有关收益或后果的证据。公共政策的定义 林恩强调政治上的相互作用，而政策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他的定义是：公共政策可以被描述为不同个体所构成的一种分散过程的产品，这些个体在一个立式组织占主导地位的小群体中相互作用。这些组织运行于一个由政治机构、规则和实践组成的体系中，它们都处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之下。该定义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产出。第二，该过程被描述成分散的过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过程。第三，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受到组织、机构、利益集团的限制，甚至会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公共管理使用经验的、但通常属于经济学的模式。政策分析方法则仅仅将经济学作为多种可行性方法大多数方法运用的是归纳法，而经济学则是演绎法中的一种加以应用。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肇始于为实现政府目标而对数据进行的系统分析。一般认为，早期政策分析的失败是因其应用超过了一定限度造成的，也就是说，其认为仅仅通过数字和技术就能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帕特和斯普林格在他们所说的“第三阶段”中，政策分析被看作是“辅助政策决策，而不是替代政策决策”。第三阶段的分析人员已逐渐地不再作为解决方案的制定者，不再为决策者寻求解决复杂政策问题的最佳途径提供指导。第三阶段的政策研究并不指望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在形成公共政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决策中，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和分析。政策研究不是独立进行的，也不是离决策者越来越远，而是渗透于政策过程本身。经验主义方法被用来辅助决策，而不是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三阶段的政策分析被认为是对政治过程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一种替代 。经验主义方法 对于政策分析人员来所，有两类技能是必需的：科学技能和辅助性技能“科学技能”，它包括三种：信息建构技能，它可“增强分析人员阐明政策思想以及检验其与现实事件是否相符的能力”；信息收集技能，它可“为分析人员提供准确观察人物、目标或事件所需的方法和工具”；以及信息分析技能，是指“引导分析人员从经验主义的证据中得出结论”。以上这些科学技能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技能也与政策、计划和管理技能等所谓的“辅助性技能”有关。在政策分析中使用的某些经验主义方法包括：(1)成本一效益分析(在没有概然性的、互不相关的备择方案中进行最优选择)；(2)决策理论(在有偶然性概率的方案中进行最优选择)；(3)最佳水平分折(找到一种最优政策，它遵循过犹不及、少亦不妥的原则)；(4)配置理论(最佳组合分析)；(5)时间最优化模式(决策系统的设计使时间消耗最小)霍格伍德和冈恩在他们的选择性分析部分他们认为这是政策模型的核心指出了各种操作性研究和决策分析技术，其中包括：线性规划、动态规划、薪酬矩阵、决策树、风险分析、排队理论和库存模式。内格尔是发展政策分析数理方法的关键性人物。他认为，建立在管理科学方法基础上的政策评估“似乎能够改进决策过程”。决策更有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或至少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增加社会效益。这些决策方法甚至比提高生产力方面的工人激励或技术革新更为重要。从社会效益和成本的角度，如果生产的产品是不适当的，那么再努力工作也毫无意义。同样，正确的政策是技术革新效益最大化所必备的条件，如果没有合适的公共政策环境，技术革新就不大可能实现。政策过程模式 安德森的政策过程模式分为五个阶段：问题识别和议程确定、制定、采纳、实施和评估 奎德也认为有五种要素：问题的确定、探求备选方案、预测未来环境、模拟各种备选方案的影响和评估各种备选方案 斯托克和泽克豪泽也提出了一个五步骤的政策过程在政策过程中分析人员的任务是：确定基本问题和目标，提出可能的备选方案，预测各种备选方案的后果，确定方案实现与否的测量标准，选择最优行动方案。巴顿和萨维基的六步骤政策过程模式 第一步：核实、界定和详细说明问题第二步：建立评估标准第三步：确定备选政策第四步：评估备选政策第五步：列举并选择备选方案 第六步：监控政策结果小结 在分析公共政策问题时，巴顿和萨维基模式(或任何其他相似的模式)的应用可能有所助益。政策分析不仅仅是方法或技巧。它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一种整理数据的方法，也是一种提出调研结果的方法。政策分析包括技巧和创造力，政策分析人员在组织信息的过程中发展自身的风格和个性化的方式.政策分析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它是艺术还是科学，它是否试图将不可量化的事物量化或使准理性的东西理性化。模式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不能保证制定出更好的政策。这些政策模式并不能非常有效地处理政策变革或对未来活动进行预测。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定量方法:数字的确是有用的，并且还能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对此强调的有些过多。形式上的数学方法很容易受到指责，认为它不切实际地运用于政策和政治的领域，而且政治问题也不必像严格的数字所要求的那么理性。作为一套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技术，若采用推销或强行推销的方式，实际上可能会降低该技术在本应有一定意义的领域中的运用效果。数字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发生效用的仅仅是某些政府领域。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独立的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学自创立后出现了从其渊源的公共行政学分离出来的趋势，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分离观被放弃，那么，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之间就无法划定一个明显的界限；同样，在政策和行政之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但学科的独立产生了其他一些影响，它在官僚制组织中创立了与其他工作几乎没有共性的职业群体。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过度强调决策:管理者根据分析过程进行决策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这也意味着对公共政策所提供的训练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较为深奥的技术训练方面。公共政策模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个性。从公共管理者的角度看，可能更看重于政治的和人际关系的因素。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没有运用或运用欠缺:许多关于公共决策的研究都是非常概括和抽象的，并远离政府的实际运作.除了决策之外，日常的管理活动还包括其他因素，并且公共管理者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不能适用技术分析，只有少部分才能适用”。实践中并不存在“正确无误”的决策方案，而试图发现唯一的方案则等于接受了公共行政的过时的“最佳工作方式”的思想。理性模式林德布罗姆对政策研究的理性模式做了较为充分的描述：面对一个既定的问题；理性人首先在其头脑中确定他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继而进行分级排列或对它们加以组织；然后列出实现其目标的所有可能的重要方法或政策；并又调查各种备选政策所产生的所有重要的结果；在这一阶段，他能够将每一项政策的结果与目标进行比较；这样可以选择结果与目标最相匹配的政策。政策分析常常警告人们不要过分依赖理性模式。例如，巴顿和萨维基指出：如果理性模式能够得以遵从，则许多理性决策必须进行修正，因为它们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和技术上可行的政策可能因为政治体系的不接受而不能被采用。数据本身通常并不会讲话，好的思想并不总会被采纳。分析人员和决策者不断地面临着技术优越性和政治可能性之间的冲突。此处有两个问题。首先，巴顿和萨维基模式其过程中的步骤是完全理性的：根据价值利益做出决定；提出备选方案并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他们确实考虑到价值利益的最大化，正式的理性模式也是如此。是其所遵循的各种步骤的逻辑性决定了理性，而不是假定决定了理性。其次，由于被更为严密的经济学理性模式所超越，政策分析已经退化成一个空架子。公共管理方法的关键的理论基础乃是私营部门管理和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它主张与经济效益有关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政策，这比政策分析的理性模式更深入了一步 一种有缺陷的科学模式经验主义方法它从政治科学中派生出来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收集数据的技术被广泛认同，大多数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数据的方法很快得到普及，并且以公共政策分析名义的所作所为使政治科学方法在政策领域中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这也意味着政策分析依赖的科学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科学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是相同的。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科学哲学一直都对各种数据无法得出结论的现象十分关注，这就是归纳科学固有的缺陷。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收集数据或抽样调查就使用归纳法，即它是基于大量收集信息就能进行推理的理念。波伯和其他人认为，这种做法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不行的，并由此推断，建立在归纳过程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也存在严重的缺陷。非民主化在遵循理性模式对事实进行分析并得出最佳的可能性结果时，这种方法常常是不民主的除非解决方案正好与目标对象和更广泛的政治体系的需求相一致。而这种情况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登哈特认为，政策分析人员典型地将技术方案运用到突发事件的解决中去，并且“在此情况下，作为公共决策制定的基础，对技术的关注将取代对政治和道德的关注，从而标准化问题将转化为技术性问题”(Denhardt，198l，p631)。因为有不愿接受技术解决方案的人参加，甚至如公路位置等小问题都很少会由技术方案决定。如果不是将那些通常是不民主的技术方案强加给人们，则应该有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干预。正如德利翁(deLeon，1997，p100)指出的那样：“政策分析的传播者很少会因为对政府，进而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的低落而灰心丧气，因为民主制度如果不是通过具体的计划，也是通过程序来实现个人偏好的。”对批评的回应 内格尔 提出：效能、效率和公平这“3E”的传统目标。他认为，效能指多种备选公共政策获得的利益；效率指在获得利益时保持成本的降低，其测量方法是用收益减去成本或者减去涵盖个人、群体或地区的最高成本。他认为这些亦应该通过作为高层次日标的“3P”公共参与(public part似pation)、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程序化的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来进行平衡。公共参与是指由目标群体、普通公众和其他相关的利益集团参与决策；可预测性涉及决策问题，其他人遵循同一标准也能作出相类似的决策；而程序化的正当程序或程序公正意味着那些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人有求助于其他申诉渠道的权利 政治性公共政策 林恩(Lynn，1987)和德利翁(deLeon，1997)等学者提出一种较灵活的方法来研究公共政策。在这种方法中，政策制定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过程而不是一种狭隘的技术过程。政策制定不涉及特殊的方法论，而是涉及如何适应并学习以对政治和组织环境施加影响。公共政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考虑高于一切的过程；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过程，因为“公共行政人员是在三种限制中追求他们的目标，这些限制包括：其所处的外部政治环境施加的限制；其所在的组织施加的限制；以及由其自我个性和认知方式施加的限制”(Lynn，1987，p42)。有效的公共政策管理者不是技术专家，而是：为其组织活动确定可理解的前提；对重要的战略性问题有深刻的理解；确认并集中关注那些对组织雇员有意义的话动；始终关注并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以促进目标的实现，无论这种机会是有意识创造的还是意外获得的；有意识地将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作为领导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在个人资源的经济构架中实施管理，以控制目标的努力程度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因为管理者自身的职位处于一系列相关联的事务之中，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工作；他们必须获得实际结果，否则就会遇到麻烦，因此任何实现目标的手段都必须加以考虑。霍格伍德和冈思模式 九步骤的政策过程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是“混合型”的，也就是说，它们既可以用于描述，也可以用于规定。其模式为：(1)决定做出决策(问题调查或议程设定)；(2)决定如何决策；(3)问题界定；(4)预测；(5)设定目标和优先权；(6)选择性分析；(7)政策实施、监督和控制；(8)评估和检查；(9)政策维持、延续和终止。这不是一种典型的模式。虽然其根源可能是理性模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跨越了两种早期建立的政策类型。的确，霍格伍德和冈恩认为，它们的方法所关注的“既包括技术的运用，也包括政治过程”(Hog侧od and Gunn，1984，P6)。他们赞成“以过程为中心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的政策分析方法”。政策分析首要的是“确定所分析问题的特征以及问题所处的组织和政治背景，而实际的特殊技能则是第二位的和次要的”(Hogwood and Gunn，1984，p263)。这被看作“是对政策过程的较明显的政治方面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它们”(p267)。因此，他们的模式可能更加现实和有用。这两种公共政策视角的主要差异在于其赋予政治过程的作用不同。政策分析是从一系列的备选方案中寻求最佳答案，并且可任意运用一系列的统计工具。政治性公共政策则是从倡导的意义来看待信息；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从诸多的观点中可以得出使人信服的例证，并将这些例证纳入政治的过程中。结论 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是公共部门管理的一种方法，由于公共行政增加了较复杂的经验主义分析形式，意味着它在某种程度上从业余化走向专业化。引入经验技术无疑是传统模式的一个进步。新公共管理则是将分析技术兼收并蓄，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和一门独立的学科。公共政策的文献“过于关注政策决定以及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广泛过程，而对这些过程中组织机构的管理者的实践和作用重视不够”。不论信息质量如何，政治官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必须基于政治意愿的不断变化进行决策。即使作出的决策与最严格、最严谨的经验主义分析相反，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它的合理性。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一直保持成功的一个方法是它们为其他类型的经验主义分析铺平道路，尤其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我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科学决策 1.对理性决策方法的运用:坝址的选择 专家们经过勘查和研究，曾提出过两个坝区即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在这两个坝区中共提出15个坝段方案，其中南津关坝区有5个坝段，美人沱坝区有10个坝段。经过初步的分析比较，从两个坝区中各选出一个较佳坝段，再来进行对比分析。南津关坝区选出了南津关坝段，美人沱坝区选出了三斗坪坝段。在对这两个坝段进行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更细致、更科学的勘查、鉴定、计算、分析和比较后，认为三斗坪坝段较优，决定采用三斗坪坝段方案。正常蓄水位的选择 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的选择论证，经历了30年时间，这在世界水电建设史上是空前的。论证所提供的方案很多，最初提出260米、235米、220米、210米、190米等6个正常蓄水位方案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正常蓄水位愈高，技术经济指标愈优越，防洪、发电、航运的效益也愈大。但正常蓄水位高于200米后，给重庆市区和郊区农村都将造成很大的淹没损失。因此，1958年曾决定坝前水位不超过200米。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150米方案。但重庆市和交通等部门，从综合效益、防洪、航运等方面考虑，要求提高到180米。从1986年起，又重新在150米、160米、170米、180米等方案中进行全面仔细的计算、分析、论证。国务院在听取各种方案汇报后，在审查委员会审查意见的基础上，最后作出了采用正常蓄水位175米，大坝坝顶高程185米的决策。2.对非理性决策方法的运用。渐进决策方法的运用。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决策一般很少使用渐进决策方法。但三峡工程决策有其特殊性，即由于诸多原因，决策过程时间拉得过长，前后经过30多年，几经波折，历经好几个阶段。其中后一个阶段的决策一般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连续进行的，无论是勘查、鉴定、计算、分析、论证及最终决策，都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完善和发展。因此，属于对渐进方法的运用。正常蓄水位的方案选择，从200米以上到不超过200米，中间经过对150米方案的初步认定，最后决定采用175米方案，也可看作一个渐进决策过程。政治协商方法的运用。三峡工程规模巨大，技术要求高，需要诸多领域科学技术配合，涉及面广，影响它的经济、社会、自然因素多，专家和各界人士，从不同的实践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不同视角、不同兴趣爱好出发，看法主张分歧难免。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党和政府曾多次组织研究讨论，广泛深入地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通过百家争鸣，然后博采众长，吸取合理部分，不断修正完善各种政策方案。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又对各地方、各部门和广大群众因修建三峡工程所带来的利弊得失和所引起的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认真与各方研究、协商，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尽可能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达成各方大体上都能接受的方案，最后才作出决策。事实表明，政治协商方法在三峡工程决策中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领导者和领导集体决策方法的运用。在三峡工程决策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集体决策的方法。这主要表现在政策总体上的宏观指导与把握。诸如三峡工程建或不建、什么时候建、建在什么地段、规模多大、各项主要指标（正常蓄水位、防洪能力、发电能力、航运能力、投资总额等）如何、总体建设方案的确定，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或领导集体最后来决定的。当然，这种决策方法是奠基在我国的指导思想、领导力量、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的基础之上的，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下来的一种决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