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_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_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_黄群慧.pdf

书书书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 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黄群慧内容提要: 本文从经济现代化或者说是工业化视角出发， 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战略内涵和政策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已有研究强调新发展格局“双循环” 的属性不同， 本研究更加强调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新发展阶段后的高水平的自强自立。一是提出了 “阶段模式动力” 的三维理论解释， 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 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 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 突破 “依附性” 、 具有 “替代性” 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 是一种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 围绕着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经济现代化战略; 二是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是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战略， 实现从成本驱动、 出口导向、 高速度工业化向创新驱动、 内需导向、 高质量工业化转变，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三是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协同” 政策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有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协同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 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 加快形成一种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 改革与管理有效协同、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配合的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经济现代化工业化供给侧改革需求侧管理产业政策竞争政策*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100836， 电子信箱: huangqunhui cassorg cn。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统结构、 测度指标与重大问题研究” ( 项目批准号: 20ZDA043) 的资助， 本文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报告( 2021) 构建新发展格局 总报告的核心内容。一、引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这个中国发展新历史方位， 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而实现第二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经济理论、 经济战略和政策体系都面临着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任务。2020 年 4 月 10 日在中央财经委第七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自此以后， 在多次会议和其他公开场合上， 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同时， 学术界也围绕着新发展格局进行了大量的讨论。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 以下简称建议 ) 的“纲” 提出( 刘鹤，2020) ， 2021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4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 以下简称纲要 ) ， 以建议 为基础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规划部署。从上述过程看到，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在不断深入。但是， 新发展格局作为一个 “国之大者” 的未来新发展阶段的“国之大计” ， 还亟待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各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后， 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跟进是十分及时的， 围绕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 现实背景、 理论基础、 重大意义、 政策建议以及“双循环 ” 、 “经济循环 ” 、 “内循环” 等方面相关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已经出现了数千篇相关文献， 这极大地促进了关于对新发展格局的认识。但总体而言， 由于研究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 再加之时间相对较短， 这些文献研究深度和学理分析还有待加强， 战略内涵和政策体系研究水平还有待提升。尤其是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以及研究总体重心还有些偏颇，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多数文献将“双循环” 对等于“新发展格局” ， 把国内大循环主导、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简化为“双循环” ， 或者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以 2021 年 3 月 20 日为查询时间， 以“新发展格局” 为关键词在知网查询文献篇数， 有 240 篇查询结果; 而以“双循环” 为关键词， 在知网查询到的文献数量高达 2858 篇， 而再以“国内大循环” 为关键词， 在知网查询文献篇数只有 65 篇。虽然在实际研究中很多文献也强调了打通内循环的关键堵点、 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观点， 而且围绕扩大内需也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但是， 实际上用 “双循环” 或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这种简称是不能够准确概括“新发展格局” 的准确内涵的， 其最大问题在于直观上看重视了 “双循环相互促进” 但忽略了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这个关键内涵。如果仅仅是因为 “双循环” 更有传播冲击力， 就用“双循环” 替代“新发展格局” ， 这是舍本逐末的。与国内这种有些偏颇的研究解读相反的是， 国际上一些智库研究人员产生了另外一个方向对 “新发展格局” 的错误理解， 认为在 “新发展格局” 框架下中国的努力是推进自身与国际“脱钩” 计划的一部分， 将 “新发展格局” 与 “脱钩” 关联在一起( Blanchette Polk， 2020) ， 这种错误在于只认识到新发展格局强调 “高水平自立自强 ” 、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的内涵， 但忽略掉了 “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重要内涵。这一切表明， 新发展格局作为着眼于中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 其深刻内涵和对世界经济的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还需要学术理论界进一步深入研究。2021 年 1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进入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决定的;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 建议 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更加强调自主创新( 习近平， 2021) 。这意味着， 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和未来有关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至少要重视三方面， 一是要树立系统观， 把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新发展格局内涵; 二是要重视逻辑性， 深入研究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现实和历史逻辑; 三是要把握主要矛盾， 要围绕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这个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 畅通经济循环这个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 来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战略和政策体系。基于上面对新发展格局的认识和已有文献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三方面做出对新发展格局研究的边际贡献。一是从经济现代化理论视角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 本研究是从经济现代化， 也可以认为是工业化理论角度梳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的， 提出了 “阶段模式动力” 的三维理论解释; 二是给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 将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与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新四化” 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战略; 三是系统梳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体系和重52021 年第 4 期要的政策方向， 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双协同” 政策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有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协同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阶段模式动力” 三维理论逻辑自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后， 众多理论工作者都在寻求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出现了一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视角， 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世界市场理论、 空间生产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 任君和黄明理， 2021) ， 尤其是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产业资本循环、 两大部类资本再生产循环、 社会再生产循环( 生产、 消费、 流通和分配的国民经济循环) 三个层次经济循环理论( 王国刚， 2020) 。另外一个视角则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 如经济增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等， 尤其是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 “双循环” 的最为基础的理论逻辑( 杨英杰， 2021) 。实际上，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视角文献， 还是宏观经济学视角文献， 都将聚焦于“经济循环” 和“双循环” 这些关键词寻求相应理论基础，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经济循环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 但是并不全面， 还无法进一步说明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的经济现代化战略任务， 寻求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最应该从现代化理论中去挖掘， 这样不仅直接， 而且更为全面系统， 也更符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为经济现代化路径的本意。现代化理论是关于现代化现象特征和规律的、 经过一定逻辑性表述的理性认识。基于已有的现代化理论， 可以引申出构造现代化理论的要素， 这包括现代化界定或者定义， 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过程或者阶段， 现代化动力和现代化结果这些要素通过一定的结构化就构成了现代化理论( 何传启， 2010) ， 也就是说， 一般意义的整体现代化理论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要素来刻画现代化现象， 但不同理论由于有自己的特殊概念或者重要的关系命题， 可能对现代化的界定、 模式、 动力、 过程和结果就会有不同的描述或者侧重某方面的论述， 从而形成不同现代化理论， 发展成为具有众多流派的庞杂的知识体系。关于现代化的界定和定义， 虽然不同现代化理论也会有理解差异， 但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是: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具体可以包括发达国家经历工业革命以来的深刻变化过程以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看来，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过程就是工业化， 甚至可以把经济现代化就等同于工业化， 这意味着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以此对现代化理解为基础， 大量的经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更趋向于关于经济现代化或者工业化的过程和阶段、 经济现代化或者工业化的动力和模式， 而所谓经济现代化理论或者工业化理论也更多地是对经济现代化阶段、 动力、 模式等方面的理性认识。这里将这些理论认识概括为 “三论” 。一是现代化阶段论。现代化是一个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过程。关于经济现代化阶段划分的理论很多， 现代化理论中对现代化阶段著名的划分为罗斯托( ostow， 1960) 关于传统社会、 为起飞创造前提、 起飞、 向成熟推进、 大众化高消费、 追求生活质量的现代化“六阶段” ， 以及钱纳里等( 1989) 等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前工业化、 工业化前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的工业化 “五阶段” 。在工业化阶段划分中还有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 W 霍夫曼提出的、 基于霍夫曼比例( 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工业净产值之比) 划分的四个阶段。另外， 世界银行单纯按照人均6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本文将视角定位于 “经济现代化视角” ， 由于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过程就是工业化， 甚至可以把经济现代化就等同于工业化， 那么如果从经济学角度而言， 本文的 “经济现代化视角” 就是 “工业化视角” 。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 既然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路径， 那么， 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就是一个在新发展阶段的替代原来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新的工业化战略， 这也是本文后面在战略内涵角度要深入阐释的。国民收入把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四种类型， 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四个阶段。而且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 往往十分困难， 被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现代化模式论。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多种路径也就是多种模式的过程， 也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的过程。由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社会历史文化前提差异， 虽然成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趋同， 但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可以有多种， 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与先进国家不同， 后发国家可以有 “后发优势” 而实现所谓 “赶超” 。以驱动因素为例， 经济现代化分为市场驱动为主、 政府驱动为主、 政府与市场共同驱动的三种模式， 英国、 美国和法国的大体归为市场驱动为主型， 德国、日本大体可归为政府与市场共同驱动型，苏联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新中国大体可以归为政府驱动为主型。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推进了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现代化从单纯政府驱动为主型转向政府和市场共同驱动型。在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研究中， 格申克龙的“大突进理论” 非常有代表性，提出了不同国家经济落后程度决定着不同的工业化模式， 经济越落后， 其工业化起步的“大突进”程度越高( 史东辉， 1999) 。三是现代化动力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 社会变迁的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 对应到现代化过程中， 现代化过程的驱动力就是经济现代化。而经济学理论认为， 工业化是工业驱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演进过程， 其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 张培刚， 1984) 、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现代化就是一个经济体从传统步入现代的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 而工业化、 经济增长实际上构成了发展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 众多经济理论都可以理解为经济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动力理论。围绕经济增长动力， 虽然有众多流派， 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还是新古典增长理论( 外生增长理论) 、 新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 、 演化经济理论等， 都从不同视角论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及内在机理， 构成了庞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 技术作为一种渗透性的生产要素， 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能力、 促进资本积累以及改进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 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 使生产过程科学化， 进而对提高生产力、 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创新” 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 一书中提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提到的创新是 “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或者是“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 。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在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动力， 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基于现代化理论的 “三论” ， 我们可以结合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提出以下三方面关于新发展格局的 “阶段模式动力” 的三维理论逻辑认识( 黄群慧， 2021) ， 如图 1 所示。一是基于现代化阶段论，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是与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从现代化阶段论理论看， 新发展阶段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 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这个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果基于罗斯托现代化“六阶段”划分， 这个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实现了起飞、 完成了向成熟推进， 开始从大众高消费转向对生活质量追求的现代化阶段。大多数文献认为， 中国已经处于大众高消费阶段， 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转向对生活质量追求的阶段。实际上，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 我们可以把起飞前准备、 起飞和向成熟推进这三个阶段界定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而大众高消费和对生活质量追求这两个阶段可认为是高质量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步入到72021 年第 4 期图 1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阶段 模式 动力” 三维理论逻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基于钱纳里等传统工业化“五阶段” 的划分，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三次产业产值、 城市化率、 制造业占比、 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等指标综合评价， 中国已经步入到工业化后期，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 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基本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 黄群慧，2020) ， 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 这个新发展阶段是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 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的高质量工业化阶段。这实质意味着新发展阶段是最终实现现代化的 “冲刺” 阶段。在新发展阶段这个实现现代化的 “冲刺” 阶段， 中国经济需要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关键节点， 一是在 2025 年前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成为高收入国家， 二是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三是在 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虽然基于我们对潜在增长率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 2020) 总报告组， 2020) ， 中国能在这两三个时间点实现这三个目标( 黄群慧和刘学良， 2021) ， 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 这个新发展阶段需要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求相应的新发展路径和现代化战略。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则是与这个新发展阶段相适应、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在这个新发展阶段， 中国经过了“富起来” 阶段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 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 无论是从生产供给角度看， 还是从 14 亿人口巨大的市场潜力看， 都具备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在新发展阶段这种战略的核心技术受限、 内需亟待开拓等弊端日益明显， 已经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再综合考虑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加快构建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必然选择。二是基于现代化模式论，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 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依附性” 、 具有 “替代性” 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 要实现赶超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必须根据自身社会、 经济、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 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 ， 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如果借用俄籍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的“大突破” 理论， 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模式一定具有“替代性” ， 也就是中国现代化模式与先进国家的所谓标准或者原发的现代化模式存在不同之处， 这些不同之处就是对先进国家经济现代化模式相应内容的“替代” 。所谓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具有 “后发优势” ， 一方面表现在可以广泛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8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经验、 汲取其教训， 从而基于自身发展进行创新、 在现代化模式上实现广泛的“替代” ; 另一方面表现在引进、 消化、 学习、 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 从而减少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本和时间， 从而有别于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路径。当然， 这两方面 “后发优势” 被有效地利用、 探索出具有“替代性” 现代化模式、 实现经济赶超的前提是， 后发国家政府有对自身国情、 国家经济落后状况有正确的认识以及有强烈的意愿推进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应该说，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表明， 中国成功利用了后发优势，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到追求生活质量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但是， 后发国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也有其“后发劣势” ， 虽然利用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 但也会产生对先进国家的在技术、 贸易和资本等方面的“依附关系” 。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 其全球生产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在先进国家确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和支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 后发国家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当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的一定程度， 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 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国际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以后， 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会发生全面贸易摩擦， 从而制约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发展经济学中激进学派用 “依附性” 来描述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这种 “依附关系” 。虽然， 激进学派的理论受到很多批评， 且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并不一定正确， 但是全球现代化史表明 ， “依附性” 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一定程度存在的。如果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 不能够有效地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有效突破这种关键核心技术“依附关系” ， 其现代化经常有可能停滞或者被完全中断。实际上， 众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而在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 中无法自拔， 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种 “依附关系” 不能突破的一种体现， 或者说必然结果。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 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创新瓶颈， 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阿喀琉斯之踵” 。虽然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已经成为研发人员投入第一大国、 经费投入第二大国， 但是以“工业四基” 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亟待提升， 存在在大量的 “卡脖子” 技术， 技术体系中相当多的关键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这种关键核心技术 “依存性” 不能有效突破， 直接制约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我国现代化进程推进。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 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以及经济全球化强势逆流背景下， 更加凸显了这种关键核心技术 “依附性” 突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 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立足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 寻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依附性” 的经济现代化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低成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扬弃。当然， 构建新发展格局， 绝不能否定开放和全球化， 而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 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 推动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也就是说， 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要在经济全球化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依附性” 突破、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模式。三是基于现代化动力论，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 围绕着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经济现代化战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现代化是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驱动和基础。虽然不能够直接把经济发展完全对等为经济现代化过程， 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 推动从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 无疑是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实现经济现代化路径， 也是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词是“经济循环” 。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经济分工和价值增值的92021 年第 4 期信息、 资金和商品( 含服务) 在居民、 企业和政府等不同的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从经济思想史看， 用循环流动描述经济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经济学家魁奈 1758 年出版的经济表 中。马克思在其 资本论 中提出社会再生产理论， 将社会再生产过程其描述为由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 还给出了产业资本循环从货币转换为商品、 从购买商品到生产出新商品、 从新商品再转换为货币的三个过程和公式。列昂惕夫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以循环流动理论 “可再生产性” 论取代 “稀缺” 论， 以此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 乔治吉利贝尔， 2016) 。因此， 从经济循环角度来刻画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抓住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则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从而连续不断地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 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而要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必须进一步推进高水平的科技创新， 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这也就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要求。当前阻碍中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因素， 既有供给侧结构性因素， 也有需求侧内需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问题， 还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不确定不稳定明显加大的影响， 这要求从战略和政策上要实现: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与加强需求侧管理来扩大对供给的有效需求相结合; 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要求实现增经济长动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上的内外平衡， 既要对内深化改革、 激励技术创新、 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 又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实现经济的开放发展， 最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在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统筹平衡， 实现更有效率、 更为安全的产业体系和区域布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创新驱动， 也就是基于国内大市场的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从现代化战略角度看， 其理论逻辑基础在于大国工业化的特性。库茨涅兹( 1985) 在其 各国的经济增长 按人口将所有样本国分为 22 个大国和 35 个小国， 实证分析结果是在同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下， 大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份额比较大; 钱纳里等( 1989b) 在发展的格局: 19501970 揭示了了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的差异: 虽然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可以归结出许多不同之处， 但大国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特征是由于人口众多、 市场容量巨大， 可以体现出更多地内向化的倾向。如果说库茨涅兹的研究支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造就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事实， 那么钱纳里等的研究则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具有庞大的人口， 但由于人均收入很低， 还不能说具备了庞大的市场容量， 那时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 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 ， 采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具有其合理性。现在， 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 1 万美元， 具有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 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市场， 再加之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十年总量第一， 在这样供需条件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以高水平的自强自立的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发展格局就十分合乎逻辑。当然，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忽视国际循环， 而是要求国际循环还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 二者相互促进。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内涵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的经济发展过程。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01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 由于更侧重于产业结构演进视角的考虑， 城镇化进程往往是被包括在工业化进程中， 并没有被单独列出。如果从产业和区域两个视角考虑经济现代化进程， 经济现代化就是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的经济发展过程， 一般互动规律是在经济现代化进程初中期， 工业化促进带动城镇化作用突出， 而到经济现代化中后期， 城镇化进一步牵引提升工业化水平。了经济基础和成长动力， 而城镇化为工业化提供了要素集聚和广阔的需求市场。随着以制造业创新发展为核心动力的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 进而推动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变， 人口、 资本等生产要素逐步从农村向城镇集聚， 城镇规模逐步扩张， 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 而这个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工业化进程。基于这样的规律认识，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 其战略内涵就是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新发展阶段如何实施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为此， 基于一个通用的战略管理分析框架( SWOT) ， 我们需要分析明确在新发展阶段的外部环境变化( 机遇与威胁) 与内部条件变化( 优势与劣势) ， 从而明确新发展阶段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具体战略内涵要求， 也就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 一)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总体而言， 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但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外部环境看， 新发展阶段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变革期， 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期。具体而言， 这些变化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世界经济环境呈现出全球化强势逆流变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新冠疫情冲击，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来势凶猛， 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 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 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框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全球政府高负债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在这种背景下， 全球生产分工的内化趋势明显， 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性和本土化的特征， 国际环境的不定确定性、 中美贸易摩擦、 疫情等外部冲击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 一方面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另一方面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 各国更多开始强调自主可控， 倾向于选择转向“内循环经济模式” ， 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不可持续性已经日益凸显。二是科技和产业创新呈现出加速 “革命” 新局。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后“革命” 进程开始加快，新冠疫情冲击下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和深化， 更是呈现出从商务办公、 社区治理、 生活消费、 生产服务到智能制造的全方位的 “革命” 新局， 催生了大量的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 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显现出以下特征: 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 以信息( 数据) 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 以产业智能化、融合化、 绿色化为趋势正在重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由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可能带来的 “弯道超车” 重大机遇， 也会面临着如果无法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与信息化革命很好地融合而造成现代化进程相对 “倒退” 的严重威胁。三是国际经济力量正在呈现深刻调整格局。经济全球化让劳动力、 资本、 技术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出现不对称性， 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呈现出结构性差异。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 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发生明显改变。2018 年， 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美国的 2/3，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尤其是新冠疫情冲击过程中显示出的中国之治、西方之乱更是加强了人们对 “东升西降” 态势的认可， 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 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多极化趋势不断深入， 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 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高企， 大国之间的合作明显下降、 竞争明显上升， 全球经济竞争正在面临着百年未有的深刻调整格局。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看， 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有序地、 坚定向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方向演进， 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平崛起因受到守成大国的打压而面临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112021 年第 4 期( 二)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内部条件变化从我国自身发展来看，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 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 “十四五” 时期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至关重要。我国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将达到新的水平。一方面，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 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2020 年我国 GDP 总量已经达到 101. 6 万亿元人民币，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第一大国、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商品消费第二大国、 外资流入第二大国， 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还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 为形成超大规模的内需奠定了基础， 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另一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日趋成熟，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具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条件，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优势。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看，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加入 WTO 以来， 中国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 采用了低成本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战略， 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实现了一个十几亿人口全面脱贫和建成小康社会， 这是人类工业化史上前无古人伟大成就。到 2019 年， 我们测算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 95， 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 黄群慧和李芳芳等， 2020) ， 新发展阶段将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度， 在 2035 年全面实现工业化， 全面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伴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 而城镇化水平也在持续提升，尤其是 20152019 年期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13 个百分点， 到 2019 年达到60. 6%，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4. 4%， 预计到 2025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 65. 5% ( 魏后凯等， 2020) 。这一切表明，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起点已经较高， 具备了很好的量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经过了量的积累、 开始实行质的突破的关键时期。但是， 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十分突出， 发展质量亟待提高。一方面是工业化发展存在不平衡，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还不充分， 新型工业化进程还相对缓慢。从工业化动力看， 存在内外不平衡的问题， 长期以来低成本、 出口导向的高速工业化战略， 造成对外部过度依赖， 内需亟待开拓的内外动力失衡， 经济安全风险加大、 核心技术缺失、 产业结构升级压力巨大等问题比较突出; 从区域结构看， 工业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部、 中部、 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 近年来南北差距也日趋明显; 从产业结构看， 钢铁、 石化、 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受制于创新能力高端产业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不够， 关键装备、 核心零部件和基础原材料等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另外， 工业化对农业产业现代化带动力度不够， 三次产业之间融合程度还亟待提高; 从工业化发展的资源环境看， 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 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发展还不充分; 从工业化与信息化关系看，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度需要加强， 制造业信息化水平、 智能制造能力都有待提升。另一方面，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 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还不充分。到 2019 年末， 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差 16. 2 个百分点。农村土地制度与城乡公共服务改革的严重滞后， 导致落户意愿与落户政策错配， 严重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