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篇.docx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老师节这天，(3)班的同学送了这本万历十五年给我。在表示感谢之余，也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明朝那些事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他们。明朝那些事用七本书完整记录了整个明朝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选择了历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张居正的死亡，戚继光被贬等，这些事情极大地影响、甚至确定了帝国将来的走势。当然这些史实，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记载，而且当年明月更是将其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因此，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爱好，基本上都是上厕所的时候断断续续看完的。抛开人物、故事不谈，只谈一些对于明朝的文官集团的相识。关于这一点，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过当时只是简洁地表达而己。因此，我打算在这篇读后感中，尽可能地绽开关于这一点的探讨。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与只关注练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极少数的大事，比如斗争，除了极少数的人，比如当时的首辅申行时，能够见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时间，那个龙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经很早就废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经常是有去无回，甚至大臣的请辞也是杳无音讯。因此，人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正是因为万历骄奢淫侈才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宦官专权、民不聊生。这种解读特别符合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理解。但是假如究其缘由，就会发觉，这一切的出现跟我们正史所歌颂的文官集团有着莫大的关联。万历刚上任时，还是一个特别有理想的有为青年。比如，定期出席各种名目众多的繁文缛节的礼仪活动，甚至从皇宫步行至天坛求雨等。总的来说，前一阶段的万历还是特别符合圣明君主的要求的。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答案就是当时的文官集团。当时的帝国己经形成了成熟稳固的文官集团，假如说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那么，文官集团就是实际的权力操控者。这些文官深受圣人教育，并对这些信念坚决不移，希望以此来影响皇帝、改造社会。因此，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无论是精力充足的朱元璋，还是有为的朱棣，或是无所作为的，让我记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与文官集团的搏弈中度过一生的。换而言之，文官集团决不是对皇帝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无用之辈，即使在许多状况下，皇帝可以动用最高权力，对违反他的意志的文官进行惩处，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皇帝许多时候却是感觉无能为力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万历本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但这一确定遭到文官集团的剧烈反对。理由是自古以来，太子都是立长不立幼。于是，围绕立太子一事，万历跟文官绽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谁也不愿让步。这让万历特别恼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张居正的辅佐，绝大多数时候，他扮演的并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学生的角色。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由张居正来确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亲重修宫殿，以表孝心，但张居正以己经很豪华、圣上应体恤民心为由拒绝;再比如，皇帝练字练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张居正说，圣上的字己经练得很好的，从今以后，应当做些国事，一句话，皇帝的这点爱好被剥夺了。好不简单，张居正死了。万历长大了，也真正地驾驭了最高权力，就在他打算大干一场时，却突然发觉，他依旧无法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文官集团总是要求他根据他们的想法来成君成圣，而不是听从他的吩咐来做事。换而言之，万历想做一个有实权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团却只须要一个象征性地君主。万历曾抗争过，先是软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是他发觉，他可以很轻易地干掉一个人，但是却干不掉这个集团。以言官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气的，这些言官，轻则弹劾同为人臣的官僚，重则斥责皇帝。比如，万历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席早朝时，就有言官上疏，说皇帝身体不适，但是后宫却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检点。万历一怒之下，当然重责了该言官，但是该言官却因此获得了因直获罪的美名，以至于后来许多言官纷纷效仿，即使被罢、被贬，甚至被杀，却依旧阻挡不了指责皇帝的浪潮。到最终，万历累了、厌倦了。他既然无力战胜文官集团，就干脆放弃吧。于是，他起先拒绝早朝，拒绝出席各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拒绝接见大臣。皇帝的这一做法，当然引起了文官们的集体反弹，他们纷纷上书，直指皇帝懒散，甚至说，假如这样下去，将会国之不国，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折即使讲得字字见血，堆得比天还高，这个时候的万历己经懒得批一个字了，也懒得反对，也懒得打回，任由大臣去骂去折腾，他祭出了无为而治的大旗!事情就这么耗着，帝国也依旧有条不紊地转着。只是1578这一年，张居正死了，社会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时回老家了，内阁里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继光被罢免了，东南的倭寇又起先猖狂了。这一切，预示着大明帝国己经出现了覆灭的迹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一、人的阴阳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解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悲观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慢慢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志向，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谛视内心，不愿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肯定的好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意着自己的私欲。许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志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义正词严。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志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找寻理由，自己欺瞒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志向的道德形象，渐渐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谛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二、申时行的委屈万历皇帝因喜爱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抗议引起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高校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马上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起先惩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行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从那些文官的思索角度来讲，申时行的确存在的道德的问题。但，换一个角度来思索，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揣测，他的确认为那些文官的看法是对的，万历应当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看法后意识到这事的严峻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把他们都视为敌人。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需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准备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假如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退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看法对抗究竟，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假如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多数的史实可以证明。后来的结果证明白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惩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也许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洁了事。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历时7载，在饱览群书，对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做了深化细致的探讨之后用英文写成的，后又由其本人译为中文，于1982年在中国大陆发行，至今其版本已数次重印，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在拜读其作之后，深感作者对历史的熟知及对史实的娴熟运用和作者透过文字传达思想的功力。作者实行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明代历史上极为平常的一年万历十年，即1587年为横切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本弊病：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自序P4书中的主要人物，上至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朱翊钧，中至代表儒家正统学派，文官集团的代表的高校士张居正、申时行，纯儒学派的代表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有才能的武将蓟州总兵戚继光，封建时代的异端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就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究其缘由，作者指出，是由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起先，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靠程度也愈大。唐宋以后，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宋代朱熹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其所著四书集注成为明清读书人的教科书，也成为宋以后统治者所依靠的支柱，并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整个社会。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儒学中的糟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需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变更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受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说，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行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行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建实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特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剧烈的印象，仍旧是命运的残酷。万历十五年中写了先后以首辅身份出现的两个人：张居正、申时行。二人的相同之处是：熟知儒家礼仪，并以此拼力维护封建统治，协助皇帝，但两人不同风格是：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动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严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怪异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当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验，表明白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P139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悲剧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无敌，战无不胜。倭乱平静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应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牢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供应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运用当时先进的火器。原来戚继光注意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冲突，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亲密，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万历十五年中最终一位人物就是追求特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举人后，始终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终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迕，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冲突，正是他所属时代所给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冲突、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说明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心情已明显可见。儒家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而统治者以儒家治国，并以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来代替法制，也就是说确定一个人命运的准绳是道德，因而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而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体现为礼仪之争。而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说，礼仪只是精神内容的外在形式，无论如何它不应比它所指称的事物本身更重要，而儒家礼教则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代表某种事物的符号当作了事物本身，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为礼仪而礼仪。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封建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而在这种制度下培育出的人或是扭曲、虚伪的，或是小心翼翼、按部就班的书呆子，或是阴阳两面的人格分裂者。万历十五年中的张居刚要求朝中官员廉洁自律，而他私下却聚财敛富，生活奢侈;海瑞被奉为首先楷模，而他的家庭生活却彻底悲剧，曾两次休妻，第三个妻子稀里糊涂地死去，一个妾自杀，等等都说明白在封建儒家礼教下人的悲剧性。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好像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事实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终点。此时，虽然从综合国力来看，明代远远超过了西方各国，但由于整个国家体制、制度上的迂腐，在西方各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肆朝廷海外扩张相反，明代却愈加闭关锁国，以空洞的儒家礼教维持着旧秩序，从而导致了明、清日益的衰落。万历十五年以史为鉴，揭露了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爱护落后以维持王朝平安、官员的腐败问题、不合理的财政税收体制等弊端，对现实都有着警示意义，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代有着主动的启迪作用。作者对儒家腐朽的一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作者并未有全盘否定儒家和道德之作用，这在书后所附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可以看到。而近年来东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证明，在旧制度解体的比较彻底的地方，传统儒学中包含实践理性的东西才可能被解放出来，在新条件下推陈出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