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_余泳泽.pdf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 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余泳泽潘妍内容提要: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的现象。本文基于中国 20042014 年 230 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 采用工具变量法， 尝试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去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发现， 在以 GDP 考核为主的 “晋升锦标赛” 机制下， 地方官员为获得晋升机会通常偏好于采用 “层层加码” 和使用 “之上 ” 、 “确保” 等硬约束词汇的方式制定经济增长目标; 以“层层加码” 和 “硬约束” 的方式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将显著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 中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主要通过影响要素资源在服务业内部的配置来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上述结论表明， 弱化经济增长目标考核是当前阶段促进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关键词: 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服务业结构升级要素错配*余泳泽，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邮政编码: 210023， 电子信箱: yongze125126 com; 潘妍( 通讯作者) ，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邮政编码: 210023， 电子信箱: panyan2017 126 com。本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大国经济视域下以高端服务业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 ( 18VSJ017)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 18YJA790098) 的资助。作者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但文责自负。工业化后期， 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基本可以用 “四个70%” 来概括， 即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70%左右;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各行业总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 70%; 经济增长的 70% 来自服务业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70%” 。一、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高质量增长阶段， 而瞄准国际标准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经验， 加快服务业发展， 推进服务业结构优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这一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似乎与中国事实相悖。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创造了四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 但在这一经济增长过程中， 服务业结构却未得到显著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42014 年的十年间，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 35. 0% 增长至 37. 1% ， 仅增长 2. 1 个百分点。中国虽然整体上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赵昌文等， 2015; 胡鞍钢， 2017) ， 但服务业发展状况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四个 70%” 的标准相去甚远。此外， 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传统服务业部门， 这使得中国“脱实向虚” 趋势日益凸显( Baumol， 1967; 江小涓， 2011) 。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脱节现象由何而来?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认为可以从根源， 即影响二者发展的驱动力视角去寻找其原因所在。051余泳泽、 潘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基于以往学者研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市场性因素与政府性因素两大类。其中市场性因素主要包括以要素投入与配置效率提高为主的供给侧因素( 丁志国等， 2012) 和以消费、 出口、 投资三驾马车为主的需求侧因素; 政府性因素研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是周黎安( 2007) 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后发现， 政府官员之间的 “晋升锦标赛” 的竞争机制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相对于经济增长， 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可分为基础性因素和一般性因素两个方面。基础性因素主要强调目前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 主要有人力资本( omer， 1990;Ciccone Papaioannou， 2009; 张若雪， 2010; 张国强等， 2011) 、 技术创新( 周叔莲和王伟光， 2001; 付宏等， 2013) 、 需求结构等( Zwemuller Brunner， 2005; 孙军， 2008; 刘志彪和张杰， 2009) ; 而一般性因素则更加强调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环境， 主要有政府职能( Lahorgue Cunha， 2004; 褚敏和靳涛，2013; 宋凌云等， 2013) 、 对外开放程度( Camilla， 2002; 陈继勇和盛杨怿， 2009) 、 外部环境等( Levinson Taylor， 2008; 江小涓， 2005; 涂正革， 2008; 钟茂初等， 2015) 。与经济增长不同的是， 在产业结构优化中， 政府的制度安排会显著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Hashi Toci， 2010; 高远东等，2015) 。纵观已有文献， 从政府性因素视角解读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困境的文献尚不多见。谭洪波和郑江淮( 2012) 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剖析了相关问题后发现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并未与制造业大规模主副分离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发展滞后并存的主要原因， 但这一研究是从市场性因素视角出发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期， 市场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不高， 各级地方政府行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作用不容小觑。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 各级政府通常会选择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这一方式来“保增长” 。并且， 与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欧美国家采用预期经济增长目标有所不同的是， 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常常采取“干预” 的设定方式并伴随着强约束特征。这一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方式的差异是否是导致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的重要原因?其作用机制又如何?遗憾的是， 目前尚未有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笔者将以此为出发点探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旨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弥补。本文的创新与研究意义在于: ( 1)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去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 ， 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长期以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困境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转型经济体下的产业结构变迁理论研究的不足。( 2) 在研究数据上， 本文手工搜集了 20042014 年 230 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 研究了地级市层面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软硬约束性特征进行了刻画， 从而使结论更具新意。( 3) 在研究意义上， 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展开的研究， 可以为理解我国服务业长期发展的“结构刚性” 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如何通过调节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实现服务业结构高级化， 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二、理论机制分析( 一)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的制度特征通过梳理近十年各省和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方式， 可以观察到以下1512019 年第 3 期虽然中央政府近年来开始转变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方式， 如 1999 年将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修饰词从 “确保” 改为 “预期” ， 2016 年首次采用 “之间” 方式制定经济增长目标， 但却由于官员晋升锦标赛下的目标激励机制尚未改变， 大多地方政府还在延续以往带有强制性特征的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方式。三个典型现象: ( 1) 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指标的设定都显著高于全国的预期增长目标， 经济增长目标 “层层加码” 现象广泛存在。2016 年， 从省级层面来看， 经济增长目标高于全国目标的省份有25 个， 占全国的 81%; 从市级层面来看， 在资料所及的 230 个地级市中， 有 197 个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高于全国目标， 比重达到 86%。( 2) 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硬约束的方式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且政府层级越低， 这一倾向越明显。( 3) 经济增长目标存在超额完成情况， 但政府层级越低， 超额完成情况越差。地方政府普遍制定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从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看， 20042014 年省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完成率为79. 72%， 而230 个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完成率不足70%，仍有 35. 33%的地级市没有完成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综上所述，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的基本方式大体可分为以“层层加码” 为主要特征的外在约束和以软硬约束为主要特征的内在约束两大类。从外在约束来看， 为了降低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监督成本( Oates， 1972) ， 中央政府常采用具有显性特征的 GDP 增长速度指标考核地方发展状况， 这一指标也成为地方官员能否获得晋升机会的重要标准。在以 GDP 考核为主的“晋升锦标赛” 机制下， 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将与地方官员晋升高度直接 “挂钩” 。地方官员在这一外在约束下依赖制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向上级政府释放“能力信号” ( 周黎安， 2007) ， 表现为各级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往往以上级政府目标为基准并进行加码， 产生“层层加码” 现象( 周黎安等， 2015) 。此外， 各地方的“标尺竞争” 机制使得这一加码幅度维持在较高水平( 张军等，2007) ， 这也使得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普遍存在过高现象。从内在约束看， 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主要采取垂直集中的治理模式， 这一 “垂直管理” 体系形成了下级官员对上级政府负责的激励机制 。“向上负责体制” 使得各级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往往需要使用 “硬约束” 的方式以确保目标的超额完成。以 GDP 考核为主的外在约束机制使得地方官员通过 “层层加码” 制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向上级政府释放 “能力信号” ， 而兑现前期承诺则是拿到锦标赛 “入场券” 的关键。因此地方政府官员为获得晋升锦标赛的 “入场券” 通常会采用 “硬约束” 的内在约束方式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基于本文研究主题， 结合上述经验事实， 本文将从经济增长目标特征出发建立基本框架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理论机制的梳理， 图 1 给出了相关理论机制分析图。图 1理论机制分析( 二)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1 服务业内部结构异质性特征由于服务业内部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国际上对服务业的分类方式也多种多样， 鉴于研究251余泳泽、 潘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目的， 本文按服务对象将服务业分为能够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不能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不同于生活性服务业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 不能形成规模经济、 生产与消费同步等特点，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形成可标准化生产、 规模经济显著、 可外包生产等特点。上述特征使得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发展在面对宏观经济变化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交通、 仓储、 邮电业也存在部分生活性服务业不可外包、 生产和消费同步的特征， 本文还特别将服务业划分为高端服务业和非高端服务业两大类。在下文的分析中， 本文拟从要素错配视角出发研究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关系。2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 要素错配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依上文所言， 外在与内在的双重约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在 “GDP 增长让位于结构改革” 的新宏观背景下， 这一约束方式是否可取却值得商榷。表现为地方政府在预期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经济无法达成经济增长目标时， 将采取“揠苗助长” 的方式促进地方实现短期经济增长。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央政府逐渐将经济管理权下放至地方， 这使得地方政府拥有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在面对经济增长目标 “层层加码” 和 “硬约束” 双重压力时， 地方政府将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扭曲要素配置， 从而抑制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 1)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 要素供给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第一，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失衡导致的创新要素供给不足对生产性( 高端) 服务业和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的异质性影响。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来看，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使得地方政府在预期经济增长目标无法达成时， 通常会选择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超过目标值， 这也是各地方频繁产生重复建设、 政绩工程的重要原因。政府对有限财政资源的错配问题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地方服务业发展。一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将会引起财政资源的错配问题进而不利于地方服务业结构优化。政府财政资源有限， 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势必会挤占地方对教育、 科技的财政投入( 傅勇和张晏， 200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5 年国家财政教育、 科技支出仅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18. 27%。教育和科技投入的缺失将会减少创新要素的供给进而冲击以知识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性( 高端) 服务业发展。而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通常为劳动密集型， 创新要素供给的减少对相关产业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 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带来以建筑业与房地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为主要特征的过度“工业化”( 陈志勇和陈莉莉， 2011) 。房地产业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产值的增加又会造成当前阶段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大大超前于研发、 金融和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 致使“产业结构虚高” 和二、 三产业互动不足( 郭志勇和顾乃华， 2013) ， 不利于地方服务业结构升级。基于此， 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 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的过度建设将通过减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必需的创新要素供给， 进而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第二，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 地方政府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土地要素供给不足对生产性( 高3512019 年第 3 期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界定问题， 本文主要参考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 2015) ， 将 “交通、 仓储、 邮电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科研、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 将 “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划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其中， 高端服务业包括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科研、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 非高端服务业包括 “交通、 仓储、 邮电业， 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业，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端) 服务业和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的异质性影响。从地方政府的土地资源配置行为来看，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使得地方政府需要不断积累财政收入以备经济发展之需， 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是依靠税收; 二是通过出让土地的方式获得土地出让金， 即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后， 地方税收不断向中央政府集中， 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选择采取土地财政的方式透支未来发展空间以保持短期经济增长。但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 机制使得降低土地价格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筹码” ( 陶然等， 2007) 。在此情境下 ， “两块地” 策略成为地方政府化解扩大土地财政收入和降低土地价格吸引外资之间矛盾的主要方式。具体为降低工业用地价格以吸引 “投资周期短、 见效快、 风险低、 不确定性小” 的生产性投资， 提高商服用地价格以弥补工业用地出让金损失进而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 2014年中国商服用地平均价格为工业用地的 1. 74 倍。地方政府“两块地” 策略最终导致土地要素价格扭曲进而提高服务业成本使服务业发展受限。相较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 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由于具有结构刚性的特点， 受到的冲击更小。故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错配将抑制地方服务业结构升级。( 2)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 要素需求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第一，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 地方政府的引资和投资偏好将对生产性( 高端) 服务业需求和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需求产生异质性影响。从投资行为来看， 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大多依靠垄断国有企业来运作和实施( 马草原和李成， 2013; 褚敏和靳涛， 2013) 。对地方政府而言， 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不仅存在较高的财税贡献， 也加强了政府对整体经济的控制能力。因此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 以国有经济垄断和扩张性政策为主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选择。地方政府依靠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实现其宏观调控的目的， 而国有经济更多偏向于重工业投资并且利润目标的偏离导致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需求不足， 进而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从引资行为来看， 依上文所言， 追求超额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通常更倾向于引入可以带来短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 制造业) 企业， 这些企业普遍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长期依赖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带来地方产业的低端“锁定” 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滞后。相较于高端制造业企业需要相关生产性服务业配套， 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并没有过高需求， 故地方制造业结构的滞后将导致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足进而打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对于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而言， 需求刚性特征使得其受到的冲击较小。基于此，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引资偏好将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第二，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 地方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将对生产性( 高端) 服务业需求和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需求产生异质性影响。依上文所言 ， “标尺竞争” 下， 地方政府为争取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入驻， 地方政府纷纷选择将土地等可支配资源配置给资本密集型企业。土地资源的错配行为将带来资本密集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融资门槛差异， 表现为拥有土地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可以以土地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 降低融资成本。而相较而言， 以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知识密集型企业却面临较大的融资困境。相关产业的发展受阻将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从直接路径来看， 生产性服务业融资困难将直接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从间接路径来看， 一方面， 高端制造业融资困难将造成地方制造业升级滞后， 进而导致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不足， 最终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 从土地要素价格扭曲来看， 商服用地价格地提高将增加服务业整体的生产成本， 对于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而言， 相关产业产品通常价格需求弹性较小， 对要素的价格相对不敏感， 当面对成本增加等不利于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发展的情境时， 生活性( 非高端) 服务业部门可以通过提升产品价格等方式弥补。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 由于其具有可贸易、 可外包等特征， 相关产品对生产要素价格更为敏感， 增加成本将挤压451余泳泽、 潘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相关行业发展空间， 导致生产性服务业萎缩。基于此， 土地要素错配在需求端也会影响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而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 “层层加码” 和 “硬约束” 特征将会导致要素资源错配进而抑制服务业结构升级。三、样本说明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 样本说明本文实证部分采用中国 230 个地级市 20042014 年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其中， 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相关数据收集于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 地方年鉴及公开网站， 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二) 变量描述1 被解释变量Baumol( 1967) 在研究产业结构服务化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成本病” 现象， 即当劳动力从工业部门进入服务业部门后并不必然能带来全社会生产率的增长。究其原因， 是因为服务业部门内部也存在着传统部门和先进部门， 劳动力只有向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部门流动才能带来全社会生产率的增长。故本文考虑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进行测度。在指标的选择上， 本文将选择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与高端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进行刻画。2 核心解释变量( 1) 经济增长目标的 “层层加码” 现象。本文将使用省与市、 国与省、 国与市之间的经济增长目标差值对经济增长目标的 “层层加码” 现象进行度量。据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数据估算， 20042014年省经济增长目标平均每年要高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两个百分点， 市经济增长目标平均每年又要高于省经济增长目标两个百分点。( 2) 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强度。本文利用政府报告在宣布地级市增长目标时使用的副词作为识别变量， 将采用“上下” 、 “左右” 、 “之间” 等副词修饰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软约束; 将采用“之上” 、 “确保” 、 “力争” 等副词修饰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硬约束。表1 是近年来中国各地级市约束用词的基本情况。由表 1 可知， 目前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大多是硬约束， 且时间越早越是如此， 随着中央政府逐渐弱化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力度，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也逐渐出现“软约束” 现象， 这一特点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力度有自上而下的趋同现象。( 3) 经济增长目标的超额完成情况。本文使用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年经济增长的实际完成值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差值作为指标加以刻画。表 2 给出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的频率分布。由表 2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从国家到地级市， 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 ，目标完成率趋低。( 2) 总体上来看， 相对于上一级政府而言， 下级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要普遍高于上一级政府， 但完成比例却普遍低于上一级政府。5512019 年第 3 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还有部分地方在提出经济增长目标时的表述没有明确的软硬约束特征， 如 “为 X%” 、 “达到%” 等，本文将其处理成既不是 “软约束” ， 又不是 “硬约束” 的第三种情景。1999 年首次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将约束副词从 “确保” 改为 “预期” ， 2016 年中央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更是使用“之间” 提法。表 1省市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情况年份31 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增长指标的统计国家经济增长目标( %)超过国家目标的省市采用 “左右”用语采用 “确保”“以上” 等用语采用 “之间”提法采用 “达到”等用语20147. 529202020201572423102320166. 5 725124925230 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增长指标的统计2010822220530157201182282456015020127. 52302754014920137. 52284251013720147. 522267390124201571826531113320166. 5 7197623524109表 2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变量市级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与目标值差值( %)次数百分比( %)次数百分比( %)次数百分比( %)小于 093031. 105217. 39215. 3805199366. 6624782. 611184. 62510571. 910000大于 10100. 330000除了上述变量外， 为了解决一部分因为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还在模型中加入城市规模、 城市经济水平等城市特征变量进行控制， 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具体如表 3 所示。表 3模型变量统计性描述变量符号变量名称处理方法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因变量pro_ser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 %)21. 9849. 45450. 640high_end高端服务业比重高端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 %)14. 5015. 65442. 792自变量cpgap省与市间加码市级经济增长目标与所在省份经济增长目标的差值( %)2. 1477. 115cngap国与市间加码市级经济增长目标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差值( %)4. 2295. 117pngap国与省间加码省级经济增长目标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差值( %)2. 0822. 36. 5fhgdp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 特征当经济增长目标用语中出现“之上 ” 、 “确保 ” 、 “力争” 等词汇时， 设为1。当采用其他用词时设定为00. 23401fsgdp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 特征当经济增长目标用语中出现“上下 ” 、 “左右 ” 、 “之间” 等词汇时， 设为1。当采用其他用词时设定为00. 11001ctgdp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经济增长实际值与经济增长目标值的差值( %)0. 54914. 100 14. 900651余泳泽、 潘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续表 3变量符号变量名称处理方法均值最小值最大值控制变量rd教育科技投入教育、 科技支出占地级市生产总值的比重( %)3. 4600. 1078. 894fd财政自主权财政预算内收入/财政预算内支出0. 5130. 0651. 174agdp人均生产总值地级市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11. 2435. 48019. 762urban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占地级市总人口的比重( %)64. 81221. 63689. 964scale城市规模地级市总人口的对数5. 9993. 9007. 271car_vol货运量货物运输总量的对数8. 8734. 66313. 226university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地级市高校数量的对数1. 35904. 489中介变量patent创新地级市发明专利申请数( 百件/万人)1. 8450. 056911. 971fdi_ind引资限额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地级市生产总值的比重( %)12. 8510. 18458. 496state_owned投资地级市国有企业数量1. 619086land土地资源配置商服用地价格与工业用地价格之比1. 6570. 1715. 561四、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 模型构建为了验证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服务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 本文设立时间、 地区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刻画， 模型如下:upgradeit= 0+ 1gapit+ jni =1zjit+ i+ t+ it( 1)upgradeit= 0+ 1fgdpit+ jni =1zjit+ i+ t+ it( 2)upgradeit= 0+ 1ctgdpit* fgdpit+ jni =1zjit+ i+ t+ it( 3)其中， i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份。upgradeit代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程度。gapit代表“层层加码” 。fgdpit代表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特征， 本文采用了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特征( fhgdpit) 以及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特征( fsgdpit) 进行度量。ctgdpit代表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Zjit代表城市规模、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的集合。i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t代表地区固定效应。( 二) 工具变量选择一个好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要与内生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及与残差项无关的外生性。就相关性而言， 首先， 本文认为关乎经济增长的竞争逐步衍生为经济增长目标制定上的竞争。与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方式相耦合的是政府的绩效评价， 这种晋升激励方式致使地方官员聚焦于辖区经济绩效的提高并以此向上级展现自身执政能力。但其晋升的可能性在金字塔式的科7512019 年第 3 期层制结构下愈来愈小， 为了更好地赢得上级的信赖与认可从而获得有限的“入场券” ， 同级之间存在着一种 “较劲” 。而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正是实现较高经济绩效的第一步。一般而言， 设定的目标值越低， 地方发展经济的压力与动力相对较小， 则实际完成值也就越低。而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值能赋予地方发展经济一个正向激励， 其效用为无论目标完成与否， 实际经济绩效都相对更高。因此， 为了更好在同级竞争中脱颖而出， 地方官员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往往存在竞相加码的现象， 即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存在竞争。其次 ， “标尺效应” 的存在， 使得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值会受到邻近地区目标设定值的影响。一般而言，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值的设定往往受到上级政府目标设定值的影响， 即存在着加码上级目标值的现象。但是在争夺有限“入场券” 的过程中， 同级之间也会互相影响。为了避免因 “数字不如人” 而输在起跑线上的情况发生， 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临近地区或经济发展水平较接近地区的影响， 即存在“标尺竞争”的典型特征。再者， 在省内晋升职位固定且有限的情况下， 地级市数量越多， 则经济增长目标锦标赛越激烈。同省内部各地级市既具有地理位置上的邻近， 也具有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的特征， 加之省级层面官员职位数量的既定， 如各省常务副省长职位只有一个， 使得“标尺竞争” 的特征更为明显。在晋升职位既定且有限的情况下， 相比于地级市数量较少的省份而言， 地级市数量越多的省份， 省内竞争越为激烈。为了在省内同级竞争者之间达到“先声夺人” 的效果以便更好地获得上级的认可， 在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上， 具有较强晋升动机的地级市官员， 越有可能过高的加码经济目标。而无论地级市数量的多少， 可晋升的职位数量大致相当， 从而在地级市数量较少的省份， 官员晋升的概率会随着对手的减少而大大提升， 晋升竞争相对缓和， 经济目标加码的程度也就相对较低。除此之外， 该地级市所在省份的地级市数量还满足外生性要求。这是因为各省份地级市数量是一个固定值。本文样本期间为 20042014 年， 在此期间内， 各省地级市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不会随着时间变动而发生改变。各省地级市的划分属于政治层面， 取决于中央政府， 不会受到各地级市经济变量的影响。所以固定不变的所在省份地级市个数对各地级市的服务业结构升级状况不会产生直接影响。由此， 选择地级市所在省内的地级市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鉴于本文研究样本为面板数据， 单独采用所在省份地级市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会因固定效应而无法度量。基于此， 本文参照 Nunn Qian( 2014) 研究中工具变量的设置方法， 通过构造所在省份地级市数量( 与个体变化有关) 与未来两期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均值( 与时间有关) 的交互项， 作为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的工具变量。其中， 未来两期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均值由于时间上的差异并不会对当年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产生影响， 也不会对当年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且本文所度量的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更多地反映省份内部的约束， 与国家层面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值关系甚微， 所以不会对未来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值的设定产生影响。由此， 本文认为所在省份地级市数量与未来两期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值的交互项是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合适的工具变量。(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1 经济增长目标 “层层加码” 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实证结果分析表 4 给出了经济增长目标在省与市间、 国与省间和国与市间“层层加码” 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作用的实证结果。无论是被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指标还是高端服务业比重指标， 实证结果均显示经济增长目标 “层层加码” 将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工具变量的实证结果再次证明了这一结论， 即经济增长目标省市间加码幅度越大将越不利于地方服务业结构升级， 表现为省市间加码变量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851余泳泽、 潘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表 4“层层加码” 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结果变量名OLS 回归结果IV 回归结果pro_serhigh_endpro_serhigh_end( 1)( 2)( 3)( 4)( 5)( 6)( 7)( 8)cpgap0. 201 ( 0. 063)0. 111 ( 0. 053)3. 246 ( 0. 530)1. 448 ( 0. 338)pngap0. 068( 0. 095)0. 050( 0. 089)cngap0. 175 ( 0. 056)0. 100 ( 0. 046)常数项0. 949( 13. 329)0. 976( 13. 529)1. 372( 13. 416)10. 943( 7. 266)10. 989( 7. 340)11. 187( 7. 298)11. 126( 9. 784)13. 262 ( 6. 213)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YESYES固定效应YESYESYESYESYESYESYESYESKF 检验37. 87637. 682DWH Chi2/值( p- value)107. 151( p =0. 000)21. 941( p =0. 000)观测值2468246824682467246724672468246720. 3630. 3550. 3620. 2730. 2700. 2730. 6160. 613注: 、 、*分别代表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2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特征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实证结果分析考虑到在不同加码幅度下， 相同约束特征的约束力度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故在这一部分， 本文在控制变量中还加入了 “层层加码” 变量。表 5 给出了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强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基本实证结果和相关工具变量检验结果。结果显示， 当政府采取硬约束的方式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 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作用不显著， 而当政府采取软约束的方式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却对服务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现为无论被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指标还是高端服务业比重指标， 软约束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本文认为约束强度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对待经济增长目标的态度。硬约束通过给各级部门施压使得各级政府在重压下为了确保达成目标不得不扭曲要素配置， 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要素供给和要素需求不足进而不利于地方服务业结构升级。表 5约束强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结果变量名OLS 回归结果IV 回归结果pro_serhigh_endpro_serhigh_end( 1)( 2)( 3)( 4)( 5)( 6)fhgdp0. 119( 0. 145)0. 079( 0. 139)38. 065 ( 19. 041)16. 962*( 9. 175)fsgdp0. 556 ( 0. 231)0. 614 ( 0. 266)16. 635 ( 3. 052)7. 271 ( 1. 871)cpgap0. 201 ( 0. 063)0. 112 ( 0. 053)0. 280( 0. 192)0. 184 ( 0. 076)0. 145( 0. 091)0. 102 ( 0. 047)9512019 年第 3 期续表 5变量名OLS 回归结果IV 回归结果pro_serhigh_endpro_serhigh_end( 1)( 2)( 3)( 4)( 5)( 6)常数项0. 541( 13. 525)10. 486( 7. 462)14. 851( 27. 468)9. 323( 9. 760)14. 972( 13. 044)12. 453 ( 6. 005)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固定效应YESYESYESYESYESYESKF 检验3. 72832. 3823. 61132. 603DWH Chi2/值( p- value)106. 564( p =0. 000)95. 395( p =0. 000)21. 677( p =0. 000)16. 936( p =0. 000)观测值246824672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