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29024.pdf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有益的成果，不过切不可将其高估。当时耶稣会传教士的“西学”从根本上说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它无法满足当时中国富国强民的愿望，也无助于推动中国步入近代化历史进程。虽然他们的文化传播带来了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文化观念，部分地开拓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但并不能带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力。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推动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16 世纪以前,中西文化鲜有正面的接触,其交流是通过游牧民族或阿拉伯人进行的,而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则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有姓名可考者,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 467 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 920 人。来华耶稣会士,且大都聪明特达,博学多才。时人称利玛窦为“西儒”,艾儒略则在闽中被称为“西来孔子”,邓玉函为伽俐略挚友、灵采研究院第 7 名院士,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学。而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罗雅各、穆尼阁、汤若望与南怀仁,均以他们来华后的卓著成就证明了自身的才华。故徐光启就赞扬他们说:“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耶稣会士们展示了他们带来的西方的奇器异物和科学技术。如他们带来的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 万国舆图,引起了明清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尤其是在万国舆图上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冲击了“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一大批书如 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为明清中国打开了通往“西学”的窗口,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如梁启超所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象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桢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等都和他们交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徐诸人的影响不少。同时,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被介绍到西方。传教士不仅向欧洲发回大量的书信和报道,而且还翻译了中国经典。如利玛窦于 1593 年将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殷铎泽 1667 年翻译了,称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据统计从 1645 年至 1742 年,经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去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目达 262 部之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译著,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比如说,中国传说中的伏羲时代,比起旧约全书创世记中上帝降大洪水的年代还要早,这使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受到了冲击。从 1723 年(清朝雍正元年)到 1795 年(乾隆六十年),中西文化交流日趋衰落。在罗马教廷发出禁止天主教中国教徒祭祖尊孔的指令后,雍正皇帝推行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政策,将各地传教的教士驱逐出境,关闭教堂,严禁中国民众信奉天主教,只允许少数有天文数学等知识的西方传教士留在京城宫廷为朝廷效力。雍正皇帝及以后的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的禁教政策,使天主教在华传教遭到沉重的打击。随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实施和强化,中西文化交流亦陷于衰落,曾经成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主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已经大为减弱。虽然仍有历象考成后编的修撰,和传教士蒋友仁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初步介绍,以及乾隆皇舆全图的绘制,但与清初繁盛局面相比,只能说是“余波”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转向满足皇帝个人追求西洋奇物的绘画、音乐、建筑等方面。如传教士郎世宁等人的融合中西画法的”新体画”以及北京圆明园的西洋式建筑等。这虽对中西艺术交流有一定的促进,但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很小。它表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了。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又出现了一次交流的热潮。特别在 1860 年以后,传教士借助于西方炮舰的威力和强压给中国的 宗教宽容条款!在中国大规模传教。他们也利用了多种方式来传教。主要有:(1)建学校。据报道,1906 年,仅新教在华创办的小学已达 2000 余所,专业学校近 400 所,有学生 57683 名。1914 年,天主教和新教共办学校 1.2 万余所,在校生 25 万余人。这个数字占当时中国学校总数的 1/5,在校学生总数的 1/6。虽然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宗教的色彩,但传教士均来自西方国家,因而他们所办的学校也必然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某些特点,与当时的国子监、书院、私塾等封建教育机构相比,其先进性是十分明显的。(2)办报刊。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 1815 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据统计,到 1890 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 76 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1874 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李提摩太主编的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这是一份集传教布道、新闻通讯、中外时事评论、中西学介绍与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以其对中国的贡献而言,则于变法鼓吹以及格致知识之介绍为功甚大。3)译书。传教士或独译或与中国学者合译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政史学说方面的书籍。代表人物如林乐知、傅兰雅等。林乐知,1867-1883 年就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翻译了格致启蒙博物、万国史、列国岁计政要等 10 余部。8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工作长达 28 年之久,所译书主要有声学、代数学、各国交涉之法论、富国须知等 210 余种,共涉及到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和字典等各方面内容。值得一提的是 19 世纪 40 年代来华的理雅各。他在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协助下,将中国儒家及其他经典全译成了英文,并作了详细的注释和介绍,取名中国经典,共 28 卷。其中的一些译本至今仍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经典和其他古典文献的权威译本。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一西方先进政治理论和科学技术的传入为主，在形式上也属于中国单方面的接纳这些传入的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缺少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