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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影响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omestic in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pure language study and cultur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deep culture unique point of view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rrie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ethnic, racial produced significant failure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rivative negative communication factors - the psychology of a stranger, cultural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ethnocentrism. The history of these genetic negative products into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quietly in our memory, become stubborn and not aware of the barriers in communication. On this subject will help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摘要:鉴于国内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纯语言的探讨和表层文化的分析上,本文试图从深层文化的独特角度剖析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本文考察了历史上对各民族、种族产生重大意义的失败的交际和由此衍生的不良的交际因素陌生人心理、文化定势和偏见、民族-种族中心主义。这些历史遗传的消极产物变成集体无意识,悄然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固执而又不易觉察的交际障碍。探讨此主题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认识。  近些年来,国内研究跨文化交际的重点已转向对文化差异的剖析,出现了大批以文化比照为视角的著作和论文,更加宽泛和深入地分析文化对交际要素和交际过程的影响,如不同文化对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背景、时间、场所和方式等方面的影响。邢福义的?文化语言学?、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胡文仲主编的?语言与文化?、?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这些著作和前期关于纯语言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使得我国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很大进展。但是有些我们很难捕捉的因素仍然横亘在交际者之间。它们沉积在文化的底层,暗藏在交际者的潜意识中,偶尔在探索的主题边缘游荡,因而躲过了研究者的透视。菲然(Ferran.G)把它称为文化的第三个层次,即“文化对人们的潜在假设的影响,“它是无意识的,但却是文化影响的最高层次。它决定人们的知觉、思维过程、情感以及行为方式。这些因素是历史的积淀和社会化的产物,它们持久而固执的存在,是交际者脑海里的纱幔。它影响了交际的效果,降低了交际的质量,有时甚至会变成交际的严重障碍。 一、 源于历史的障碍    人之所以走出熟悉的圈子,同陌生人打交道首先源于对物质的需求。外来者一无所有,他们会夺走你的东西几乎是所有祖先对陌生人的普遍印象,这是跨文化交际的不良开端。纵观人类文化的交际史,写满了战争、屠杀和奴役,俨然是一幕幕血淋淋的利益纷争史。十字军东征中的烧杀抢掠,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进时嗜血成性,阿拉伯帝国开疆拓土时的残忍无情,美洲黑人在白人驱逐下西迁的血泪史,还有以鸦片战争为代表的殖民征服中的惨绝人寰等等。无论从时间跨度、交际规模还是产生的历史影响来看,它们都可以代表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主流。从这些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所谓交际不过是以武力为手段疯狂角逐利益的活动,是只有胜负成败的零和游戏。而这些战争的领导者成为他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彪柄千古。在强权盛行的交际里,和平的商贸往来如丝绸之路,虚心吸收异文化精华如“百年翻译运动不过如昙花一现。与暴烈的交际行为伴随的是充满歧视、偏见、仇外和民族中心的思想和语言。中国清朝乾隆皇帝答复英王乔治三世请求开展互相贸易的信便是一例。他在信中写到“我统治着广袤的国土,唯一的目的是保持完美的统治,奇异奢华的东西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工业品。我们天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没有必要从外邦蛮族中引进工业品来交换我们的产品。很明显,信中充满着中国对西方及其进步的无知、鄙视和漠然。13世纪声名赫赫的成吉思汗面对伊斯兰教义和信仰它的子民时尊奉的信条是“不同的是难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是不受喜欢的,不被喜欢就要摧毁。十字军东征时期教皇乌尔班二世的东征演说更是成为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态度的典范。它是一次赤裸裸仇恨演说,教皇把穆斯林称为“被诅咒的种族,完全远离上帝的人。在鄙视、灭绝他文化的同时是民族主义的无理性张扬。美国人的“天定命运,日本人的神道观,中国人的“中央之国,德国纳粹宣扬的种族优越论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人类有了第一次跨文化交际后,历代积累的经验便成为后代交际的背景。后代对交际的预期总是以祖先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获得的经验为根底。这些历史积淀不动声色的存留在包围我们的文化潮流中,影响着我们的交际行为。遗憾的是,上述例子告诉我们,历史上给各民族和种族留下深刻烙印的跨文化交际中充满了战争、屠杀、偏见、歧视、民族中心主义、仇外主义等不利因素,它们构成了跨文化交际的主旋律。这些负面因子为群体共享,代代相传,遂成为集体文化意识的组成局部。所谓集体文化意识是指“对某文化群体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历史事实的深刻记忆。如种族屠杀对于犹太民族,西进运动对于印第安人。集体文化意识是信息的过滤器。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谈或评价时,他们赋予信息的含义就自动的被他们从祖先那里学到的处理态度过滤。有人认为文化正是从这种剧烈的交际方式中辞旧迎新,使自己的文化汲取新的经验,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蛮族入侵后古罗马文明的新生、西方殖民者蹂躏中国时新文化在中国的诞生被看成这种说法的例证。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异质文化无论以何种方式相遇都会获得新的经验充实本文化,促进本文化的开展,就因为它们是异质的,但这并缺乏以证明交际手段的合理。俗话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被蛇咬的经历固然能使人增加对蛇的了解和加强防范,但被蛇咬绝对不是什么好遭遇,怕井绳也不是什么好心态。况且,历史上曾辉煌灿烂的文化一次次在暴力下泯灭不是人类交际失误的惨痛结果吗?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在个体跨文化交际时难以看到极端的偏见和仇视,但以某种利益集合起来的群体进行交往时仍然可以看到历史留下的后遗症。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峙,兴旺国家与开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有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以及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历史的延续。尽管所有的交际都证明忽略跨文化交际和拒绝理解他人的后果,但人们记忆更深刻的是自己的苦难和他人的过错,由此产生一系列交际障碍,如下文论述的陌生人心理、定势思维、偏见、民族-种族中心主义都是在历史的跨文化交际中衍生并流传的结果。“人们总是在历史赋予的文化潮流下思考,即使从下游已不见它的源头,那些持异议者也浸泡在他们自以为与之对抗的潮流中。历史的经验已经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黯淡而沉重的一笔,这是我们的集体文化意识。即使这些历史已经远去,它们仍然是交际中悠长而久远的暗幕,是我们背负的历史负担。这些历史的因素存留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常常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和左右我们的力量。结果是我们无法抛弃历史的阴影,以公正、客观、开放的态度对待跨文化交际,甚至理所当然的接受历史的经验,这无疑会使跨文化交际误入歧途。  二、 陌生人心理    “陌生人这一概念首先由犹太裔德国人西摩(Simmel)于1968年提出,指“属于某体系的成员却与该体系没有紧密的联系,即没有完全为该体系的成员所接受,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他们不同。根据该定义,陌生人最初用于同文化或同群体内成员与所属文化或群体的离异感。但是,目前多数文化人类学者认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陌生感与同一文化或群体内人们之间的陌生感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西摩的定义和相关研究成果同样适合于非同质同构的文化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际。陌生人遭遇时产生的紧张、戒备、退缩性或攻击性自卫等心理倾向便是陌生人心理。在人际交流中,各种信息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传到大脑,在大脑中经历感觉、知觉等客观信息的心理活动,交际者便据此采取相应的行为。在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对同一客观刺激产生的感觉和知觉(合称感知)的差异就是陌生之源。影响感知的因素包括生理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从生理上看,不同文化、民族和种族的人生理特征就有很大差异。西方人高鼻大眼、白皮肤黄探索冲动。但是大脑面对陌生的刺激还会发出平安警报,提示机体自我防卫。这种防卫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防御,也可以是进攻。在动物界里,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两种行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动物收缩躯体,躲避陌生力量的进攻或集中力量希望一击而胜,如乌龟收头缩头于壳内,刺猬屈体弓背展刺护身;处于强势地位的动物会彰显庞大的躯体,啸声怒吼,以进攻来对抗威胁。人类面对陌生也显示了同样的行为特征,身处异国的人刻意回避谈论自己所属民族和国家,或者以夸大之词彰显之,都是对陌生的抗拒和自我防卫。其实,上述两种行为都存在对根本平安的需求,只是后者对平安的关注程度大于前者而已。尽管不同的人容忍身心受扰动的临界点不同,但总的来说,人们对平安的依赖和保卫远远大于对陌生的探索,这可能源于对婴儿时期母亲熟悉的怀抱带来的物质享受和心理慰藉的深刻记忆。陌生人心理是跨文化交际时内心悄然激起的一种情感,历史经验的积淀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使这种心理固执而持久,成为跨文化交际者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 文化定势与偏见    定势(stereotype)首先起源于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报纸。那时刊登卡通画时,先把卡通图片做成模型,即为它做个定势。这些漫画描绘夸张的人物形象,如山姆大叔、约翰牛、狡诈的亚洲人,浮夸的政治家。后来定势应用在文化上,称为文化定势,是对某些人或某群体的属性的一套信念。从心理学上讲,它是具有某种信念或者情感性质的态度,是对外界事物进行简单分类的感知过程的产物,是“人们头脑中的画面。定势具有如下特征:不加鉴别地简单化,把具有某些特征的一组事物或一群人定格为一定的形象,群体内的特别特征不予考虑;强大的感染力,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加上强大的从众心理,使得定格的形象极具感染力,“说服他人未经深思而接受;固执性,即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从心理学上讲,定势就是人类认识他人他物的基模,以此为根底解释他人的行为。人们对信息的选择也倾向于获取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有意或无意排斥不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形成所得即所想的毕马龙效应(pygmalion effect),又称预言自验。卡茨和布雷利分别于1933年、1951年和196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就学生对各民族的印象进行测试,其中1933年和1951年两次测试结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犹太人精明,黑人懒惰,日本人勤劳等等。间隔18年之久对这些民族的印象鲜有变化,测试说明了定势的力量。定势的形成与我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太过复杂,任何个体都无法逐一亲自体验。所以人类学会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维方式,从有限的具体到抽象再到无限的具体来认识事物。这样在遭遇不明情状,被迫行动时就有了初步预测的依据。定势虽然简单,却可以有效缓解面对陌生时的焦虑感,迅速采取行动,这是定势大量存在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总结归类获取定势时,寻求共同的特点必然牺牲丰富多彩的个体差异,带来以偏概全的错误思维。定势完全是后天文化熏陶的产物。Daniel BarTal曾对犹太儿童对阿拉伯人的印象的形成作过系统研究,调查发现犹太儿童在三岁半以前对“阿拉伯人这一概念的感觉完全是中性的,但到六岁时已经完全是负面的。他在报告中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评价越来越变得负面,5-6岁的儿童把越来越多的负面的特点归之于阿拉伯人,而且更经常地拒绝与他们接触。阿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争通过家庭和社会的渠道影响了犹太儿童对阿拉伯人的认知,形成消极定势。定势的制造和传播源很多,但媒体的作用尤为显著。这些定势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如许多美国人认为亚洲人有数学和科学的天分,德国人能建造最完美的机器,法国有最好的厨师,意大利有最好的歌剧演员,这些是积极的定势。美国人崇拜金钱,英国人极端保守,德国人固执呆板,阿拉伯人偏执那么是消极的定势。定势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如日本人尊敬老人,美国人享受自我,这对许多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是适合的,但也不排除不礼貌的日本人和牺牲自我帮助他人的美国人。但从有效交际的角度而言,对交际对象所属全体先入为主的印象,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更可能带来交际障碍,不可防止的造成大量交际失误。如二战时期美国的反日宣传使许多美国人相信日本人奸诈狡猾,无恶不作。这当然有利于美国人团结起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但定势也使大量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家园,失去财产,丧失法律保护,受到歧视,因为定势使美国人将他们与外乡日本人等量齐观。另外,那些在心中将美国人定格为富裕、自由、开放的人终于如愿以偿进入美国后遭遇的交际失败那么是积极定势作祟。实验证明,文化差距与文化定势成正比,文化差距越大,获取的信息量就越少,定势的力量就越大。如前所述,定势的存在是必要的,它是一种特殊的代码,是人们用最少的词可以传达一系列现象的一种速写。标准化的精神图片为一个群体内成员共同接受,这样可以很容易决定什么行为是适合的,什么是人们所期待的。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使我们轻易的使用它处理与异文化之间的交际。但是这种过分简化的方式歪曲了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定势往往使得我们错误的看待个体成员,认为对群体适合的就对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也适合,犯了重要的逻辑错误。非但如此,定势还带有感情色彩,伴有固定的甚至固执的情感,能自动证明自己,一旦有了定势,并把它视为精确的描述,我们倾向于只看那些支持它的例子,而无视那些常常发生的意外。波特对此也说:由于受定型观念的影响,当我们遇到特殊的情况(例如遇到一个外国人)时,必然以定型的观念去处理,又由于我们把该种族的特点推广到每一个人身上在交流时,我们花费在证明自己观念的时间,远比花在试图真正了解对方上的时间多。当我们与异文化的人交际时,定势会决定我们的反响方式,这可能阻止我们认清另外一个人。与定势紧密相连的是偏见。偏见指与本群体比拟而产生的对他群体毫无根据的态度。这种态度既没有充分的支持,也没有对足够信息的考察。它是关于文化的不正确的信息,是未经数据证实的否认性品质和意图。只要是群体外的成员,就足以打上负面的色彩。与定势一样,它具有执着的情感内容,未经理智的审视。不同的是,偏见用来指否认性的认知,常以毫无理由的讨厌、躲避、疑心、仇恨等形式表现出来。它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定势。如果这种消极态度转化为行为,就称为歧视,即以他们民族、种族、性别、年龄或某些特征为根底对他们不平等的对待。对话一旦在不平等的根底上进行,交际一方势必凌驾于另一方之上,阻碍信息的双向流动。如果成功的交际意味着都能从对方那里汲取自己缺乏的物质、信息、知识和经验,那么偏见导致失败的交际几乎是可以预测的。感知的选择性和由定型观念、偏见所产生的解释常常导致歪曲和防范的行为。许多心理学实验都证明了这一点。长期困扰美国的白人和黑人的冲突既有利益纷争,也有相互间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在白人眼里,黑人肮脏、懒惰、无知、不守时,只配做低劣的民族;而在黑人看来,白人唯利是图、盲目自大、冷酷无情。怀抱这样的偏见去交往,两类种族的融合当然会充满误解、敌视和冲突。  四、 民族-种族中心主义   民族中心主义由两个希腊词根ethos(民族)和ketron(中心)组成,意指以某人的文化为中心,以此作为评判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或者指个人认为本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的程度。萨勒(Sumner)曾把民族中心主义分为两局部:相信本群体的优越,随后相信其他群体的低劣。人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全方位的社会化历程,他的一切道德价值观念、审美观念、行为模式都来自于他生存的社会,即他判断社会的标准来自于社会本身,所以他无以否认他所属群体的优越性,其实质是成认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地位。但是它为什么会引发对他群体低劣的联想?奥地利心理学家海德(Fritz Heider)的归因理论为解释这种心理倾向提供了一点思路。海德认为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接触时,常要推断对方举止的原因、动机和意图,特别是对方做出了异常的行为。原因无外乎个人的和环境的。个人的包括人格、动机、情绪、态度、能力和努力程度,环境的原因有他人、运气、奖惩和工作的难易等。人们的归因能力是后天从社会中学来的,归因选择的参照物也来自本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归因是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认知方式,群体内的成员通过群体的棱镜而不是客观的条件来来看待内外部成员,这些棱镜已成为他们共同意识的一局部,所以不同文化群体对同一行为归因的方式和结果是不同的。如问候形式,美国人问候的形式有握手、拥抱和亲吻。中国人古时喜欢跪拜、拱手、鞠躬,受西方影响接受了握手这一形式;印度人合掌问候;泰国人见面时用拜礼;毛利人见面时以额头轻触对方的额头。不同的问候形式在他民族的心理获得的解释会大相径庭。人们会认为他文化的问候方式稀奇乖僻,动作不雅,甚至不尊重对方,这是内部归因方式。实验证明,人们对诸如此类的“越轨行为归因的方式不同,对对方越熟悉越喜欢从外部归因,越陌生越倾向从内部归因。归因分类范畴越宽越倾向从外部解释,反之那么越倾向从内部解释。可能的原因是,信息量的多寡决定人们的归因取向。人们对本文化内成员掌握的信息很多,所以就像考虑自己问题那样去考虑别人的问题,作出客观的归因;对非本民族成员了解很少,只能笼统认为他们本身特性带来相应的行为,如他们的种族、民族等。所以人们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的信息源,诚如帕弗尼克(Phavnik)所说“交际者根据专业上的可信性来看待相异的信息源;(以信息源正式的教育和技术专长为根底);而根据可信赖的原那么来看待相同的信息源。这种归因偏差使对非本民族成员的“成见既易产生又难消除,这便是民族-种族中心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人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下习得民族中心主义,逐渐变成无意识的行为。认为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上的比拟,而是包含了强烈的情感因素。例如,本民族的宗教标志和国旗标志等成为骄傲和尊严的象征,而外群体的标志那么受到鄙视和仇恨。本民族的人被视为高贵,外群体的人被视为卑贱。尽管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合理性,但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却广泛存在于各国的文化中,语言便是其中的一例。中国人将自己称为“世界中央之国,四周皆蛮夷狄戎;而表示外国人含义的大多是消极的,否认的,意指某种不受欢送的东西。如印度语用“Frengi表示外国人,这是一个贬义词。而美国人的称呼完全忽略了美洲大陆的其他人群。另外,各国描绘的世界地图都以自己为中心,人为扩大自己所占的比例。麦卡托投影法将本初子午线穿过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它还有意扩大北半球的面积,缩小南半球的面积,欧洲9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看起来比南美洲178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还大。美国比实际大了68倍,非洲那么小了15倍。而日本以180度经度为中心投影,使之位于地图的中央。人们习惯将北半球放在上面也是武断的做法。澳大利亚学者麦克阿瑟(MC Arthur)不喜欢本国住在地图的下方,画地图时将南半球置于上方,本初子午线穿过新西兰的威灵顿。相信很多人看到别国人绘制的地图都会感到生疏,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国家并不在地图的中央,有种失重感。同陌生人心理、文化定势和偏见一样,民族-种族中心主义也是一种执着的心理情感,它并不经常表现在赤裸裸的言论中,但却暗含在言行举止中。它存在的成效使之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成效表现在:传递群体习惯,促进群体团结,增强群体活力,扩大群体生存机遇,有效积聚领导者权力。简而言之,它可以使群体团结起来、保护自我、开展自我、获取实惠。但是假设在跨文化交际中表现出来,那么可能导致群体间的交际距离,互不信任,互持偏见,相互歧视,导致文化冲突。或表现为无理由的优越感、集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强求别人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是民族-种族中心主义者的心态。社会距离越远,差异越大,民族中心主义就越强烈,引发的交际冲突也越严重。这是心理的相互伤害,与历史上血腥的民族种族屠杀一样,它带来了仇恨和对正常交际的忌惮。与前述因素相比,民族-种族中心主义带来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它几乎使交际无法顺利展开,更谈不上有效的交际。差异是我们开展跨文化交际的根本原因。从探求差异中寻找乐趣、开拓视野、丰富心智、获取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充实本民族文化这些足以使我们对跨文化交际孜孜不倦。但是差异也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形形色色的障碍。在我们认识了外表的藩篱并运用智慧和理性跨越它们时,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障碍仍将长期横亘在跨文化交际者之间。它们具有隐蔽性、持久性和非理智性的特征,即使在广泛的跨文化交际既成为可能,也成为事实时,它们仍将阻碍我们进入“坐集千古之智的佳境。归根到底,这些障碍都是深层文化障碍,它们使得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可望而不可及,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如此。为此,有的学者甚至疑心有效交际的可能性。作者认为铲除历史上失败交际的种种负面影响,用理智重新审视先入之见,以更加开阔的胸怀接纳异文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个应在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中完成的历史过程。该过程包含甄别历史交际遗产,重新探索交际目的和手段,摆脱心理障碍、以平等和宽容的心态善待异文化。同时,这也是我们真正进入“地球村必须跨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