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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设计 一信息经济学的根本要点 1.信息与鼓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布满活力的经济讨论领域,它讨论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许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加人拥有而另一些参加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行能了解借贷者将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力量时必需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全部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治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仔细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峻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常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讨论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鼓励和掌握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鼓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鼓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实行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构造、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讨论信息与鼓励的一个根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意个人的“鼓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讨论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制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布满活力的讨论领域奠定了根底,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有用范畴,如:财政部出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月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说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猎取效率与公正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方法。米尔利斯很快熟悉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许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简单信息和鼓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局部。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状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始终在讨论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正原理打算了税收构造。在20世纪40年月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留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鼓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胜利地把握其准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局部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穿插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提醒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依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鼓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安排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安排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状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正确条约以及对鼓励问题的其它解决方法变得简单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靠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靠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治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安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消失类似问题。保险工程会加大风险担当并影响到个人治理被保物品的方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月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留意到人的行为间接示意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正确补偿协议的条件供应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爱护必需被限制在肯定范围以供应商适宜的鼓励因素。在设计鼓励方案时,托付人必需考虑鼓励人的本钱与托付人利益的全都性。人对惩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本钱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担当不受欢送结果的局部本钱或者猎取令人满足结果中的局部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治理自己的公司一样治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根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削减本钱。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局部。拍卖时,潜在的购置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依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章,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其次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讨论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依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置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假如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赔本购置拍卖品。相反,假如一个人出比自己情愿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或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情愿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供应社会鼓励的资源安排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嘉奖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鼓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奉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奉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辞退员力量的信息,只能依据雇员的社会平均力量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力量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养雇员,给公司造成肯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养员工驱除高素养员工”的现象。为了转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需选择某些易于区分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力量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力量的个人承受教育的本钱不同,高素养人才通过选择承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养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本钱与力量具有非相关性,低素养的人才可以仿照高素养人才选择一样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讨论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连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像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晰本钱、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晰买方情愿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假如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查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本钱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仿照本钱太大而不具有仿照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本钱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本钱,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良。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修理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洁运用。 80年月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舞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淌,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淌,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安排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峻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详细表现形式为:违反借款协议,转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工程;隐瞒投资收益,躲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怀,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一般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异呢?由于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根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立刻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将来某个日期归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牢靠性,都不行能一样,致使消失了严峻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闻名学者罗斯进展了大量开创性讨论,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构造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定理。他主见只依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地。为了进一步标准金融市场,笔者主见在罗斯分析的根底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治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治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有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标准,都需要不断地探究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方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要削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需花费肯定的信息本钱进展调查、分析和监视,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详细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本钱,才能实现有效的分别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仿照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连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精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详细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构造,削减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别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标准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本钱,标准会计职业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治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力量。信息本钱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定。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拍卖前必需先清晰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肯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很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由于,经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把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展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置,从而鼓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实行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方,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肯定要实行这样的方式,但肯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胜利。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全部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肯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晰明确的解释的,由于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托付理论略不同。托付理论告知我们,对于一个托付人、一个人的情形,托付人应当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鼓励机制,比方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掌握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托付人。在这种状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鼓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逼,人即经理睬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状况下,经理并不盼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状况下,至少存在两个托付人,其中一个托付人会掌握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托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鼓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托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托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托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托付人,托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托付人托付经理来治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托付人,托付车间主任治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托付人,托付工人进展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托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托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躲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托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全都。也就是托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鼓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需维护托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展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依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马上产生。对托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行猜测的,托付人的问题是如何依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鼓励其选择对托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全部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讨论等。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打算一个可观测的结果(a、),如产出。托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鼓励合同S(),依据观测的产出对人进展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托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a)-S(),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C(a)。前面已经提到托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托付人能对人供应足够的鼓励,否则,人不会如托付人盼望的那样努力工作。托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加约束即人承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承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时机打算),可以表示为S()-C(a)U。其次个约束是鼓励相容约束,在任何鼓励合同S()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托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假如a是托付人盼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鼓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a)-C(a)S(a)-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根本简化模型。固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争论逆向选择模型。依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依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打算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托付人盼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托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鼓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外表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好像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托付关系会制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安排制度进展改革。人的收入肯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安排基金脱钩,表达出按劳安排与按要素安排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鼓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标准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根本取决于经理的力量,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今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托付人)的间接掌握,使人不得不考虑托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鼓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嘉奖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托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讨论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意托付人、人参加约束和鼓励相容的约束鼓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讨论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鼓励的某一方面讨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殊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鼓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鼓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处。必需转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鼓励约束相容,二者不行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阅历,又有深刻的教训。今日,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很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加讨论,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表达学问经济的进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