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马拉松.docx

母亲的“马拉松不知道人世间的母亲，有多少经历过我母亲的伤痛，我父亲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时曾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了请求抗日的爱国“卧轨请愿”，因而在年近三十岁时，被关进国民党的铁牢监狱，后肺病复发而死。孤独的母亲，好容易把我带大成人，在“反右”运动中我又因文学的直言，被关进了新中国的“大墙”我是母亲的唯一的独子，因而母亲承受的精神煎熬如天塌地陷，但是她筋疲力尽趟过了人生的苦水河，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又把两个曾孙揽于怀中，撑起了曾经解体的苦难之家。文坛友人陆文夫曾把她比喻为当代生活中“补天的女娲”；友人刘心武则说我母亲是中国当代一部活生生的“母亲字典”。今年清明为母亲扫墓，在祭悼苦难母亲的同时，忆起了2022年5月，是她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于是“心当画笔泪为汁”，为母亲一生画下灵魂肖像天灯坠落的七月之痛1995年7月21日清晨，母亲告别了艰辛的八十八岁人生。在十七年前的7月20日晚上，书房顶上那盏天灯突然坠落，有幸其电线没有断裂，那盏灯便悬于书房的半空之间。此时，阿姨小张正到书房取东西，被吓得惊叫了一声，便匆匆跑了出来。此时我和妻子柴紫兰正守候在已然昏迷的母亲身边，阿姨的那一声喊叫，母亲是无所知的，但是阿姨告诉我和妻子书房顶灯坠落的消息时，我俩本能地彼此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的心语则是：是不是上天在通知我们，在苦难中煎熬了一生的母亲，要告别她走过的漫漫长途，离我们而去了？我和母亲之间，是一个完整的生死轮回。1933年农历四月十三日中午，母亲生下了我，把她的乳头塞进我的唇舌之间，让我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生灵。在书房内顶灯坠落的第二天清晨8点钟，六十二岁的我半跪在母亲的病榻之前，给八十八岁的母亲喂食乳汁酪蛋白，以延续母亲的生命。当时，我用手摸了摸母亲的前额，惊奇地发现母亲的高烧全然退了。我对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说：“妈，您退烧了，您要把这碗酪蛋白全喝下去，病会慢慢好的。”我想得到母亲的一丝回声，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母亲的病榻是一张她用了四十多年的双人床。在我给母亲喂食时，妻子柴紫兰和阿姨小张，正竭尽全力架起母亲沉甸甸的身子，以她们的身体当母亲背后的靠垫。不然的话，意识模糊的母亲是无法从病榻上坐起来的。真是怪了，母亲昨天在高烧中一直闭口拒食，今天却十分安静地吞咽着我喂她的酪汁。至今我也无法断定这一瞬间，是母亲的回光返照，还是出自母子连心的情缘，反正她半张开了嘴唇，把我喂她的一碗酪汁，都一口口地吞服了下去。她的嗓子发出一声声“咕咚咕咚”的声响，这声音着实让我喜出望外，因而我又对母亲说：“妈您今天真好，把一碗酪汁都吃完了！”母亲生我下来喂我第一口奶，母亲临上路前我喂她最后一口食。这是我唯一的精神安慰，余下的则都是悲痛和感伤了。其实，朝阳医院的专家们来家里为我母亲会诊时，早就提示我早作丧事准备，我固执地认为母亲是历经长途跋涉的强者，不会就这么快离世的，妻子也以医生的科学态度告诉过我，母亲难以再维系生命，我总是以感情坐标对待生命科学的罗盘母亲终于离我而去，我顿时陷入了难以言喻的悲痛之中。老祖为此开怀地大笑。曾孙也为此而嬉笑不止。儿子从众立刻从美国起程飞回了北京。与我母亲性格同样刚强，一个家里难以容纳两个“太阳”，与我分手了五年的前妻张沪，也赶到母亲的遗像前垂首默哀。尽管我们并没有把母亲的死讯告诉任何友人，但母亲离世的恶讯还是不胫而走。我生平最好的朋友房树民，驱车去了昌平寻觅有山有水的墓地。中国作协来人了，中华儿女编辑部来人了，作家出版社来人了，友人们纷纷来到母亲的遗像前，献上挽联和白菊花圈。连年迈、满腹经纶的楚词专家文怀沙，也匆匆赶到家庭灵堂，低垂下满头银发和银须，对我母亲的遗像三鞠躬后说：“一位人间伟大的母亲走了，虽然您不是文化人，我还是要对您三鞠躬，以示对一个中国母亲的一生付出，表示由衷的敬意！”母亲逝世时王蒙在外地出差，归京后他特意来到我家安慰我说：“没赶上给伯母送行，真挺遗憾的。伯母大半生受的苦，是一般母亲难以承受的。有幸晚年总算过上几年舒心日子，八十八岁高龄也算是喜丧了。维熙，你一定要节衰，尽快从伤痛中走出来！”尽管友人们不断化解我的忧伤，但我还是两个月内封了笔，一个字也没有写不说，还要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之所以如此，实因母亲为我以及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而我给予母亲的不仅太少太少，而且在青少年时代还深深地刺伤过母亲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