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虚斋收藏的清代名家手札东方早报.pdf

庞虚斋收藏的清代名家手札-东方早报 上海图书馆藏国朝名贤手札初、续两集三十册，为吴兴庞元济虚斋故物。虚斋所藏法书墨迹以及八十册书画便面，虽曾经打算另录一编，以供艺林赏析，但终究未能如愿。因此之故，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庞氏斋中究竟藏有多少历代尺牍，不过，略一披览这部手札，即可知道，清代名家尺牍虽为其余兴所及，但一如藏画，同样渊源有自，蔚为大观。梁颖 上海图书馆藏国朝名贤手札初、续两集三十册，据陆恢题签及签上“虚斋藏札”小印，知为吴兴庞元济(1864-1949)虚斋故物。虚斋以古书画收藏名满天下，自谓“嗜画入骨”，先后编印有虚斋名画録、续録传世，惟其所藏法书墨迹以及八十册书画便面，虽曾经打算另录一编，以供艺林赏析，但终究未能如愿。因此之故，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庞氏斋中究竟藏有多少历代尺牍，不过，略一披览这部手札，即可知道，清代名家尺牍虽为其余兴所及，但一如藏画，同样渊源有自，蔚为大观。一 国朝名贤手札上的题跋和藏印显示此集源出多家旧藏，其中最引 人瞩目者，为清初的范永祺和清末的沈德寿两家。范永祺(1727-1796)，字凤颉，号莪亭，浙江鄞县人。据秦瀛范莪亭七十寿序所云:莪亭生有异禀，为文好深湛之思，于学无不博。年六十始举于乡，絶迹公交车，著书甬江之上。草屋数楹，有所为瓮天居者，虽隘而能庋经史百家数千卷，前人名迹数百种，以此自娱。足不逾百里，而海内好古渊雅之士无不知莪亭，过甬江者必于莪亭是主，与之商榷考订，上下其议论，娓娓不倦。可知其人科场不甚得意，因之绝迹仕途，足不出乡里，以典籍书画自娱，而尤其钟意于名家手迹。钱大昕在孝廉范君墓志铭中同样点出了他对尺牍收藏的独特嗜好:君博览强记，好收藏明代及国朝名公尺牍，自硕辅名儒、忠臣孝子、文人逸士，以及闺阁方外，靡不收录。考其时代爵里行谊，别为序录，以寓论世尚友之旨。其仕宦显达而为清议所斥者，翰墨虽工，弃勿录也。范永祺的收藏范围，从明代诸贤一直延伸到同时各家，而后者尤其显示出他别具一格的超前眼光。因为乔木故家，往往将先世交游尺牍世袭珍藏，传为家族世守之宝，绝不会轻易示人，更不容任意流散，因此有一睹真容的机会已是不浅的眼缘，更遑论征集。足不出乡里的范永祺，完全是通过自己长年孜孜不倦建立的广阔交游，经由这些途径多方访求，受赠、购买、交换，锱铢积累，终于收获了数量可观的明清手札，而同辈友朋给他的书信，自然也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妥善的珍藏。清末民初的沈德寿，是范永祺的同里后辈，范氏的旧藏，有些后来就成了他的斋中之物，而本书手札上“延禄轩鉴赏尺牍印”、“延禄轩尺牍癖”等累累藏印，说明他对尺牍的嗜好绝不下于他的前辈。沈德寿(1862-1925)，字长龄，号药庵。其抱经楼书目记自序有言:余弱冠时，好古人书画及历朝诸家尺牍，遇有所获，必详其姓氏，识其真赝，乃以采拾，二十年来属目者以数千计。所蓄既伙，非敢自诩珍 藏，盖以存前人之真迹，贻后人之鉴信也。在参观皕宋楼之后，沈又开始了图书的收藏，以他“仅中人产”的家境，鱼与熊掌恐难兼得，收书之后，尺牍之癖不会不受影响，或许不得不舍弃，而虚斋所藏，就有相当一部分得自沈氏。今天看来，在书林沈德寿仅仅是一位不甚引人关注的小藏家，反倒是他为图书而放弃的尺牍收藏，有着同辈人不易企及的品质。二 国朝名贤手札初集二十册，收手札 156 家 378 通，续集十册，收 141家 203 通，剔除重复作者，凡 260 家 581 通，外收约书一纸。集中 260 家作者，自生于 1582 年(明万历十年)的恽本初起，至生于 1805 年(清嘉庆十年)的姚燮止，其间绵延约二百余年。以这一历史时期的存世手札而论，这部集藏尺牍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例如，清道光间海盐吴修辑刻的昭代名人尺牍，计二十四卷六百余家七百三十余札，数量虽多于此集，而其底本则分别借自梁同书、张廷济、潘奕隽、钱泳、孙星衍、阮元等四十余家收藏，非一己之所有，两相比较，即可见虚斋的汇聚之功。至所谓“名贤”，自范永祺以还，始终有严格的标准，声望自然不可忽略，而品节更为重中之重，钱大昕所谓“其仕宦显达而为清议所斥者，翰墨虽工，弃勿録也”，正是指此。反之则不然，品节为世所重者，即使不以辞章翰墨名世，其手书仍然会成为收藏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如集中唯一一件并非尺牍的墨迹，就出于康熙间以清廉著称的名臣陆陇其之手。这种“迹以人重”的标准，可以说代表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品鉴观念。当然，尺牍之得以被收藏的一大原因，毕竟在于它是书法尤其是行书艺术的主要载体之一。手札汇集了明末至清道咸间诸多书家的墨迹，其中，傅山十五札、梁同书二十札、王文治二十一札、阮元十六札，在传世集藏尺牍中尤属荦荦大观。这些手札，对研究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参考价值，自无须申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墨迹本身，手札文字内也包含有关于书法的有趣 议论。在给弟子陈文述的信中，阮元写道:外附去拙论二篇，其论书法颇自矜，以为非今人所及知。在京时桂香东持示诒晋斋，诒晋斋为之摇首。然自从一见此论，即不写欧字，骤变而写虞，良由不肯破除晋派，亦自知欧非王出，尚不以此论为全谬耳。至于北派书法，近今惟高爽泉天分学力足以名家，其将来成就身份揔在山舟、梦楼两家之上，特无位且名未显耳。乞以一帙示之，并道区区之意，使从吾说而无疑者，实有能手，不亦美欤。这段文字涵义丰富。阮元在嘉庆十六年前后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为欧、褚旧规源出汉魏古法，实乃书法正道，因之不遗余力地推尊北派碑学。但是，虽然阮元对自己提出的理论颇自矜许，同时人却未必有多少认同，因而反响寥寥。从这通手札可以看出，阮元实际上极为关注时人对自己理论的反应，所以当得知成亲王看了南北书派论之后，虽未首肯，但由写欧骤变为写虞，事实上等于认同了自己的观点之后，特地写信将此事告知了陈文述。同时，他又在信中对步法欧、褚的高垲(爽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预言其将来的成就身份将超越梁同书、王文治。当然，阮元不会意识不到书法品第与书家身份地位之间的关系，仅仅凭借技艺是不足以得到承认的。事实上，无论书法成就如何，“无位且名未显”的境遇，就注定高垲绝无可能在书史上得到阮元所期许的地位。上举阮元手札，实际上已体现了尺牍另一方面的价值，简言之即史料价值。对于史学家来说，尺牍在这方面的价值仅有日记差堪比拟，因为尺牍作为私人通信，同日记一样，往往保存了作者不欲公开的真实想法，由此可以使研究者挖掘出在公开文字中难以显露的背景信息，互相参证，调节甚至校正观察史实的角度，从而对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得出更准确的结论。阮元对高垲的评价即是一例，还可以再举一例:鞠翁人谓其才胜于德，余谓其德胜于才，以彼朋情世故，并非大险，即操守在前三十年算是廉吏，惟事极颠倒错乱，才不足以定之。即如苇荡，愚者不为，而受人欺，竹香之事，大舛不顾，大漏不塞。苏家山若非泰山之雨，必误全漕。方荣升案，如果虚心依我言在江宁密访，可早破三个月。凡此皆余与四年共事而知之者。彼其转败为功，因短见长，皆时运为之，非才之故也。信中“鞠翁”即百龄，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嘉庆十八年拜协办大学士，官两江总督，阮元在漕运总督任上曾与之共事四年。百龄身故后，时人有“才胜于德”的评价，而阮元的看法则完全相反。他在信中列举苇荡、苏家山、方荣升三案，说明百龄处理公事极为颠倒错乱，其能得善终，实出于运气，与他的才能无关。这种议论，可想而知，是决不可能形诸公开文字的。无论阮元的看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对于后代史家更客观地评价百龄的功过，无疑是有帮助的。私信中的言论，既有作者对他人的臧否，也有作者针对自己的评价。初集册十三孙星衍致许兆椿手札云:到京后托芘光景尚好，惟校书度日，忙不可说。一日仅得一金，一切用度幸尚可支耳。弟在此周旋前辈同辈间，心平气和，颇有圆通之号，始知风月之缘一日绝之即受福无穷，已后更不堕落此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