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辑佚学.pdf

1 清代的辑佚学 我国许多古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而发生散佚，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四库全书总目）。但古籍的存在往往有多种形式，如原书已佚，尚有片断资料散存于其它典籍中，将其搜辑考订，并按一定体例整理排纂起来，以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古书原貌，这就是辑佚工作。由于古人引书不是照录原文，亦常不注明出处，加以年代久远，辗转钞引，难免鲁鱼豕亥之误，所以辑佚始终是与考订校勘相联系的。关于辑佚的起源，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人为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考，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传说之见于群书考，为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附刻王海中，传于今。”也有人指出，早在晋代，梅赜就辑过人为古文尚书。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按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自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此指北宋道士陈景元辑出佚书相鹤经。辑佚亦需一定的条件，为雕板印刷的普及使书籍增多，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而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正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辑佚推始于南宋王应麟正是水到渠成之事。元代的辑佚工作仅元末陶宗仪辑说郛100 卷，分类选辑历化“士林所罕见”的经、史、小说、杂记等 1000 余种。明代中叶后所辑书主要有孙彀辑古微书、毛晋辑津逮秘书和三代遗书等，以及何镗辑汉魏丛书100 种。辑佚工作发展到清代，已成为专门之学。首先是汉学家治经，颇重辑佚旧注。如惠栋撰左传补注，冀能上读贾逵、服虞，以纠杜预之误，因搜辑先秦两汉古训极为丰富，除春秋经传外，所收有诸子、史部小学书、全不资料等，虽是撰著，颇多辑佚之功。栋第子余余肖客辑古经解钩沉，遍收唐以为归说，以传从经，钩稽排比，并注明所辑佚之所从出，体制亦较完善。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臣在翰林，常勘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偏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在不恒靓考，辄具在焉。臣请教择其中古书完在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嗣后从永乐大典中辑书典籍收入四库全书在三百八十五种，入存目在一百二十七种。其中包括颇多散佚已久而价值很高的名著。四库馆从 永乐大典 中辑录佚书影响着更广泛的辑佚工作，致有许多人一生从事辑佚，其中较重复考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七十六卷，作考三千四百九十六人。黄奭辑汉学堂丛书二百一十四种。马国翰辑王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一种七百零一卷。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七十九种八十一卷、汉魏遗书钞一百零四种附四种共一百零八种一百十七卷。王仁俊辑经籍佚文、王函山房辑佚续编、补编等。清代学者所辑佚书以子目计二千余种，加上若干丛书，其数目当更多，这种特有的挖掘、保护和还原，古代典籍的方法及其成果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史上自应有其一定的地位。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惠栋三在汉经，习闻父祖馀论，成易汉学八卷。2 是书不以周易经传次第为序，而别立凡例。以为易本为卜筮之作，而汉儒多参以占候，未必尽合周孔之法，然其时去古未远，要必有所受之。辑有孟喜、虞粼、京房（附干定）、郑玄、荀爽五家易，指出五家易异流而同源。以所辑孟喜易上下两卷为例，分“卦气图说”、“辟卦杂卦”、“推卦用事日”、“六十卦用事之月”等等，这种象数易学，将 周易卦爻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结合，而又以节气为本，故称卦气说。所采摭群书经注分例每条之下，钩稽考证，使学在得见汉儒之门经。栋新本郑氏周易乃因王应麟所辑郑玄易注 皆不注出处，次序先后间与经文不应，亦有遗漏未载在，因其归本，重为补正。凡应麟书已载者一一考求原本，注明出处。其次序序先后亦悉从经文厘定，复搜群籍，增补 92 条。栋所为事一为注明出处，二为编次有伦，此实汉学家运用考据之法矜辑佚，为后起考树一规范。栋弟子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专辑唐以前诸儒训诂，包括叙录一卷、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一卷、谷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其叙录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义训，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载，余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登之。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名著其所出之书，兼著其书之卷第，以示有征。又经文同异，皆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板之讹缺。前人谓是书有钩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钩者。说沉而未钩者，为日本国所存之七经孟子考文、皇侃论语义疏，其时尚未传入我国；说钩而未沉者则是妄言。是书显见萧客承惠栋师法，而又有所发展。一是所辑经法规模扩大了，遍及全经；二是注明出处和辑文所在卷第，更便查证；三是讲究辑佚的版本，比栋更进一步。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李绂在书局借观永乐大典，全祖堂因得寓目，两人遂相约辑钞。全祖堂钞永乐大典云：“所流传於世者概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亦不录，但钞共所欲见而不可得者。”而别其例之大者为五：其一为经，诸解经之集大成者，莫为房审权之易，卫湜、王与之之二礼，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为和齐而斟酌，则诸经皆可成也。其一为史，自唐以后，六史篇目虽多，文献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记，皆足以资考索。其一为志乘，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其一为氏族，世家系表而后，莫若夹漈通略，希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书之该备也。其一为艺文，东莱文鉴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余偏端细目，信手荟萃，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人为书，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会逢今上纂修 三礼，予始语总裁拥城方公，钞其三礼之不传者。五辈力不能多畜写官，自多事於是书。每日亱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而以所签分令四人钞之，或至浃旬未毕，则欲卒计钞出 高氏春秋义宗一百五十卷、王安石周官新义十六卷、曹放斋诗说、刘公是文钞、唐说斋文钞、史真隐尚书周礼论语解、二袁先生文钞及永乐宁波府志诸书。（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129-130）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关于礼者，悉辑目大典。为于此，非易事也。祖望知道，以大典的规模，个人辑钞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乾隆帝于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发布谕中外购访遗书诏，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三十八年（1773）初，安徽学政朱筠上请开馆校书折子，内中即特别提出：“臣在翰林，常粼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说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不恒觏者则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乾隆采纳了朱筠诉建议，於六日内连下两道谕旨，组织机构，派员督办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事。四库全书的纂修就是从辑录永乐大典的古佚书开始的。其时在四库全书馆设立“校勘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和“校勘永乐大典 3 纂修兼分校官”，先后设员达三十人，其中包括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等。四库全书总目（06196）之永乐大典提要云：“今仰蒙指授，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原可置不复道，然搜罗编辑，亦不可设其创始之功。帮存附其目，并具载成书之始末，俾未者有可考焉。”今据通行本四库全书总目统计，经部实为七十种，子部一百二种，四部全计为三百八十八种。再加存目四部数一百二十八种，总计五百十六种。但若考虑到四库全书实际情况，其统计数又当有差异。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许多极有价值的古籍，如汉刘珍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晋杜预春秋释例十五卷、唐林宝元和姓纂十八卷、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宋庠宋元宪集四十卷、宋祁宋景文集六十二卷、刘攽彭城集四十卷，以及医学名著、沈括所集苏沈良方八卷、王衮博济方五卷等。另有大典本郦道之水经注四十卷、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校勘增补之功弥足珍贵。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所辑佚书的具体作法，可以馆臣邵晋涵所辑薛居正旧五代史为例。晋涵以大学士刘统勋荐，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馆初，入充纂修官。在馆二年余，除撰写所主史部说书提要外，即为辑佚薛史。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旧五代史，乃蔡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之龟。太平御览说书，以补其缺。同时参考通鉴考异、续资治通鉴长编，并及宋人谈部、文集、五代碑碣等辨证各条符合原书一百五十卷之旧。晋涵辑录程序大陵是，首先签出大典遗文，会书胥抄录；未能缀辑成篇考，复据册府等书以补其缺。若校出遗文有误及他书互异处，另附粘签作出考订说明。晋涵双作旧五代史考异五卷，以作进一步申说。邵辑薛史主要依据大典，凡引大典八百余则。以大典残本相校，可知有漏辑、误辑考亦复存在，但仍不失为辑佚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