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最新年精选文档.pdf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文献标识码：A “五四”时期，许多作家不满日益变得陈腐和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借助于外力来摧垮内部的顽固势力，翻译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新文化传播媒介，他们将翻译外国文学作为一种反对旧思想、传播新文化的手段。“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少中国新文学家就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其创作生涯的。戏剧翻译也不例外，尽管它的规模不及小说翻译和诗歌翻译，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它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同时，也诞生了属于中国自己的话剧形式。因此戏剧翻译在文学和思想观念上对中国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政治背景 在这场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为了冲破传统思想的牢笼，寻找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出路，很多进步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先进的西方世界，介绍、翻译欧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论著和文学艺术作品，成为时代风尚；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学说、思潮与文化艺术流派纷至沓来。人们的眼界为之大开，西方思想文化大量涌入新文化运动当中，逐渐被中国先进分子所认识，所掌握，成为改造旧中国，使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武器。正是在这场中外文化交流、撞击的时代大潮中，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也因受外来影响，融入新机而发生深刻变革。翻译新剧不仅可以输入新的思想，还可以输入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当时戏剧翻译家的政治目的就在于唤醒沉睡的国民，启蒙民众觉醒。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翻译外国新剧的目的在于传达自由民主的先进思想，同时反对封建专制的旧思想。灿烂辉煌的西方戏剧艺术，就是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涌入中国，并催促中国民族话剧的诞生。戏剧翻译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二)文化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正值中国文化的转型期，而文化的转型要求文学的转型和文学观念的转型。此时，戏剧翻译的出现适应了文化、文学和文学观念转型的背景与要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少戏剧改良的倡导者从反封建出发，对我国传统戏剧持一种极端的态度，认为它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而编制新剧又不能立即奏效，于是便倡导翻译介绍外国戏剧。1918年新青年4 卷 6 期又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发表了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娜拉(傀儡家庭)、国民公敌和小爱友夫的节译，刊载了胡适的著名论文易卜生主义，集中介绍了被称为“(欧洲)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此外，新潮、晨报 等也都大力译介外国剧本。由 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为开端，迅速形成了介绍外国戏剧理论、翻译和改编外国戏剧创作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 19171924 年全国 26 种报刊、4家出版社共发表、出版了翻译剧本170 余部，涉及到 17 个国家70 多位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泰戈尔、王尔德、高尔斯华绥、斯特林堡、梅特林克、霍普特曼、契可夫、安特莱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席勒、莫里哀等。西方戏剧史上各种流派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戏剧到现代象征派、未来派、表现派、唯美派、新浪漫派的戏剧几乎是同时涌进了中国，带来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却又是多元的戏剧观念、戏剧美学、戏剧形式与技巧，这就为中国现代话剧的作者提供了新的、又是广阔的戏剧想象空间与戏剧艺术探讨的可能性；不同思想与文学倾向、不同艺术趣味与修养、不同个性的中国剧作家对之做出了不同的吸取，从一开始即形成了现代话剧的多元创造的局面。二、“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特点 作为“五四”文学翻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五四”时期的外国戏剧翻译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普遍的翻译手法 “五四”时期的翻译，尤其是戏剧的翻译，“自由”度颇大。有些被命名为翻译的作品，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改编本，甚至是一种再创作。洪深搬上中国舞台上的少奶奶的扇子，可以说，就是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一种“改编本”。其中，剧名、人名、地名都被改变成为中国的了，但情节与风格仍归属于西方。如果说，“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其中又包含着对原著的选择性共鸣的话；中国近现代时期的这种翻译法，尤其是戏剧的翻译法，正是翻译者顾及着自己所在的传统，包括美学传统的一种选择性共鸣”。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社会改良者和知识青年们，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借助新剧的力量向国人宣传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要想使新剧在中国扎根并为大众所接受，译者就必须对它进行本土化改造，即“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译者不仅要将外国剧本的剧中人改为中国人，将故事地点也从遥远的西方搬到中国，用这种西方戏剧形式来创造与国人生活紧密相连的新剧目。经过改造的新剧果然渐渐为国人所接受。此后，中国人不仅欣赏到大批经过翻译和改写的外来剧种，同时观看到自己的杰出话剧作品。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形式终于被纳入中国的戏剧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二)以浪漫主义为取向 “五四”时期的前期和中期总体译介偏重艺术性与个性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自然，这一时期涉及的外国戏剧翻译作品也不例外。由于“五四”时期特殊的时代精神，人们强烈要求打破封建枷锁，寻求个性解放。这是当时浪漫主义作品能引起译者共鸣的重要原因。“五四”时期，我们从英国文学中主要“拿来”了两类作品：一是具有叛逆和反抗精神的，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二是偏重艺术性的唯美主义作品，如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等。这两类作品都具有浓厚的个性主义色彩，或者说浪漫主义色彩。这些作品之所以会在“五四”红极一时，是因为它们引起了渴望个性得到 自由张扬的“五四”一代青年的共鸣，满足了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历史诉求。1921年 3 月，田汉所译的莎乐美发表于少年中国，它向现代中国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现代西方反叛方法和反叛精神。莎乐美取自“经典”、背离“经典”的创作取向与精神，正是“五四”新文学所赞赏与渴求的，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三)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 除了易卜生对中国戏剧做出的重要贡献之外，萧伯纳也对中国戏剧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中国译介萧伯纳，始于20 世纪初期。从 1912年 7 月起，小说时报上连续 3 期刊载了拿破仑，1916年 3 月春声杂志则刊载了噫嘻拿翁，据研究者考证，这些都是根据萧伯纳的戏剧支配命运的人翻译而成的，但它们并未如其他剧本那样作为文明戏上演。萧伯纳的代表作之一是四幕剧华伦夫人的职业，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被搬上了中国舞台。1923年，商务印书馆在“文学研究丛书”中推出了 华伦夫人之职业(原书名为此)，译者为潘家洵。同年商务印书馆还在“共学社文学丛书”中推出了 不快意的戏剧，这是一本萧氏的戏剧集，包括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之家等 3 部剧作。萧伯纳的戏剧充满了其观察到的深刻的社会与人生现象，关注现实，关注民众疾苦，反映了迫切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点正符合了“五四”时期戏剧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文学正是在“五四”的年代里，通过对各种西方文学潮流和大师的翻译介绍，开始逐步走出封闭的状况，接受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潮流和批评理论的影响。通过对外国文学的翻译，通过创作、革新中国自己的文学，中国文学才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进程，并得以跻身世界文学潮流，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三、“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翻译现象的历史意义 (一)促进了中国话剧的诞生 中国新文学作家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有选择地吸收和运用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外国文学样式和具体艺术手法，形成和丰富了各自的艺术风格。为了贯彻自己的理论主张，新文化的先锋们一方面大力鼓吹并推动对西方戏剧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地模仿西方剧本样式进行创作，例如胡适模仿易卜生傀儡家庭(今译玩偶之家)写了终身大事，陈绵创作了人力车夫，而一批话剧运动的中坚人物，如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陈大悲、汪优游、李健吾、成仿吾等，都先后开始了他们的话剧创作。他们的作品被全国的剧社上演，影响力迅速扩大，为外来文化植根于中国土壤进而“为我所用”树立了榜样。众多的欧美戏剧以及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在舞台上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和发展，话剧这一新兴的戏剧艺术形式在中国语境下的诞生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必然产物，它打破了所谓中国文化本真性的神话，为某种不中不西但却同时兼有二者所长的“混杂的”戏剧体裁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这正是中国的戏剧得以与世界戏剧艺术进行平等交流对话的一个基点。(二)有利于改变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 众所周知，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以“拿来主义”而闻名于世，也就是说，为了反对封建社会和传统习俗，他们从国外借鉴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主要是翻译和改编外国的作品，包括戏剧作品，这在“五四”时期尤为突出，那时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化和学术流派都通过翻译进入了中国。这些翻译、模仿和创作使剧作家们找到了积压在心头已久的感情喷发口，无论是他们的译作还是自己创作的新剧都表现出自由、平等、反抗和民族解放的精神，同时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旧道德，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有利于启蒙民众、达到救国救民的根本目的。总之，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所以“五四”时期的戏剧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或中国翻译文学上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