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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评 蒋宗霞【摘 要】汉语语法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其研究成果和词汇、语音相比更为丰硕,本文从汉语语法范畴、语法关系、语法单位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概述地论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趋势.【期刊名称】宿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04(019)001【总页数】3 页(P41-43)【关键词】语法范畴;语法单位;语法关系【作 者】蒋宗霞【作者单位】宿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安徽,宿州,234000【正文语种】中 文【中图分类】H146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随着上世纪初白话文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而迅速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不仅很快成为通行语言形式，也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继早期最有影响的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后，二十年代初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的一批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论著相继问世。八十多年来，汉语语法学者借鉴国外语法理论，发掘汉语事实，探讨适合于汉语的分析方法，在汉语的语法范畴、语法关系、语法单位以及语法表达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究，研究方法也呈多元化的趋向。1 语法范畴的研究 汉语语法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语法范畴的确立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词类”问题的广泛讨论和不懈探究就是一部汉语基本语法范畴的确立历史。五十年代汉语语法学者集中讨论了区分词类的标准问题和词类与句法的关系问题。这次讨论中，持意义标准的、持形态标准的、持广义形态标准的以及持功能标准的各种主张都得以充分阐述，最终还是看重“结构关系”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流认识，吕叔湘明确提出“结构关系指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不是指它进入句子以后实现出来的一种结构关系”1，这表明其后产生深远影响的“分布说”此时已具备一定的共识基础。朱德熙是“分布说”的明确主张者和身体力行者。早在1956 年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他就出色地显示了分布原则在区分词类(乃至次类)方面的巨大潜力，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更明确地提出：“词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类。但是根据语法功能分出的类，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共同点。可见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不过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2这种学说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者在语法理论认识上有了更为清醒的理解。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把汉语研究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认识，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从结构角度为语法单位进行分析式的划类，而是努力用一种综合式的观点对语法范畴和语法关系作出深入的解释，以期进一步丰富对汉语事实的了解。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名词和动词这两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的语法范畴，其实质是人们对现实世界中处在空间关系中的事物和处在时间关系中的事件这二者在语言中的表现，语法系统中各主要词类的种种句法表现都与这种基本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表达动机有关。汉语语法学者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得出了基于原型的词类范畴观，揭示出一系列关于词类系统的语法事实。2 语法关系的研究 由于汉语里的语法关系跟语法范畴一样没有外露的标记，因而，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遇到了跟语法范畴方面一样的难题：即如何确定什么是汉语的主语、宾语等语法成分。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仍然是首先寻求语义途径。如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就是把语法中的句子观念简单对应于逻辑命题的结构，用“主语”“述语”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句子结构和词语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做法不仅陷入了语义关系难以精确描述的麻烦，而且也使句子分析与结构特征脱节，因为它没有全面兼顾形式和语义诸方面的因素。较早系统运用位置标准确定主宾语而产生广泛影响的语法著作是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朱德熙先生在其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更彻底地贯彻了这种方法，他指出着眼于位置的分析方法并不仅仅是依靠词序，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区分主宾语这件事的实质就是确定包含这个成分的结构是主谓结构还是述宾结构的问题。”3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坚持从语义角度揭示语法关系，如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句型一书完全使用“名施”“名受”等概念描写汉语句型。这是因为，单纯从结构角度或单纯从语义角度出发都难以全面揭示汉语纷繁的句法特点。朱德熙提出的“隐性语法关系”的概念和李临定直接侧重于语义特点的主张都是面对同样的双重难题。侧重语义的观察在句子格式描写和汉语教学中起到了良好作用；而隐性语法关系的观点则直接导致了九十年代一批学者对“配价语法”的浓厚兴趣。动词语义支配能力的研究成为九十年代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试图通过研究动词的不同语义角色跟句法成分的配位关系，说明这些语义成分在句法位置上共现或制约的条件。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是沈阳的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和袁毓林的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前者建立了一个反映基本配位关系的抽象句法结构形式“句位”，用空语类的概念分辨各种异常配位现象；后者则是配位系本身分出四个层级，给出了从基础句到派生句的推导过程。3 语法单位的研究 对汉语语法单位的认识也是随着语法研究的进展而深入的。词、词组、句子这些语法单位是所有语法学者都注意到了的，但是，由于个人语法观念不同，导致各家语法中各个语法单位的地位各异。具体而言，有着重于词和句子的，有着重于词组的，也有着重于比词更小的或比句子更大的语法单位的。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从模仿西方形态语言的语法模式出发，只着眼于词和句子这两级语法单位，认为这样就可以说明组词造句的规律。由于汉语的语法特征并不反映在词形变化上，而这些没有词形变化的词所组成的千变万化的句子又不是仅靠这两级语法单位足以概括出特征来的，显然，要揭示汉语的语法规律，还需要探索其它语法单位中反映出的特征。本世纪中期结构主义思潮影响汉语语法研究时期，词组(也称为结构)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赵元任先生的北京口语语法就用几种基本结构阐释汉语口语的造句法；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汉语的五种基本句法结构，即：主谓结构、补充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后来，朱德熙从理论上论述了这种做法的根据，他指出，由于汉语词类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式标记，导致汉语语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在词组的基础上来描写句法，建立一种以词组成为基点的语法体系。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积压类词组作为抽象的句法格式来描写它们的内部结构以及每一类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在更大的词组里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把各类词组的结构和功能都足够详细地描写清楚了，那么句子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描写清楚了，因为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3这种学说被称作词组本位的语法。4 三个平面的语法观 语法问题包括句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的内容，这是普遍承认的事实。但语法分析中如何处理这三种因素，各家却有分歧。范晓看到了纯形式结构分析的局限，在其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一书中，他有意识地引入了语义结构分析，把句法、语义、语用三者等量齐观，强调分别观察三个平面中各自的要素。如在动词分类方面，他在句法平面根据组合功能分出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等类别；在语义平面根据动词所联系的动元数目分出一价动词、二价动词、三价动词等类别；在语用平面根据动词的表达特点分出叙述动词、描写动词、措置动词、评议动词、关系动词等类别。再如句子类型的划分问题上，他把根据句法平面特征分出来的叫句型；把根据语义平面特征分出来的叫句模；把根据语用平面特征分出来的叫句类。基于这种观念的操作程序自然就是分别描写三个平面的语法特征。范开泰关于汉语语法三个平面分析的几点思考，商务印书馆，把汉语研究中三个平面的方法归纳为三种模式：成分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总的看来，或把语法组成成分分别指认为句法的、语义的和语用的，或对同一语法形式作三个平面的因素分析，或分别分析三个平面不同的结构。尽管大家都在讲“三个平面”，但如果在“谁为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话，有时难免会自相矛盾并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90 年代以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分析走向综合。沈家煊指出：“从认识论或思维方式来讲，分析和综合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讲语法光在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综合。分析是借助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的差异来把握整体的性质，但是整体的性质往往不是靠各组成部分的差异就能完全掌握的。整体还有自身独立于部分的性质。”4文章从心理“完形”现象出发，探讨了语法中的基本类名问题、图式和意象问题、语法隐喻和象似性问题等。作者发表的“在”字句和“给”字句 5一文是上述理论的一个成功实践。文章以汉语中“在”字句和“给”字句为例，说明句式并不简单地等于词类的序列，一个句式是一个整体结构，只有把握句式的整体意义，才能解释许多分析方法未能解释的语法现象，才能对许多对应的语法现象做出相应的概括。张伯江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6也是这方面的一项探讨。文章指出以往关于词汇语义和句法规则的描写并不能穷尽所有语法现象，用“配价”的说法讲句式有循环论证的缺点。文章认为基本句式是人类一般认知经验的反映，多样的表达式都是通过“隐喻”和语法的界线，语法、语义和语用的界线。第二，论证性的追求。我国过去的语法研究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归纳事实得出规律，而无力追究个别规律背后的因素。现代句法理论不满足于表面的孤立的规律概括，而追求尽可能简单的、概括性更强的深层语法制约原则。杨素英从非宾格动词现象看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7讨论了人类语言中广泛存在的晨宾格动词现象，检讨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句法、语义角度的种种测试手段在汉语应用中所遇到的问题，不仅确认了非宾格现象作为一种句法现象在汉语中的存在，而且进一步指出，某些语义项(如方向自主等)对非宾格和非作格的区分有关键的意义。徐杰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8同样是以上述“原则与参数”思想为理论背景，对汉语中两类表面看来互不相干的包含保留宾语句式的一系列共同语法特征，并且分析了这一语法原则为什么能在上述两种句式中运用，而不能用于其它句式的制约因素。普遍语法规律在汉语中的应用可以有两个不同方面。一是运用某一具体规律考察汉语与其它语言在共同的句法条件下表现之异同；二是拨开汉语跟其它语言不同句法条件的外表，根据语义条件，运用某种句法-语义原则来反推句法关系。徐杰的“打碎了他四个杯子”与约束原则9就是后一种工作的代表。他对汉语语法学界通常看作双宾语句式的一种包含领属关系的格式进行了考察，援用已得到普遍语言事实验证的生成语法的“约束原则”，论证了该格式中指人名词的语法地位。这样的研究既深化了对汉语事实的认识，又丰富了普通语言理论。第三，对语体特征的理论意义的重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所做出的种种规律性概括，迄今为止可以说还没有一部在严格区分语体的前提下的系统论著。这说明语体问题没有得到理论高度的足够重视。陶红印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10认为语体问题是一个关乎“语法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的大问题，他指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在理论上是近乎不可能的。只有系统地研究清楚了多种主要语体中的语言现象，我们才有资格来描述汉语不同语体之间的共性有多少，差异有多大，才能更有效地回答涉及汉语全貌的重大语法理论问题。文章首先提出从“传媒”和“方式”两个参数区分语体的意义；继而讨论了典型语体和非典型语体、宏观语体和微观语体以及语体分类的多角度特性问题；文章针对几个汉语语法中涉及语体因素的实例，尤其是结合汉语的基本句型问题，深入讨论了如何面对语料、如何在语体类和功能类的前提下判断句式的真实价值和地位问题。应该说，陶文提出的语体问题确实应该作为概括语法规律时的一个最重的要的参数，这不仅可以使过去悬而未决的一些语法争议合理解决，也便于语法应用。郭继懋试谈“飞上海”等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11一文涉及汉语里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界线问题，文章从表义规律和结构性质方面分析了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现象之后，特意指出了该格式使用中的语体限制，并进一步指出了由这个特点而形成的交际中的“背景性”“经济性”“高频性”等特点。有了这样较之以往更为宽广的眼光，才使作者对如何看待不及物动词衍生出及物动词的判定标准上提出有建设性的理论见解。【相关文献】1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问题J.中国语文，1954，(9)：29 2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J.语言研究，1956，(1)：46 3朱德熙.语法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沈家煊.语法研究的分析和综合J.外语教学研究,1995,(2)：1419 5沈家煊.“在”字句和“给”字句J.中国语文,1999,(2)：3843 6张伯江.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J.中国语文,1999,(3)：5661 7杨素英.从非宾格动词现象看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J.当代语言学,1999,(1)：6773 8徐杰.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J.当代语言学,1999,(1)：915 9徐杰.“打碎了他四个杯子”与约束原则J.中国语文,1999,(3)：6268 10陶红印.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J.当代语言学,1999,(3)：2733 11郭继懋.试谈“飞上海”等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J.中国语文，1999,(3)：6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