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区别.pdf

浅谈中国近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区别 国近代史在文学范畴讲，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学划分规律，但是中国的近代文学史研究主要还是在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开展的，从基本的划分年限就可以看得出来（1840-1919年）。谈到古典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区别，我们主要考虑的还是，近代史与古代史的本质区别。文学包含的范围无非就是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四个方面，但是不同时期，它们在各自的艺术表达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原因是与各自的历史背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的。首先，其区别在内容上的区别尤为明显。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从闭关锁国再次与世界沟通的时期，但这时的沟通已经不同于唐王朝时的中国那样，在任何时候，中国一直在羞辱中接近资本主义文明。在这种沟通的关系中，中国的世界地位总是很卑微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文化领域，近代文学家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豪情壮志，相反，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浪漫和新奇，而是埋下头来反思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开始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来探究这个时代的出路。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看，近代文学不在只局限于个人感情的抒发上，就诗歌而言，龚自珍与杜甫有相似之处，他们对国家充满了爱，但是，不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杜甫多抒发爱国之情，并没有将唐王朝的统治上升到主要的思想层面。龚自珍则从自己仕途失意上看到清政府的腐败，他能看到士大夫的腐朽和无能，痛恶他们结党营私，鱼肉百姓，对时代却并无半点用处。龚自珍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文学家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都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的危机。鸦片战争爆发了，清政府马上就显得不堪一击，其实在这之前，龚自珍早已觉察到了，他的政治主张在诗歌中表现不算突出，但在他的散文中则大幅度揭露时弊，主张改革。这与整个世界的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是分不开的。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社会就开始发生质变了，国家的矛盾已不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单方面的矛盾，事实上国家变得复杂起来。不但统治者开始惶恐，人民也开始觉醒，这种觉醒首先需要有先知先觉者来挥动旗帜发出呼号。先是龚自珍的苦苦吟唱，接着，战争真的打响了，九州真的响起了风雷，有民族血性的志士有的流了血，有的拿起笔杆用文学创作呼唤更多的血性中国人，来反抗外国列强对祖国河山的瓜分。那么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在主题上，近代文学文学都存在与古代文学不同的特质。诗歌同形不同质。也就是说，近代诗歌在形式上还和过去一样保留着语言和音韵的统一，不同的是它的内容和主题思想上了一个台阶。古诗也有表达爱国之情的，也有揭露时弊的，也有抒发个人爱憎的，近代诗也是如此，但是时代变了，矛盾呈现多元化趋向，诗歌的题材就超越了过去。在谈到时政时，好多诗人已经对统治者表现出绝情，不再抱有幻想，如龚自珍的咏史、破戒草、己亥杂诗，魏源的寰海十章，洪秀全的述志、吟剑等；他们抒发个人爱憎时掺进了对外国侵略者和投敌辱国者的痛恨，歌颂爱国将领和抗敌民众的无畏精神，如张维屏的三元里，朱琦的关将军挽歌 吴淞老将歌，郑珍江边老叟诗，金和的兰陵女儿行黄遵宪的哀旅顺，丘逢甲的岁暮亲感，秋瑾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等；近代诗人也有感于壮志未酬中 的怨愤诗，像梁启超的志未酬，但是他说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廖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不有志，这是何等豪情和自信？，他在危机中看到的还有时机，真堪为时代之英豪也！这种境界古人是很难达到的。在诸多散文著作中，古代文人多写闲情逸致，感于山水之乐，也有揭露弊政，抨击小人，同情天下苍生之言，有明志修身诲人警世之语，还有主张政治革新之体。但是，到了近代中后期，先觉志士们的精神都严谨起来，他们开始怀疑封建观念，开始放眼世界，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他们没有丧失信心，而是试图从列强的侵略中找出救国的途径。散文的内容丰实了，散文的文体也有了改革。由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倡导的新文体散文，用析理深透，逻辑严谨，不拘骈散，明白晓畅的语言文字，发起 公车上书，奏上应诏统筹全局疏，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但愿让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道路，古人的维新则只是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的维新。如严复写下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批政论文，大胆地揭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抨击君主专制以及无实无用的旧学之害，疾呼变法图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摘自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古代的政论文从来不敢怀疑君主专制，也不能找到矛盾的根源，这是古人的不足，当然这种不足不代表古人智慧不如严复等人，只是由时代变化上的差异造成的。说到文体，古代散文语言多华丽文采，讲究骈文对称，而近代散文在语法上将近现代汉语，形式上不再追求语言的韵律，表达起来更加轻松自如，这与时代要求革命，外国语言进入中国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小说创作由产生到兴起，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元明以及清代前期的白话小说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背景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小市民阶层的需求，在题材上多运用了神话色彩，如西游记、镜花缘传奇、封神演义、说岳全传等，写历史题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多少也将阴阳轮回写入书中，这样写使得小说情节曲折变化万千，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以至于一直流传至今，堪称不朽之作。但是这些题材不同情节各异的小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宣扬封建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文化工具，在思想层次上没有太大的突破。到了近代后期，掀起了一场与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同一背景下的小说革命。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和西方文学作品的启示的结果。这种革命倡导下的小说作品从直观感受上，就能看到它们无不与政治挂钩，不同的题材，无不与救亡图存、改良群治息息相关，这和以前的小说不同，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它们也都是时代的产物。近代小说不再有过多的动辄上百回的长篇大作，很多作品在同名下讲述着多个并不相关的故事，同名同题的作品也很少写陈旧历史题材的。中国的小说很优秀，但是19世纪的俄德法美有更优秀的小说，既然外国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就阻挡不住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潮流。中国人学会了外国的语言，把外国的小说也翻译过来，与国民分享。国人吸收了养分，再动手写自己的东西，透露出来的便有了很浓的工业化气息，新中国未来记和黄绣球表现得尤为突出。报刊杂志印刷业的发展，对近代小说呈现的以上特点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报刊业的兴起，使的很多小说家将小说创作当成主业，借助报刊，他们可以尽可能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唤起国民的觉醒。古代小说的娱乐性则偏强，这也是两者的区别。在批判性小说方面，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了一部巨著，这就是金瓶梅，后来在 康乾盛世，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又极具典型意义，曹雪芹的红楼梦更富有批判色彩。到了近代，世风日下，谴责性小说终于找到了适合繁衍的土壤，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就足以充实这种小说的领土。谴责性小说和批判性小说可以属统一范畴，它们被统称为封建末世的强音也不为过。但是，不同时期矛盾焦点有所差距，两个时期的作品就有了本质区别。金瓶梅揭露世风的污浊，官场现形记讽刺儒生的丑态，红楼梦则是从一个家族的兴衰开始对封建集权的怀疑，它们的内容太多地表现了中国的古文化，在思想上对封建王朝的打击，并不致命，从而使得康乾盛世得以延续百年之久。后来的四部大作分明不但揭露了封建统治腐朽的本质，找到了它腐朽的根源，而且也将新的政治理念贯穿其中，如孽海花，较为客观的反应了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试想，敢于毫不留情地挖割一个事物败坏的心脏，这个事物还会有复活的希望吗？从革命的角度看，四大谴责小说对封建统治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近代的戏剧与过去相比，题材更加丰富，剧本更加厚实，剧种呈现多元化，艺术表演技巧更加成熟，戏曲作为一种专门的艺术表演形式，兼具了绘画，音乐，服饰，武术，故事情节等多种元素，这在近代后期已经相当成熟。在题材的选择上，戏剧改良运动的倡导，使得越来越多的时事题材写入剧本搬上舞台，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而古代的戏剧，则在才子佳人上下的功夫更大，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更强烈，只能充当艺术品，没有更高的社会价值。进入20世纪，话剧诞生了，这在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中起着里程碑的作用，标志着中国戏剧与世界戏剧开始接轨。中国近代文学不论在何种形式上同近代政治一样都进行了改良，这是时代的需要。这种改良，为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夯实了基础。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所以有着本质的区别，归根结底，还是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的社会在发生着本质上的变化，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中国文学呈现出这种姿态也是必然的，因为，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在什么时代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文学，这就是客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