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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文体分析 谭珠珠【摘 要】认知文体学是从认知角度进行文体研究的新学科,对文体的本质和运作机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认知科学的视角来分析文体,能为读者解释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方便读者感知与体验的认知过程,有深远的理论创新意义.将认知科学的三大理论应用分析具体语料,能够充分展示文体的心理构建和认知意义.【期刊名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8)006【总页数】3 页(P135-137)【关键词】认知语言学;意象图式;象似性;范畴化【作 者】谭珠珠【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国际学院,湖南常德 415200【正文语种】中 文【中图分类】H319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认知科学得到迅猛发展。文体学作为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也出现了明显的“认知转向”。传统文体学研究自下而上的、正式的语言形式，关注基于社会差异、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的语言输入和分解。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核心是用认知工具分析、解释传统的语言学范式与逻辑。认知科学发展的初期是机械的、枯燥的，不适用于灵活多变的文学或文体。因此一部分语言学家认为，用认知工具来分析文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削弱了文体分析的魅力，淡化了文化、语境和交际对意义的解析。但文体学的“认知转向”并没有限制文体学的发展，相反，对语言学和文学而言都是一项极具意义的创新。除了传统描述性的文体分析，认知文体学能帮助读者用认知科学的理论框架解释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总结创新认知结构，方便读者感知与体验的认知过程，使语言使用变得更为自由。认知文体的理解需要借助许多认知工具，如范畴化与原型范畴、意象图式、概念整合、认知隐喻、象似性、认知语法、图形与背景等。读者理解意义的过程，即是图式、模块的认知加工过程。读者理解基本概念，通过整合、隐喻等机制，构成抽象范畴，最终形成自有的语言理解。这就是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也是我们理解意义的基础。这样的认知分组的心理过程是自动的。就像传统文体学分析不需要从词素、语义、语篇、语用层面等所有层次展开一样，认知文体分析也不需要运用所有的认知工具。本文利用意象图式、象似性和范畴化三个工具，对具体语料进行实例分析，力求展示文体理解的心理构建和认知意义。意象图式来自互动性体验。人们把重复出现的感觉经验和信息输入重组为常规性的认知结构，概括形成抽象的框架模块。意象图式便可以理解为用模块来重现我们每天的交流与体验。如何识别、分组、理解语料中暗含的意象图式对于理解语言事实有重要意义。Lakoff 论述了七类意象图式：容器(container)、始源-路径-目标(source-path-goal)、连接(collection)、部分-整体(part-whole)、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上下(up-down)、前后(forth-back)，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形式空间化假设1。下面以庞德(Ezra Pound)的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为例，通过识别、分解意象图式，尝试从认知文体角度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诗歌中暗含的意象图式是什么？（2）意象图式的隐喻投射过程是什么？（3）基于以上，谁是花瓣？庞德是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由其发起的意象派诗提倡使用日常说话来显示意象的准确趋势。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中强调情感与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达到一种意象内部或意象之间冲突下的交融，呈现出了诗歌的张力。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人面幻影人群中，花瓣带雨青枝头。)诗歌中暗含的意象图式是“中心-边缘”。中心是被凸显的，鲜亮的花瓣“Petals”,所有灰暗的、负面的、平庸的都散落在边缘，沉寂在地铁车站里（In the metro）或人群里(In the crowd)。由此得出，庞德选择简单意象，采用“叠加”的方式，突出花瓣点点盛开在潮湿、阴暗的枝桠上；面孔凸显在昏暗、嘈杂的地铁人群中。faces(Center)/crowd(Periphery)Petals(Center)/bough(Periphery)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认知隐喻角度进行分析。潮湿的树枝与明亮的花瓣，昏暗的地铁与各式各样的面孔，两个始源概念域，明确转移到 Dark-Bright 这一生成概念域，最后投射成目标概念域，传递给读者一种介乎于明暗之间、稍纵即逝的美。下面具体用图示来展示隐喻的始源概念域和生成概念域以及意象图式的隐喻投射过程（图 1）。此外，意象图式通过隐喻等机制的扩展和转换，就可形成更多的范畴和概念。隐喻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运动，隐含着隐喻必须涉及的两种事物，一个作为出发点，一个作为目的地2。“IN”表达抽象概念时，喻为“处于状态/情景/心境等之中”（in danger/confusion/solitude/amazement/a mess 等）。“Good is up；Bad is down”是我们已知的隐喻结构。庞德以“中心-边缘”这一意象图式；“IN-OUT”这一隐喻结构，将表示空间域的“IN”隐喻性的运用，投射到新的目标域“out is good”，得到新的隐喻结构“Good is out;Bad is in”。Wet,black bough/crowd(IN)(BAD)Petals/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OUT)(GOOD)最后，谁是花瓣这一问题就不难回答。不管是地域的“OUT”，还是心理的“OUT”，人们走出地铁，看到更清晰的面孔，更明亮的花瓣。庞德追求人群中的明亮面孔，树枝上的鲜艳花瓣。美是善于发现，是随性追逐。象似性是针对语言符号、语言形式进行研究的，在两个甚至更多的参照物中对比形成。王寅在认知语言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定义：“象似性是指语言符号在语音、语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象似性原则主要有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句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或距离象似性等”3。文体理解的“认知转向”要求读者对语言形式和所指意义之间的对应性、规律性和理据性进行充分总结和归纳。进而对应客观世界，总结认知方式，最终在最大程度上理解并传递语言。下面笔者以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吾国与吾民中部分篇章为例，分析其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象似性，并力求解释其运用和违反象似性原则实现的特定文体效果，从而展示文体理解的“认知转向”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先生用其风格多变的文体、讽刺反语的笔触真实但是带有局限性的介绍了他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尤其第三章中作者开门见山的直接表示中国人的思维、思考方法、逻辑等都有女性倾向。如：“The Chinese concrete way of thinking can also be illustrated by the nature of its abstract terms and prevalence of proverbs and metaphoric expressions.”（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之具体性可以用其所用的抽象词句，以及对俗语、比喻的选择来表示。）“that man has no right-wrong”meaning he is a good man4.(此人无是非。）林语堂先生在这两句中明确指出，中国人通常都刻意避免抽象，用拟想的具体化来表达。“that man has no right-wrong(此人无是非)”是指这个人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不卷入争论，公正不阿。中国人直接用“right-wrong”解释所有合乎或者违反情理的判断。我们不难找出更多的例子，如“大小”表示体积，“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长短”表示长度，“我不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英语中则会采用“-th;-ness;-ship-hood”等来表示抽象，如“rightness;length;goodness;relationship;neighborhood”等这类抽象词义。除抽象表达语义之外，所有“长短、宽窄、前后”等矛盾形容词都能体现对称的数量联系，读者会自发地在发现其中之一后，去寻找另一个匹配对象，使整个语言结构对称起来。这些既定成常规的数量象似性对称形成后，任何刻意的违反都能带来凸显的文体效果。中国人用对称的具体象似性来表达抽象，实属特殊。作者此处标明了数量相似性，能让读者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感受到中国人缺乏分析思考，缺少凝练的抽象语义系统。又如：There is no difference but difference 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 4.（差不多与没差别之间并不是没差别而是差多少的差别。）上述例句是一句非常精确而又抽象的表达，运用模糊语来强调“差别”的精准之处。作者提到，中国人不会费脑筋去解释“difference”&“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ce”,最精妙的翻译即为“五十步与百步，有何异乎？”这样的翻译，丧失了原文的精确性，却获得了明晓之意义。言外之意，在中国人眼中，“差别”统归纳为“五十”与“一百”之间。在解释“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ce”时，应提供较多的语符数量。但作者违反了数量象似性原则，指明在中国人眼中，差别只有“五十”和“一百”；“半斤”和“八两”这样粗略的区别。正当人们想好好琢磨并理解这一哲学色彩浓厚的长句时，简单的“五十”和“一百”表达了作者讽刺中国人缺少抽象分析与逻辑推理思维，思考模式简单粗略。范畴化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础内容之一。认知心理的构建过程是指感知与体验过程后，读者根据经验和常规图式、模块来组织和处理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范畴原型。划分范畴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认知能力。Rosch&Mervis 将范畴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上义层次（Super-ordinate Level）、基本层次（Basic Level）和下义层次（Subordinate Level），并重点对基本层次和上义层次范畴归类做了一系列实验5。基本层次范畴是人类最基本的感知能力的体现，反应最易辨识的信息，并且优先被用来进行语言交际。下面，笔者用范畴化理论来论述吾国与吾民第三章中文体特征的认知理解，如：Chinese justice is an art,not a science 4.(中国的审判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逻辑是妇女逻辑，中国的法官不能把法律看作抽象的独立体，而是可分彼此对待的人情游戏。他在批判中国人感性逻辑的时候，用两个完全不属于同一外延范畴的词互相指称。“justice”表达公正、严肃和不容侵犯；“science”是归纳的，证明事实基础，“art”则是灵活的，供大众自由娱乐的。作者用“art”指称“Chinese justice”,把“justice”归纳成完全相反外延意义的范畴，达成一种凸显的矛盾文体效果。就如同说水是火，火是水。这一句表达简短、精炼，用对立范畴词义，寓意讽刺。再如，汉英语言文化上的共性是可译性最可靠的理论基石6。违背这一共译性的语料中通更能体现范畴差异。吾国与吾民第三章中，三个范畴的表达方式被用来解释同一意义。林语堂先生意为讽刺中国人思维分析和语言选择中的避重就轻，滞留在现实世界感知。如：“How could I perceive his inner mental processes?”（“你怎么理解他的内心心理过程？”）“How could I know what is going on his mind?”（“你知道他脑子里怎么想的吗？”）“Am I a tape worm in his belly?”4（“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三个句子分别体现了同一话语交际意义的上义层次、基本层次和下义层次的三种不用表达方式。基本层次易于形成意象，组织知识和思维。所以在交际中，人们会优先选择基本层次的表达方式，属最简洁、最易辨别、最常见。但后文中指出中国人认为下义层次是惯用语，最畅快有力。这就表明林语堂先生眼中的中国人的认知背景和文化特征都过于具体，思考滞留在现实世界周围，抽象用语贫乏，甚至放弃了优先常用的基本层次的交际话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人缺乏抽象思考。范畴化理论远不止体现在理解词义这一方面，句法范畴、修辞格等文体因素都能从中找到解释。这就要求读者从语料中总结归纳认知模块，再用已知模块分析、体会文体特征。文体学研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认知转向”，主流工具和认知工具对于文学文体的解析同样意义重大，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替代关系。本文从意象图式、象似性和范畴化这三个认知工具出发，对具体语料进行认知解读，探索并证明了认知工具对文体学的解释力。除了用认知工具解释诗歌理解的认知心理外，更尝试以散文文体为例，发现对散文认知理解的可操作性，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各种文体，进行语言交际与传递。最后，要厘清认知文体学与传统文体学之间的关系，解释文体效果的认知理论依据，建立认知文体学的理论框架还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相关文献】1 Lakoff,G&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2 张 敬,李 依.动物隐喻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的最佳关联性解释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133-135.3 王 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510.4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84-86.5 王 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27-136.6 刘 娜,张 志.论认知语境观照下的汉语古诗英译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8,(2):112-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