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体验儒学对中国画的影响.pdf

透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体验儒学对中国画的影响 透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体验儒学对中国画的影响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以完备的体例、详尽真实的材料、精确的论述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及其理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张氏以儒家社会价值观出发，从历史的视角回溯图画的意义，强调图画的实用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学对绘画的深远影响。张彦远，生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卒于唐僖宗三年，终年六十二岁。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理论家和美学家。其高祖张嘉贞，曾祖张延赏，祖父张弘靖三代为相，父亲张文规曾任吏部员外郎，我们从其生长的时代和家世背景，窥见其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绘画理论的产生绝非偶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张嘉贞到张彦远的五代人，曾活跃在初唐到晚唐近240 年的社会历史舞台上。从一定意义上说，张彦远的家世状况基本上可以透现出整个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社会历史变化。张彦远生活在晚唐时期，虽出身名门望族之家，但到了他这一代，家世逐步走向衰落，家世的黯淡也正是唐王朝进入晚期的侧影。张彦远一生经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八朝，共61 个春秋岁月。在这个历史时期，晚唐政治腐败，社会充满危机。生活在晚唐社会的张彦远没有机会像他的祖先那样跻身朝廷高位，政治上叱咤风云，有一番作为，但他却以自己的艰辛劳动，艺术才华和卓越的思想理念，构筑了一部不朽的史著历代名画记 。我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而其中影响最深、最广、最长远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也在于其随后走向的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儒学，佛教，道教随各不相同，但都是治理天下，安抚民众所需要的。“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三家在思想方式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深刻的影响着晚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文化。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强调:“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强调绘画的道德，政治和社会教育功能，十分重视寺院宗教壁画的价值。可以看出晚唐时期的宗教文化对艺术影响甚远。历代名画记书中反映的士人绘画观，一方面是唐以来重视文艺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士人阶层自身审美取随着儒家文化的转变而发生的变化，张彦远将个人的体验与时代的结果相融合写入书中，为后人研究唐文化留下充实的史料。晚唐的壁画因宗教的盛行而极富成就。文人的书画创作的活跃，有力推动了书画理论的发展。美学理论家司空图曾写过关于书法的论述书屏记二十四诗品等，也为后来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提供了资料，儒，道思想对书画创作和理论的渗入与影响。这与唐一代思想的开放，活跃有关，却也更能反映晚唐社会的政治，思想形式。晚唐国事日衰，政局动乱，文人普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恪守儒道，维护李唐传统，推崇庄子清净无为的思想作品往往象征精神寄托，学习隐士佛道玄理达到“寝兴思其义，淡薄味始真”的境地，书法绘画无处不渗透出儒道思想色彩。柳公权所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同样从侧面体现了晚唐文人的艺术主张，反映了从儒家思想立场出发，强调书法创作本乎作者人品修养与立身之道的原则。十本注重人格品 德对书法的影响。晚唐书法家注重禅论，认为书法本于心源，重在知佛性，追寻空灵的至高无上，使图画和个人达到无我合一的境界。很多作品体现了晚唐禅宗思想对艺术批评与审美情趣的渗透。将禅宗意识深入自己的诗歌，书画创作中，也渗透入艺术批评中，在晚唐深有影响。晚唐画家赵公佑，赵温其，赵德齐一门三代都崇佛信佛，以画寺院佛像人物而文明。画家范琼绘有大量佛像壁画，张素卿是道士画家，石恪则尊崇儒学，从他们的绘画作品内容来看，无不受到儒道思想影响。从张彦远提出的重“六法”中就可窥视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骨法用笔”一项，画者抓住对象的要点而反对细腻，作品具有彪悍，超脱，沉郁顿挫，酣畅淋漓的特色，也便是“自然者，为上品之上。”唐代士人人生观普遍具有“外儒内道”或“外儒内佛”的特质，张彦远的“士人绘画观”的提出，在内容上除了显示儒家价值观之外，在审美上也可见到道家哲学的色彩，具有注重精神体验与哲学思维的内涵。但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哲学，都注重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要强调绘画的“教化”功能，就不能不涉及内容。在这方面，人物画最具优势。隋唐以前的传统绘画，恰恰是人物画的成就最为突出。此后，随着山水树石、花草蜂蝶等题材的开拓和发展，其“教化”功能如何体现，就是一个问题了。前人主张绘画应具有教化功能的如陆机、曹植等人，他们所处的时代，创作题材相对来说还比较狭窄，技法也比较单纯，所以尚未注意到因题材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作用。到了张彦远的时代，绘画的发展已比较成熟，无论题材还是技法，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一背景下，张彦远除了继续发挥前人提出的观点以外，就特别在如何使绘画具有“怡悦性情”的功能方面来加以阐发了。这也正是他对绘画理论的一大贡献。图画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观念早自汉代已形成，自古有着严肃的政教意义，贤人志士爱上图画的情形“岂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乐事”，这就是外在社会功能来肯定图画的本质。图画有着发于天然的特征，因而画者“画性所贵天然，何必师范”，可贵的是具备品格心灵上的超绝境界，展现于作品中。到了中晚唐时期，图画与士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当时士人题咏书画的诗文来看，此时图画已不完全是前代咏物诗中的被动对象，并逐渐退去纯粹作为移情工具之性格。历代名画记一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张氏个人社会责任的自我实践，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本书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情感，中晚唐士人在理想现实与世俗价值观的冲突中，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寻求精神寄托，以传后世，达到文人士人自我认同的目的。这种深层次意识使得历代名画记一书兼具了“外在”及“内在”双重生命意义。图绘自古以来具有严肃的政教意义，贤人志士喜爱图画，统治者需要图画，可以从侧面说图画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中唐时期，图画与士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当时士人题咏书画的诗文中来看，刺史图画一不完全是前代咏物诗中的被动对象，在形式内涵上具有了更加丰富的面貌，具备了更高的说服性和感染力，士人在图画中不仅见到人世兴衰，体验画者的思想情感，借画叙事，也将图画与人生相关联，寓意深刻，建立新的审美理想，使得图画成为士人阶层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中晚唐士人对图画本质，作用的深入，及定义的扩大，经过数百年唐文化的洗礼，到了唐末有了更具体的面貌，这种士人阶层的绘画观便在历代名画记中体现出来。张氏以儒家社会价值观出发，从历史的视角回溯图画的意义，强调图画的实用性，及对社会，国家，个人的作用，其动机也与中晚唐特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代表知识阶层从艺术角度剖析历史演变，也反映了当时通史作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的看法。随着中晚唐士人政治命运及人生境遇的转变，当文人士人改造现实的希望破灭，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日益疏远，于是寄情于自然山水，体悟宇宙永恒玄妙，也便推动了文人山水画的发展。张氏“士人绘画观”的内容，显示了中晚唐士人群体与绘画的关系日渐成熟的过程，这种受历史因素影响下变化的趋势，与士人精神相结合，使得“士人绘画观”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士人在画中寄托心境，传达精神理念的特征，为画评工作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不单纯对绘画理论深入，更加对绘画本质，内涵，创作背景等深入研究。晚唐带有哲学思维性质“士人绘画观”的成形，可以说脱离了统治阶级对艺术的垄断，但又自始至终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见，在中国古代绘画发展的历程中，儒学影响着文人，文人影响着艺术，在其相互作用下，中会绘画观逐步走向更高的领域。作者单位:青岛大学 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