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重要战场——通州起义.docx

辛亥革命的重要战场通州起义调查革命机关工作，再三强调正值南北议和停战时期，切勿轻举妄动。蔡德辰据理力争，驳斥余的观点，致使“两不相协，遂至用武”。随后，余临江败兴离开张家湾。同日，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得到密报称：北方革命党团，有共和会、铁血会、光复会、急进会成立北方协会。最近在通州、南苑、齐化门、阜成门一带毅军驻地秘密机关设在张家湾铁血会头目王治增家，今又有余临江来报“明天就要举义”。袁闻讯大惊，当即下令毅军出动镇压。1月15日凌晨，毅军第十二营管带马松图率领马队两百余骑，突然包围了张家湾花园府胡同王治增的家，鸣枪示警，蔡德辰等奋力反抗。最终，清兵抓捕了蔡德辰、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张文炳、雷茂林等6人，并押至毅军提督府。敌人还从王家搜走器械、旗帜多种，家中什物也被劫掠一空。王斌当时也在场，受伤昏倒，未被敌人抓走。事后，姜桂题跑到华北书院厉声训斥院长美国人高厚德说：我对你们洋人，一向恭敬，殊不知你们不识抬举，反而教人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生闹革命造反，叛逆皇上，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你们书院的师生运动我的部下造反，要推倒朝廷，闹得我的脑袋都要保不住了，真是可恶。老奸巨猾的姜桂题曾提出由高厚德作保，将蔡德辰领回去，自行处理。高厚德不敢保证蔡德辰不再领导学生闹革命。1月17日，敌人将蔡德辰、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张文炳、雷茂林等6人，押赴通州东关外土坝刑场。临刑前，年仅19岁的蔡德辰对围观的群众说道：“我为同胞自由幸福而死，诸君如以我死得其所，请为我叫一声好！”顿时，群众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蔡德辰生前曾与同邑某女士相识，她也是通州华北协和书院学生，“二人情好甚笃，遂订婚约。武昌起义，德辰当送女士至其京寓，及抵女家，德辰出悔约书以示绝，女士知德辰许身革命，亦不相强。及闻德辰死，竟矢志不嫁。”（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烈士传，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第165-166页）为纪念蔡德辰，书院师生于1912年4月在校园内建立起蔡德辰烈士墓碑，并在图书馆内挂起蔡德辰的遗像。56岁的王治增视死如归，从容地对群众说：“清运既终，天命不再，吾事虽败，将必有继吾起而成其功者，则吾死犹生，可无恨也！”人们听了莫不痛惜。王治增的三子王丕承，字叔平，北京艺徒学堂肄业生，聪敏好学，新颖，随父革命，奔走京畿各地，担任联络工作，受刑前大义凛然，亢喉高歌。同时遇难的烈士还有：杨兆林，字敬一，通州普济闸人，王治增内侄，为人富胆魄，深蒙铁血会骨干丁东第赏识。张文炳，字雅堂，原籍浙江，寄居北京。为人器识深渊，胆略绝伦，在铁血会负责运输枪械工作。他担任毅军教习，“军中有志之士，受雅堂影响者，多加入革命。”张牺牲后，“军中官佐士兵，受雅堂教育者，抚雅堂尸而哭。毅军当局，惧因此激发变乱，乃于通州郊外为雅堂營新塚，树丰碑墓前”。（同前，第167页）雷茂林，字竹村，安徽亳州人，身为毅军军医，尚义气，重言行，颇有学问，深受他人尊重。另一位烈士王斌，字子嘉，通州东关人，为人干练，性豪迈，自费游说通州、三河、香河、蓟县各地，“彼时经其引入之同志约千余人”。当他听说蔡德辰等6人被捕遇害后，于次日毅然身入敌营，愿与战友共赴难，遂于19日在通州东关外土坝刑场英勇就义。（耿宝珍：通州辛亥革命及七烈士，载杜宏谋主编：古韵通州，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295页）通州起义失败后，协和书院于1912年1月21日被清廷强令解散，将学生遣送回籍。惟有川籍学生杨学羔和无家可归的学生耿志清、陈保安等三人暂住书院，为蔡德辰烈士守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