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docx

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摘要传统交通工具靠人力、畜力等自然力，效能低下并具有等级制色彩。19世纪中叶开口通商以后，半机械化的西式马车、人力车、自行车，以及机械化的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相继传入并逐步发展，到清末民初时期交通工具的新旧交替在全中国快速展开，新式交通工具成为全国城市及长途交通的主导。这种交通工具的革命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效应：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先导作用；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人数更多，社会流动增大，扩大了公共空间，促进了公共活动，为近代公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的出行方式商业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趋于平等化、大众化，以往的等级色彩趋于淡化，促进了人们的平等意识；交通工具发展的不平衡也拉大了城乡出行方式的差别，形成城乡新旧二元化的出行方式及城乡人眼界和观念的差别。关键词近代交通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公共活动人们虽然居住有常，但生产生活还需要一定的人员与物资流动，因而有交通的需求。交通的范围和效能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活动，也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交通状况的首要因素是交通工具，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工具的进步，即由人力、畜力等自然力转变为利用机械力，使人们获得了超越自然限制的交通能力，从而使大规模的工商业活动、跨地域的大市场及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因而交通的机械化即交通近代化是社会近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交通工具的进步，即机械化交通工具取代自然力交通工具的过程，不只是简单的某种新式工具出现或某种旧工具消失，也不只是涉及工商、市场等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还关系到人们的生计活动、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会流动、社会关系甚至观念等诸多方面而产生一系列的连动过程，这种多方面相互作用不仅会对交通工具更替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还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文化效应，进而对社会其他方面的近代化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考察交通工具进步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效应，也是研究社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在清中叶以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交通依靠人力、畜力、水运等自然力，交通一直处于能力低下、很少变化的自然状态。19世纪中叶开口通商后，西方近代机械交通工具开始传入，中国的交通近代化也由此起步，直至清末民初时期，初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以机械与半机械化交通工具为主导，城乡新旧方式结合的初步近代化交通网络。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人的交通方式由自然力到机械力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也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机械交通工具的引入和发展过程，以及对于近代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往研究者关注较多，但对于交通机械化对时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效应，以及进而对社会观念的近代化变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则较少有人关注，有论及者也较简略，因而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传统交通与自然限制、等级制的出行方式生活在辽阔土地上的中国人，千百年来受制于山川的阻隔和人力畜力所限，离家远行是颇为辛苦之事。除了人双脚步行之外，交通代步工具有牲畜、车、船、轿。这些靠人力、畜力、水流等自然力作为动力的传统交通工具，受到人、畜体能等自然限制，其效能有一定的限度。首先是行进缓慢。其次是人力、畜力有体力消耗，因而途中需有粮食和饮水等补充给养，超过一天的路程还需夜晚住宿睡眠。此外无论是人畜车船，载重量都有限，牲畜、轿子一般只能载一人，即使是船及畜力车，一般载量也相当有限。所以，长途旅行一直被人们视为苦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使一般人也无远行的必要，故除了战乱灾荒人们被迫外出逃难之外，平时一般人如无必需都尽量避免出门远行。只有就职赴任的官吏、贩运贸物的商贾、求学赶考的书生，以及交游谋业的文士等少数人，才不得不常常离家远行。长途远行耗费时日与路途艰难，不仅使当事人倍感艰辛，也使其家人饱尝离别相思之苦，所以自古即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训戒，以免因远游使父母思念担忧而有违孝道。在城市里及附近乡镇间的短途出行，虽然大多数人步行，但一些特殊人群及特殊情况，也需要一定的代步工具。日常短途代步工具主要是轿子、畜力车、手推车等，其使用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如以人肩扛行进的轿子，由于轿子需要人力，轿资较贵，故乘坐轿子的主要是官员、士绅、商人、地主、富户等有身份或有钱人家，及一般中上人家的女眷，一般下层平民是没钱乘坐的。轿子分大小，轿夫人数也相应有多少之别，有二人、四人、六人、八人不等，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乘坐。清朝廷对于官民身份与乘轿的规格有严格的规定。如多人所抬的大轿只允许一定品级的官员乘坐，称为官轿，轿幔可用蓝呢或绿呢，而一般百姓则只能用两人抬的小轿，轿顶是平顶，轿幔用皂色，以这种外在装饰来区别官民上下尊卑等级，体现朝廷命官的威仪和尊贵。官轿的轿夫人数及轿身装饰，也按官员的品级上下而有不同的限定，不得逾越。如规定外官督抚、学政等大员，可用八人抬大轿，饰以绿呢。自各省藩司、臬司以下，司道府县、教职人员及三品以上京官可用四人抬大轿，饰以蓝呢。杂职人员不得乘轿，可以骑马。北京官员的出行工具清廷一向有明文规定，起初无论满汉文武官员都需骑马，只有二、三品以上年老官员可以乘轿，后来因官员们贪图轿子的安逸而纷纷乘轿，又规定按官员品级规制乘坐轿子，王公大臣可乘四人抬大轿，以蓝呢或绿呢包饰，四品以下京官只许乘二人抬轿子。官轿的规制和装饰都与民轿不同，以示上官尊严，每于街上招摇过市，民人车轿均需避让。除了人力扛行的轿子之外，还有牲畜拉行的轿车。一般是两轮，上有车厢，供人乘坐，由马、骡、驴或牛等畜力拉行。乡村畜力车多是客货两用，且多为私家所蓄，相互借用。在城市则有专用于载客的畜力车，以一人驾驭，车上罩以轿棚，供人乘坐，外加以装饰，称为轿车。如清中叶北京中上之家多用之，民人出行也多雇坐骡车。后来官员因图骡车的费省便利，也多弃轿而用车。但官车与民车在车身装饰上有所区别。庶民的车厢样式颜色等都有限制，规定“庶民车墨油、齐头、平顶、皂幔”，1（P9198）且不能作雕饰。北京骡车除王公官员有专门形制需自家置备之外，民间所用有的自家备有，有在街上专供临时揽客乘坐。还有主要供下等阶层人所用的代步工具，大致有两种：一是骑驴，中小城市及乡村中下阶层人多用之，清初北京庙会上即有营业驴，专以载客，后渐为骡车所取代。二是手推独轮小车，南北城乡都有，客货两用，但载量有限，乘坐不便，行走吃力，一般下层人及下层人家妇女多用之。活动范围有限，大多数下层平民的日常出行方式是步行，不需花费，最为经济。可见，传统交通工具高、中、低档的结构，对应着人们官民身份、贫富等级的上下结构，在人们出行方式上体现着传统的礼制及等级制度。这些交通工具无论是靠人力畜力，无论是车、船、轿，都行走缓慢，空间窄小，乘坐者根本谈不上舒适，车则要忍受道路不平带来的颠簸之苦，船则要冒着风波颠覆之险，其效能也十分低下。在这一点上，任何阶层的人都是同样的，都要受制于交通工具状况的限制，由此造成了人们流动少、范围小的出行方式和安土重迁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