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石斋藏宋元地券书法初探石斋书法.doc

百石斋藏宋元地券书法初探|石斋书法 地券，亦称地契、圹记、墓记、墓契等，是我国古代丧葬中墓仆人于阴间对墓地拥有权限的契约、合同，类于生人的土地使用证，一般在“斩草破土”1时埋入墓中，通常置于墓室，或放于通道或近墓门的地方。地券由两汉土地私有买卖的契约衍化而来，后历代均有出土2。地券文多以“维黄”或“维”字开头。由于“多出自民间的术士之手，文字水平不高，虽有底文可据，但一经写出，经常词不达意”3。文辞随便性较大，表述往往欠标准，内容包括：亡人生前的居住地、年龄；亡人生卒、立券时间以及缔约方权利与义务生效的时间；占卜墓地和下葬时日；花钱从神灵和生人中购置土地；购置土地后亡人承受土地、财物和地券；死后不受神灵的限制；造墓者、地券书写者和死者后代的名字以及告知神灵、取信神灵、祭祀神灵所采纳的方式等，除所涉文字之外，通常还附有道教符。由于立约方涉及鬼神，所标方位权限和钱财数目多为虚拟，如“其地东震西允南离北坎各系亡人守占”、“其地来山去水，坐辛作辰，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辛，北至壬癸，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止之内并将安放亡者”；“用钱财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之类。钱财数目虽是虚设，但都有详细的数字，以“九”最为常用，这很可能和“九”这个数字本身的特性有关，由于中国传统中“九”代表着光明，可以去除阴间的黑暗”。4书刻地券的目的大致在于求亡人灵魂在神灵的呼唤下去往此岸、求保墓葬及其四周环境的安静、求契约的履行、福荫子孙等。为确保契约的贯彻执行，常将道教张结实、李定度等神祗作为保人，地券结尾处往往有类似宗教律令的“急急如律令”等固定辞令。 百石斋所藏宋元地券尤为集中，概从宋崇宁元年（1102）至大元至正四年（1344）均有保藏，前后跨二百四十余年；数量之众达百二十余；地域分布广泛，也颇犯难得；内容涉及宋元历史地理、行政制度、社会经济、宗教信仰、丧葬制度等，其书法艺术亦尤为精彩。宋代地券的材质有石质、砖质、铁质、木质等，以石质、砖质为多，百石斋所藏地券均为石质，有方形、碑形和八棱柱形。局部地券带有券额题头，字体多用楷书，近颜柳意者居多，亦有仿北魏墓志风格的。嘉泰稽年地券和朱故居士地券等少数地券是以隶书题额的，不过明显是唐人写隶书方法的连续，有意思的是特意强化隶书“雁尾”的特征，波磔非常夸大，意态飞动，装饰意味较浓。刻意夸大“雁尾”，概为殊乏隶法突出“雁尾”以乞隶意耳。以篆书题额的如刘氏孺人地契，篆法叠曲奇拙，具有鸟虫书的装饰意味，又带有隶书的体式，楷书的笔法也不行掩饰的时有显现，此券的篆书题额，近于道符，具有诡异的颜色。宋元地券以篆书题额的相对较少，大局部以小篆为基，但少秦人古意。还有篆隶杂糅的题额，如胡氏券记，“券”字上部全为隶书写法，捺笔略近楷书，“刀”部拟篆书意；“铭”字以隶书笔意写篆书之体，横画则明显是楷书的写法，“名”部全取方折，亦隶亦楷，下面的“口”部少刻一短横，不知是疏忽所致还是识字水平所限，但奇趣横生，同时也反映出宋代篆隶的书写状况。大局部券额的笔画都刻制完整，有些仅刻点画轮廓，如黄氏孺人墓志、刘氏券记等。百石斋藏宋元地券多数不带界格，但大都字距、行距清楚，平和端庄。先君墓记、西归道姑邱氏地券等少数地券竖成行横无列，字距密集，行距疏朗，疏密比照鲜亮。局部地券带有竖向界格，如廖氏太君墓记和甘十一郎地券，有字距疏密之别，密者紧凑、疏者清旷。还有横竖均有界格的，如黄故八七承事墓记、元故曾公九二承式圹记等，这类地券书刻相对标准，虽有界格的限制，但丝毫不影响单字的体势变化和字间顾盼关系的营造，反而比不带界格的地券更为生动多姿。据高朋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讨论所述：“买地券主要有三种书写方式：一种是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竖书；一种是单行正书双行反书；还有一种是依据地券的外形来螺旋书写”5，并且认为后两种特别的书写方式，“主要是为了照看神明特别的阅读习惯”6，人们认为“神明虽然可以读汉字，但他们会按不同的挨次来读，由于阴间诸事，均按另一种方式运行”7。但后面两种书写方式在百石斋藏地券中并不存在，仅有前一种状况，且以从右向左竖写最为常见，只有黄氏地券和宋故江夏黄府君券等少数从左向右竖写。值得留意的是先君姑钟墓记的纪年刊于最终单独成行，犹如书法作品的落款，款式安排尤为讲究，更为惊异的是在款识局部还署上了刊刻人的名字，殊不多见，由于书写地券被认为是一件没有功德的事情，这和当时署款的兴起不无关系。书刻地券的目的在于传之长远，以保证契约的长期效用，同时也有敬畏亡灵、流传千古的一面，因此书刻都比拟标准仔细。券石也应当是经过肯定选择的，石质一般比拟细腻，石面打磨平滑。“由于字小，笔画线条短，刻的时候冲刀始终究竟，线条畅豁、爽捷、劲挺、不像刻大字那样，非得一点一点切过去，积点成线，以致中段消失起伏跌宕的感觉。”8所以地券的笔画少崩裂，爽捷利落。有些地券石质不佳，可能为岁月所侵蚀和风化，已漶泑不清，此属少数。由于刀刻的缘由，宋元地券书法乍看上去和北朝墓志并无多大区分，细味仍有所不同。墓志字体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点画和体势或多或少都有隶书遗意，字形方扁，横画伸展，气概开张，而宋元楷书为楷书成熟完备后的进展衍化，已少沉雄宽博之象，宋人尚文气质显露无遗，体势亦不若墓志散漫多姿，点画起止及转折处时露唐楷重顿笔的痕迹。有关碑版书法的书写与刊刻的问题曾引起人们的剧烈辩论，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碑版书法的方笔是可以用毛笔书写出来的，并非刀刻所为；一种认为方笔是不行能以松软的毛笔直接书写的，其刀砍斧凿的感觉完全是刊刻出来的，为刻工的二次创作。另一种则认为书丹点画的本身就是方笔，并带有刊刻的成分，为书写与刊刻共同作用所致。考古发觉的延昌十一年令狐氏墓表和延昌廿六年辛氏墓表等墓志书后未刻，起收笔与转折多方折，棱角清楚，同样具有刀凿斧砍之感，这样看来方笔还是可以书写出来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就具体地论述了方笔的书写方法，固然我们也不行否认刻工的作用，刊刻前方笔会更加坚硬爽利。既然经过书丹和刊刻两道工序，两者自然都会对碑志产生影响，不过书写在前刊刻在后，关键还在于刊刻这一环节，刻工好的，忠实于书写原貌，就较好地保存了书写的原始状态，如百石斋藏嘉定庚寅地券，比拟少见的是此券采纳了行书字体，起承转合、牵丝应带的笔触都表现精微，与书写的笔意几无差异，刻制特别精细。不忠实于原迹者另当别论，“实由刻手拙劣，决不是毛笔书写的原来面目。”9如义轩居士地券等，此类地券经常消失缺少笔画，点画不完整，随便刻画的状况，“万”字下部的竖钩被简化为折笔后直接撇出，与“迅”等刻画细致、笔致清楚完整的字相比，不免有肆意篡改之嫌，此类地券大都风化、残损严峻，石质也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不经书丹而直接由刻工刊刻，如西归丘氏道姑地券，此类地券缺少标准，不成字形，点画的连接比拟突兀，不甚连贯，如“法”、“觉”等；不少点画有随便刻画的痕迹如“坐”、“言”等，有些点画甚至没有刻全，如“君”的撇画，“高”字下面的“口”部等，此类石刻文字虽缺少标准略显随便，但生动活泼，别有姿势，“有一种天趣，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美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