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境与魂镜之旅——评嘎玛丹增散文集《神在远方喊我》.docx

神境与魂镜之旅评嘎玛丹增散文集神在远方喊我在众神逃逸、信仰缺失的现当代，有关宗教、神性的话语或主题并没有消减。以文学写作而论，神性写作在八九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路向之一，在莫言、马原、扎西达娃等先锋小说中也弥漫着神性元素。然而在散文写作中，或许是因这种文体与世俗、日常的天然关联，神性的倾向或元素一直处于稀缺状态。最近读嘎玛丹增的散文集神在远方喊我，则改变了这一印象。作者以丰满而灵幻的文字，力图在现实、历史和宗教的三维缠绕中，迹写漫游、徘徊青藏高原时对于神性和人性的独特体悟与私人剖白；与此同时，通过灵与肉、生与死、人性与神性、汉文化与藏文化的擦击与碰撞，传达对现代文明和当下困境的忧思与揭蔽。这种写作，在作者那儿可以视作一种自省、渐悟、修行；在我看来，它已经具备了当代启示录的性质。嘎玛丹增并非那种走马观花、喜好猎奇的旅行者，本集中的大多数散文既非通常所谓的游记，也非那种哲理散文。我以为，它更像是一次次回旋曲式的精神漫游，带给读者的感受如同一次精神洗礼和心灵历险。读这样的散文，扑面而来的是青藏高原的酥油气味和雪融般的灵魂气息。可以这样说，抵达心灵的神性光束，在他的字符里转化成一种天启般的悟性和忧思他用那根在神境点燃的灵炬从内部照亮文字，为当下提供一面灵魂之镜，然后传递给他的读者。在我看来，作者首先是带着个体的精神迷惘和对文明的质疑上路的，并在路上产生新的困惑与追问，诸如：“我们的心灵病了，这是一个事实”，“天堂这个名词，已经被人当作一种无力相信又无法抛弃的形容，并一再被滥用”，“信仰的缺席，就像很多真相和事实的毁灭一样，得到了时间和财富的默许”，等等。这种困惑和质疑，为探求与描叙青藏高原的雪山、寺庙、树林、民居、唐卡，向后拉开了一抹幽蓝的精神纵深。与此同时，对藏地生态环境的受损和工商文明的侵蚀所传达的焦虑，则向前辟出一片峻切的时代开阔地。而这，正是一般游记和哲理散文所匮乏的。然而，作者从不摆出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姿态，而是拿自己的灵魂透视、剖析，裸露内心的卑琐与私密，足以见出一个写作者的坦荡与真诚。“我每次仰望佛像、菩萨和护法神像，好像被人脱光了外衣站在法庭，等待接受精神审判，难免惶恐。这种慌乱只在内心瞬间显现，别人难以从我的表情中觉察。我在长期的世俗活动中，学会了掩藏和虚饰，很少直面自己的心灵。”（站在过去城堡的门口）这种难得的自审、忏悔的精神，也是一般观光客所不具备的。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味。在我看来，“嘎玛丹增”这名字，更像是他这棵移植之树开出的一朵格桑花。众所周知，一般游记是写景不记人的，尤其不会以人为核心来写。集子中有不少篇什将“人”置于神性背景的前台，他要观察、探求的是藏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秘密。他与藏人打交道之广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诸如牧民、喇嘛、沙弥、匠人、朝圣者、奇人、向导、阿妈、康巴汉子，以及叫丹增、格敦伦珠、尼玛措的孩子们。例如，在泽戈兄弟、海子山雪雾、佛在一切正确之上和高山仰止中，作者多次写到一个叫泽戈的藏族汉子，那是在一次车祸中偶然结识的朋友。显然，与泽戈的深度交往不是一个游客，也不是一般汉人所能做到的那是两种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文化心灵的碰撞、对话与交契，而无法融合的“冰点”一直潜存着。“多少年来，我和泽戈一次次重逢，又一次次告别。在聚聚散散的人生中，完成了我对一个兄弟、一个民族从陌生到接受、融合、崇敬的过程。信仰的缺席，决定了我不能深入泽戈的世界。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道路上颠沛。”与一个藏人朋友交往，不仅关涉对藏文化的了解，细微到对诸如酥油味道的接受，更关涉对精神信仰的体认与尊重。与之相对照，他看清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生态，并加以拷问与揭蔽：“我们的心灵病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物质帝国难以掩盖的真相。各种灾难、杀戮、争斗、不明瘟疫和有毒食品，频频以推陈出新的奇怪面孔出现，让我们时时惊恐不安。我们的世界病了，并迅速殃及社会环境、自然生态、人文地理和精神价值体系。这种文明的疾患，最终导致人们对一切本真事物的不可信、怀疑，并坚决拒斥，把我们追寻真、善、美的人生理想彻底剥夺和颠覆。”从文本写作角度说，作者避开了通常游记那种单线条的时空架构，多以精神凹镜透视藏地的一切，将描述、具象、隐喻和箴言复合一体，由境入镜，以镜证境，尤其将价值判断置于二元互否之间从而使叙述具有了复调性，表层的空间述它因此转化为深层的形上述它。在毛垭大草原中，作者抓住并颠覆了“新”与“旧”的主流观念，意味深长地写道：“一切都是旧的。只有路是新的，比大地上的一切都新。要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世界奔行在文明尾部的六字谶语，正在不计一切后果地改变和清扫道路前方，那些越来越窄的传统空间。对文明的入侵和必然，我们应该满怀感激，还是应该谨慎抵抗？只有时间清楚。但很显然，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我确实走不到毛垭大草原，走不到这么旧的地方。”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夹叙夹议产生了思之张力，准确把握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双向特征。又如在米玛家的“土掌房”里作客时，他再次描述了那种“旧”原始、简单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顺势与现代城市畸形之“新”加以对照。作者最后写道：“我们的汽车带着米玛和阿妈拉，奔向了朝觐的道路。也许，这就是一条古代的朝圣路，只是那个时代还没有水泥道路。我们也不应该坐在汽车上。于坚说，汽车的速度，无法通向神灵。”这种肯定和否定的颠覆与循环，呈述了人类所处的无奈的两难困境，比起单向的肯定或否定来得贴切、深刻。与此相应，作者还擅长在虚与实、叙与议、此与彼、天界与尘界之间腾挪、闪跳或并置，将个人体悟和理性锋芒像砂粒一样嵌入其间。例如，作者抵达扎日沙巴神山后写道我走到了灵魂的入口，天神不愿意让我进入。满以为西穹菩萨可以加持我，让我见见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似乎一直在关心精神，满怀希望地想在神的怀抱，聆听神的低语，顺便看看灵魂的去路。温柔的云团，把我挡在了门外。我很失望。边巴温和地看了我一眼，并吝啬地笑了笑。那笑容就像在我心里划亮了一根火柴。“嘎玛老弟，看来，你的一生无缘西穹咯。”出现在扎日沙巴，已是我人生旅程里，最正确的一段线路。那是一个离我很远的地方。下山时，我暗自寻思，可能比死亡更远。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了沮丧。我无法不沮丧。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可能再也走不到扎日沙巴了。无缘神谕，自然不是神的错误。（扎日沙巴以北）他勾勒的图景决非平面描摹那一种，也与哲理散文通篇灌输玄思相区别。作者意欲达到的是多维性的、充满张力与反讽的立体呈现的效果。概言之，嘎玛丹增具有精神自省和文体自觉的意识，并初步形成了颇具个性色彩的文体。这是一个作家成熟或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我的探讨止步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在我看来，这部散文集呈现了个人精神的漂泊史和皈依史，并与剖析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相互参照、相互扭结。如前所述，它提供的是一面灵魂之镜，在这面镜子的正面，刻着一个核心词“神”和“神性”；在它的反面则刻着与之相对的核心词“人”和“人性”。嘎玛丹增在青藏高原朝圣、礼佛、攀山、游湖的过程，可以视作是向这两组核心词的逼近、体悟和追问撇开那些有关“神”或“神性”的现成意义，用个体的血肉和灵魂去拥抱、辨析、还原它的丰富内涵，甚至修正、簸扬单向、片面的宗教教义。这触摸宗教具象和符号的神境之旅，其实也是自审与反思人间和精神的魂镜之旅。也许只有描述人与神的关联并从人性的角度，才能发现神性的另一面。嘎玛丹增所理解的神灵固然有高“人”一等的一面，但那是对人的无知狂妄、不计后果的一种制约：“到过贡嘎山的人都明白，作为一座座孤绝于世的伟大山峰，它只适宜于人的低伏和仰望，对于普通游人，任何攀登、穿越或者征服的愿望，都是一种妄想。在众神面前，人类当不了英雄，也成不了传说。很多人想站在峰顶挥舞的那个手势，只想跟焦虑和恐惧告别。而工业革命的企图，暂时还很难在贡嘎山实现。”（鹰翅背影）在作者看来，高居雪山之上的众神渺远、秘不可及，不仅可以通过喇嘛与人间交流，而且神灵还被作者赋予捍卫绝域家园的使命。“尼玛和扎西喇嘛站在陈旧的贡嘎寺门牌楼前，目送走了我们。他们站立的地方，距离现代文明和生态侵略还有很长的路程，它是贡嘎山的神谕，将以绝对神圣的姿势，长久驻留在旅行者的心底，只适用于心灵的低唤、耳语和吟诵。”（鹰翅背影）在作者笔下，神灵如同某一种天然生长的高原事物，它们与人类相伴、共栖、同行，正如“草原生长牛羊，土地种收粮食，雪山居住神灵，每一个地方都是神性的，都是诸神住地。格聂山住着藏传佛教十三女神，肖扎神山住着海螺女神，海子山住着度姆女神。严酷的生存环境，有神灵世代相伴，高城不再寂寞苦寒，心灵不再黑暗无依。”在作者看来，那些寺庙也并非神祇，没有设置什么才是绝对真理。“信仰者自信，觉悟者自悟。它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大学堂、研修所，关于世界本源的觉悟地、天体宇宙的象征世界”（春科尔神祇）。事实上，在青藏高原，人的居所和神的居所是混在一起的：“高出居民建筑很多的格尔底寺、赛赤寺和清真寺，属于神的居所，房顶上升腾的炊烟，缭绕的依然是人间烟火。”（落在甘南的羽毛）而且，人与神交流也并不困难，神灵就显现于藏民念动咒语的气息之间：“走在这片神性的大地，我听得最多的语言，就是六字大明咒和莲花生心咒。人们一生都在念叨它，从未停止跟神灵交谈。巴特玛萨木巴瓦，我在心里观想着莲花生圣尊，跟着边巴唱诵起来：唵嘛呢叭咪吽。嗡，阿，吽，班渣，咕噜，贝玛，悉地，吽。”（扎日莎巴以北）不管怎么说，神灵或神性毕竟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但当神、神性与家园、家园性达成某种契合，在我看来便具有了某种“现代性”在可见的将来，上帝只给了人类一个地球家园。说到底，人和神其实共栖于这唯一的家园。作者写到杰玛央宗冰川附近的仲巴县和一个叫嘎久的村庄，“透过车窗，我看到一个荒凉世界，村庄被沙丘围困其中，没有看到一个人，连惯常可以看到的狗和飞鸟，也没了踪迹。房顶上的经幡、经幢经过风沙污染，已经难辨本色。村边有几棵核桃树应该很古老了，皱眉凹眼地阵列在村边，枝叶有点像刚刚拧干的拖布条，灰不溜秋地耷拉在树干上。嘎久依然还在坚守。它能坚持多久？”（杰玛央宗的眼泪）这样一幅家园损毁的惨象，象征并警示了人类在当下和未来的命运，如同一道谶语。谁破坏家园谁就是反人性，更是反神性。而这正是最现代的“现代性”！于此也就可以理解，“神就是生，就是开始，就是真善，就是光亮和火把，就是天就是地。”（春科尔神祇）换句话说，神或神性的实质就是对人或人性的终极关怀，就是如何善待众生、慈悲天下，无论他蜿蜒在人生的路上，还是颠簸在一次日常的旅途中在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高山顶上总有写满经文的嘛尼堆和飘飞的五色幡，它们既是信仰的物证，也是人间烟火的象征。如果你在旅途中，看见了白塔或煨桑炉，表明附近一定有人的居所。人们把经幡和嘛尼石放在最为险要的垭口和山顶，不仅能给孤独的旅人指引方向，还能给人以勇气和安慰。一个人孓行高原，看见它们，旅途就会变得不像事实上那样空旷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