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期中国的社会冲突与化解.pdf

21世纪前期中国的社会冲突与化解陈敏昭（三门峡行政学院472000）编 者 按：近期汕头等地再次发生群众冲击市委、政府的事件，有读者建议应该读读陈敏昭先生的文章2 1世纪前期中国的社会冲突与化解，理性认识和分析、解决社会冲突。因 此，我们在这里将原文刊出，希望对化解社会矛盾能够有所借鉴。一、社会冲突二、社会冲突的根源三、社会冲突的功能四、保证言论自由是构建化解社会冲突的“安全阀”进 入21世纪后的中国，既是财富快速增长的年代，也是利益急剧分化的年代、也是权利主张的年代。在财富创造与积累过程中，由于对财富和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渠道的不同，以及与此互为因果的地位和权力的不同，我们的社会已由传统的儿大阶级演变为共处的若干阶层和更多的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占有和主张的利益分化十分明显。有统计资料显示：不 足20%的人占有了中国当前80%的财富，而80%的人群仅仅分享20%的财富；也有资料称，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5（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如果利益分化超过了一定的界线，那么将在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间产生频繁的剧烈的社会冲突，制造出巨大的鸿沟和长期的对立。这不仅有损社会公正，还将影响社会和谐，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根源，使得所有人的利益和安宁得不到保障。社会利益分化有其必然性，但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圈子社会共同体不能分裂。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目前社会分化的本质，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社会财富整体增长的前提下形成的。我相信，通过法律、制度及政策的调整和规则的重构，我们能够重新协调各方利益,预防社会分裂，化解社会冲突。在构建以公正、平等、正义为核心的新的生活机制期望中，每个阶层、每个群体、每个人，都有权力维护与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权利的主张，不应恃强凌弱，不应以暴易暴。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人不能只知道乱用权力，还应该常常想想，你的权力来的是否具有合法性；有钱的人也应该想想是否财大气粗，常常盛气凌人，侵犯他人的尊严；无权、无钱但有力气的人更应该想想，是否太不把生命当回事,常常简单从事，用暴力解决问题？如果是这样，那我们都把生命当儿戏，辜负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仅仅只有一次的生命！我们仅有此生，从来都没有什么前生和来生！所有的人都应该深信，只有在理性和法治的秩序下才能实现互利和共赢，只有在理性和法治的秩序下才能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一、社会冲突冲突最初作为心理学概念，是说在一定情形和环境之下，个体可能引起两个互不相容的反应，即构成了冲突，使得当事者左右为难，受到极大的困扰，甚至伤害了身体。冲突可以分做三类：一是双趋反应，它是对个体同时存在两个具有吸引力的目标物，而它们是不可兼得的，所以必须在取舍中做出选择。如美酒和佳肴只能取其一而产生的难以取舍的心态；二是双避反应，是在两种要逃避的事物中，做出选择的决定。如一个被猛兽追击的人逃到悬崖边上时他有两个选择项，一是被猛兽所噬，一是跳下悬崖，这两种后果都是他想逃避的，但是他只能选择其一，避开猛兽就只好跳下悬崖，避开了悬崖就只好给猛兽所噬；三是趋避反应，这是个对同一事物同时具有趋近及逃避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又爱又是怕的心理，如老鼠看见捕鼠器里食物时的心态，既想取得食物，又怕被捕器卡住，于是在猎器前犹豫不定。趋近与逃避都会让它产生压力。冲突最容易在组织内部形成，当一个个体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干扰了另一个体为实现其目标所做的努力时一，冲突就会出现。冲突常常由争论引起。如张三主张甲计划，他的同事李四主张乙计划，会上两人发生了争论，意见分歧巨大，甚至扯着嗓门大喊。这不应该算冲突。只有当他们中的一位认为对方阻碍了自己实现目标，这时争论才能引发冲突。如果他们的共同主导目标是达成有利于公司的最佳决策，且愿意接受进程中存在的异议，他们就能够继续合作并且相安无事。当然，很多冲突不一定公开化、表面化。也许组织里最肮脏最恶心的冲突正被微笑与温馨的问候所掩饰。如果你感觉到某个假装喜欢你的人正在你背后捅刀子，你就真正陷入了冲突。有研究表明，某些人格特征可能容易诱发冲突：专制态度；傲慢自大；武断坚持不可证明的信念或理论；强烈的控制欲；对不确定性的担忧，比如非要弄清楚组织里某个人的信念、威信，等等。内部冲突的结果会对组织造成极大的损害：为实现重要目标而聚集的力量被分散；依靠合作的任务完成不好或者很难完成；冲突双方都感到巨大压力，挫折感开始在组织中蔓延、增加，从而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能力；冲突中落败的一方经常感到屈辱和不被尊重，这会从整体上影响他们对组织的贡献；冲突经常会波及无辜者和其他人，迫使他们选择倾向哪一方、哪一派；冲突还会毒害组织内部的许多关系，最终导致道德水准下降，怀疑与不信任抬头，工作满意度低下，旷工率上升，等等，最后导致组织解体或破产。当冲突出现于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之间时一，就形成了所谓的社会冲突。关于社会冲突，德裔美籍社会学家L 科塞认为，社会冲突是价值观、信仰以及对于稀缺的地位、权利和资源的分配上的争斗。冲突产生于社会报酬的分配不均以及人们对这种分配不均表现出的失望之时。人们在研究社会冲突中，形成了几种有特色的冲突理论，如结构功能论，传统冲突论和现代冲突论等。结构功能论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认为社会结构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发挥着各自的有机功能，社会是移动着的静态的平衡。它假设社会制度处于均衡的状态，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秩序，不会发生整体的变迁。这种观念认为，社会是由规范、价值和公共道德将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共识，即共同的社会价值的聚合力，使得社会保持着均衡。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由这种社会均衡模式来解释。传统冲突论认为社会是不协调的，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均衡模式所能解释得了的。它认为社会是动态的，无时不在变化。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在社会体系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冲突与不和的因素，是社会变迁的来源。社会在运转中所保持着的秩序，除了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和权威的认同，权力也在起着很重要的维持作用。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就认为：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无论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人类文明中，还是在原始的社会形态里，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庄园经济中，还是在现代西方社会，或 是 在 199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社会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都从来没有消失过，也将永远不会消失。现代冲突论融合了功能主义与传统冲突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对两者的同时批判和继承。现代冲突论在坚持不和谐是社会的固有特征的理论基础上，认为可以通过社会秩序的调整来缓解冲突，并在冲突与缓解的互动中寻求发展，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现代冲突理论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比功能主义更具有建设性。它认为冲突不仅导致了社会不和谐，它还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其兴趣在于冲突通过怎样的机制推动变革，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现代冲突论在承认社会冲突的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和谐作为了研究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稳定本身是个中性词，可能意味着良性的秩序，也可能意味着保守、滞后、不公平、酝酿着危机的秩序。表面的稳定可能在为激烈的社会动荡酝酿爆发力，良性的、持续的政治发展才能为社会与政治稳定提供长治久安的活力。“安全阀”理论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因此，冲突自身是一种释放敌意并维持群体关系的机制，可以使用“安全阀”这个概念来描述为社会不满提供释放途径的合法冲突机制。释放不满是“清洁空气”，通过允许自由表达而防止敌意倾向的堵塞和积累。另外，“安全阀”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转移矛盾的焦点，避免矛盾的积累。也就是说，社会紧张不仅可以向不满的原始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例如新疆7 5事件就是一种替代发泄），避免对体制的冲击和整体不和谐。有学者研究了早期巴厘岛人的滑稽戏剧，当时该地社会结构高度阶层化并且很僵硬，人们的注意力大量地倾注在用以表示等级和身份的仪表上，巴厘岛人的戏剧就是用来专门对等级现象进行滑稽模仿的。这种滑稽的模仿中所自由表达的讽刺恰恰落在其社会制度的紧张点上，它使紧张关系在笑声中得以松弛，排解了在这个僵硬的等级社会中明显的敌对情绪，有着使原有制度延续下去的功能。事实上，中国传统戏剧中的许多剧目都具有这类功能。科塞认为，弹性比较大，比较灵活的社会结构（如西欧、北美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容易出现冲突，但对社会没有根本性的破坏作用，因为这种冲突可以导致群体与群体间接触面的扩大，也可以导致决策过程中集中与民主的结合及社会控制的增强，它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相反，僵硬的社会结构（如当前的中国、前苏联）采取压制手段，不允许或压抑言论自由，堵塞利益表达渠道,造成冲突积累、爆发，一旦如此，其程度势必会非常严重，将对社会结构产生破坏作用。为此，科塞提出，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阀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发泄积累的敌对情绪，另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得到社会信息，体察民情，避免灾难性冲突的爆发，破坏社会整个结构。显然科塞将冲突看做是促进社会整合与适应性的过程，所强调的社会变迁是改良性的局部的社会调整，而非社会革命，其安全阀机制的探讨也不过是为统治者献计献策而已。因此，可以说是科塞与帕森斯最终是殊途同归，都是要维护原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进 入21世纪后的中国，我们正在从落后、封闭、不相容、缺乏理性的法律机制、甚至散发着腐尸气息的肌体中挣脱出来。由于改革过程中涉及到众多群体、阶层的利益分配，当然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冲突，有些冲突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有的则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有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和暴力事件。近些年，劳资矛盾纠纷、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公共管理的严重缺位与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收入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就业形势的严峻、物价指数的不断上涨等，都容易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冲突。而这些冲突，如果我们能正确对待,一方面疏通各类解决矛盾的渠道，预防各类冲突的升级，确保冲突的平稳过渡；另一方面，不要人为地去制造冲突、激化矛盾、对冲突视而不见或是采取过激行为，形成一个整体上的可控性，则冲突也就并不可怕，而且通过冲突的有效解决，还能进一步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二、社会冲突的根源1、社会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是社会冲突产生的内在根源。社会学者们基本上都认可，社会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为社会冲突现实存在的内在根源，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冲突现象。利益问题在人类社会中始终存在。利益由谁占有？怎样占有？这样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关注。人们注意到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看到群体冲突的根源实际上是群体利益的对立，是群体利益的不平等占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所获得的利益不尽相同，为此，必然会产生种种争端和冲突。实际上，这些争端和冲突，都是为利益的分配不均所致，都根源于社会利益的不平等占有。对于社会利益的不平等占有是社会冲突存在的内在根源的观点，科塞与达伦多夫都予以充分地肯定。科塞在对社会的假设中就承认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系统。但他认为这种系统是一种“规范和角色分配系统”。其实，“规范和角色分配系统”无非就是一个制度化了的社会利益分配系统。正是因为不平等的存在，才需要按角色进行分配。从科塞的整个论述中，“规范和角色分配系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统治者所制定的、要求社会全体成员、特别是被统治者服从的社会利益分配系统。虽然按照科塞的研究，社会利益的不平等占有不会直接产生社会冲突。但是社会冲突的产生肯定与此有关，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关系。为此，社会冲突现象的出现，寻根究源最终只能归之于社会利益的不平等占有，它是社会冲突产生的前提条件。对社会利益问题的讨论，达伦多夫要比科塞明确些。他直接讨论了社会利益问题，认为社会利益是一种与一定社会地位相联系的、对地位占有者行为取向的某种期待形式，并通过权威结构概念具体阐述了潜在利益转化为外显利益的过程。他始终强调，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占有在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在权威结构中的支配角色始终以一种强权压制被支配角色，剥夺他们的利益。对这种压制和剥夺，被支配角色必然会起而反之。因此，照达伦多夫的观点，社会冲突就根源于由社会压制造成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平等。科塞对冲突直接起因探索的焦点集中在主体方面。他承认社会结构的特征会影响人们冲突行为的发动，但强调直接激发冲突行为的是一种心理原因。在他的论述中表明这样一种倾向，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往往都为一定的社会结构制度化，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总是制定出一系列制度性的规范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只要现存的社会制度对被统治者不是压制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冲突一般不会发生。但是，若这种压制超过了被统治者的容忍度，冲突必然发生。这种必然性在于当社会中被统治者难以忍受统治者所制度化的各种规范时一，他们就会从内心深处对现存制度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而当人们群情激愤地投入这种对现存制度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和不满的运动中时，冲突就在所难免，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的流血的暴力革命就必然发生。达伦多夫对冲突直接起因的解释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入手。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强制性权威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作为统治者和作为被统治者对利益的占有不同，具有权威地位的统治者拥有期望的利益，而无权威地位者则无此种期望的利益，由于任何人都不愿使自己永远居于一种受支配、受统治的地位，因而在这种结构中对立的两种角色之间必然会为自己的利益或维持或争夺权威结构中的支配权。在通常情况下，拥有权威者能通过权威结构对无权威者施以权威力量，因而即使是社会中存在一种极端的不平等状态，这种权威结构也能得到维持。但是，社会总是变化的，强制性社会结构中的权威地位会由于结构内部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受到威胁。当某一既成的权威结构中居于统治地位者的权威地位失落时，冲突就将出现。由此，达伦多夫寻找到了冲突产生的直接起因，这就是由居于权威地位者的权威地位失落导致的既成权威结构解体。无论的科塞的论点还是达伦多夫的论点，我们都能够从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和近代社会变革中找到证据。2、劳动关系的改变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在我国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劳动关系中国家、用人单 位（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日益分化，矛盾和冲突成为客观的事实；目前劳动争议的特征主要是无序，即劳动争议的非制度化和低组织化，这种劳动争议的无序状态有可能造成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的后果；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制度化、组织化的新型劳动关系体系，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推动向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3、道德恐慌。道德恐慌是社会冲突理论的重要概念，揭示了人们在社会交换中的对抗性行为和关系,维系着脆弱的社会平衡。当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大规模渗透,大大拓展了道德恐慌的实施手段和空间，同时制造出诸多悖论,不但技术本身成为道德恐慌的新根源，而且一般社会群体和特殊社会群体知识分子也纷纷利用道德恐慌策略谋取各自利益，同样引发出新的道德恐慌。因而必须慎重对待现代技术的道德恐慌策略及其社会功能和个人效用，运用人的自觉和智慧,通过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克服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建设符合人性化要求的文明社会。4、社会心理冲突。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必然发生诸多变化。其中一些变化与社会发展不相符或起阻碍作用。社会管理系统必须重视社会心理问题，做好社会心理优化工作，调整社会心理冲突，消解社会心理矛盾，化消极社会心理因素为积极社会心理因素,为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心理环境。亏损、破产和效益较差的企业职工已成为当今城市贫困的主体,这一群体与社会富裕阶层形成强烈对比,社会心理冲突在所难免。过大的贫富差距极易引起公众心态的失衡,潜伏着强烈的不安定因素,对社会稳定局势带来威胁。因此,要重视对社会心理的优化,要努力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平衡社会利益关系，调整民众社会需要，调整民众视野视角，优化社会心理环境，以调整社会心理冲突,为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5、无直接利益冲突。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突发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个相对普遍的规律，这 就 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例如，贵州翁安县2008年6月2 8日发生的“6 28事件”；某地一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和当事人发生冲突,结果遭到众多路人的攻击；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等。诚如广州一位公安分局局长所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和到一起，一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儿十、儿百个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群众，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这一番话既表现了某些执法部门在个人权利高涨下的无奈，也从侧面体现出近年执法过程的确“人性化”了。但是，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中蔓延。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中小学教师、各地干部学校、党校教师等等。事实上，“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无数没能化解的直接利益诉求，它是社会矛盾大量积累的结果。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比如，从2 0 0 6年开始的工资改革中，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地方补贴是从2 0 0 7年1月1日开始补发的，而作为义务教育的中小学教师却是从2 0 0 9年1月1日发起，但是中小学教师同样要承担2 0 0 7年开始的因涨工资而引发的物价飞涨。有谁能够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全国大多数党校“一校两制”，党校行政、后勤人员参照公务员地方补贴发放办法，从2 0 0 7年1月1日开始补发，而作为党校教学主体的教师却被看作事业单位人员，至今没有地方补贴，一个年过半百的副教授实际领取的工资没有一个刚参加工作的2 0多岁的年轻人多！谁有能够说明这是为什么？同样是补发地方特别补贴（人 均3 0 0元），教师从2 0 0 8年1 0月发，而公务员却从2 0 0 7年1 0月发放！这又是为什么？一个人，无论他的素养如何好,我想，他在难以理解的事实面前都难以使心理平衡。我不知道那些制定政策的人被什么蒙蔽了眼睛，还是在故意制造社会矛盾，还是有其他什么不便言说的企图？以不信任为主要特征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说明执政的民意基础在流失。这些非理性、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发人深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及时加以关注和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将泛化，并最终危害执政基础。6、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是公民的权利和公权力之间的矛盾。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三大矛盾中，尤以人与社会的矛盾最突出，是其他矛盾的总根源。而人与社会的矛盾，主要又表现为权利和权力之间的矛盾一，比如拆迁、征地、环境污染危害一方、腐败与反腐败、自由迁徙、自由择业与户籍管制、行政审批，等等，公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导致公民权利和利益朝夕不保，而 70%的财富却通过种种手段落入0.4%的人手里儿千年来，中国社会最大、最根本的矛盾是官民矛盾，今日依然,依然故我。如果寄望于官员的“责任心”，无疑是与虎谋皮、与熊谋胆。普通的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矛盾，可以由政府、由法律及时调解，但人与官、人与权力之间的矛盾一，法律的天平却常常倾斜，公民表达的渠道则处处受阻。这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啊！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谁是真正独立、中立的裁判者？既然我们以莫大的勇气承认了这种冲突的存在，既然我们内心都知道这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我们就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去建立建设解决这种冲突的机制。在此问题上，古今中外，别无选择，只有民主与法治是最佳选择！惟有民主和言论自由，才能建设真正理性的法治！如 果 把“无直接利益冲突”比喻成摧毁性的、难以掌控的革命性、非制度性力量，那么民主政治、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改革就是建设性的、自我协调、自我掌握的制度改革的力量。改革要快快地跑在革命的前面，努力不让暴力革命过早发生。无论是你，无论是我,还是他，我们都承受不起大革命了！三、社会冲突的功能社会冲突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辩证地认识社会冲突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社会冲突具有双重功能：一 方 面，它能促进社会发展，加强群体和社会的整合，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另 一 方 面，它又损失社会资源，破坏社会秩序，伤害社会心理，产生社会问题只要不直接涉及基本价值观或共同观念，那么，它的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而只会对社会有好处。这就是科塞强调的冲突的正面功能，他提出了冲突的五项正功能：既冲突对社会与群体具有内部整合的功能；冲突对于社会与群体具有稳定的功能；冲突对新社会与群体的形成具有促进功能；冲突对新规范和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冲突是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冲突的发生，必然会导致客观效应。对此，科塞认为冲突促进社会整合。他把社会理解成一个充满不协调因素的系统，认为正是各种不协调因素的存在才使社会充满活力，为此，他认为冲突在社会系统中也具整合作用。他关于冲突效应的论述实际上提到两种相对立的效应。他看到了冲突破坏社会整合的效应，但更强调冲突促进社会整合的效应。由于考虑的是维持一个社会系统的存在问题，科塞对冲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会破坏社会结构的弱冲突上，因而儿乎未提到任何关于冲突调节的问题。实际上，科塞是把冲突功能效应归结为这样一种机制：由于社会结构的原因，使得社会心理失调，于是冲突产生；冲突可使人们降低心理压力，回复社会心理平衡，进而起到维持现实社会结构的作用。正因为此，他提出了诸如“社会安全阀机制”这一类促进社会整合的观点。达伦多夫强调冲突导致社会变迁。在他看来，冲突的后果表现为社会变迁。他认为社会中必不可少地要有某种强制权威结构，冲突就是在某种既成权威结构解体时出现的，由于社会始终只能以权威结构形式存在，因而冲突的效应是建立新的权威结构。这种新的权威结构是一种对旧有结构的更替，因而是一种变迁。同 时 一，由于任何权威结构的本质都是压制，所以新建立的权威结构还将会解体，形成更新的冲突，建立更新的权威结构。由于从强制性理解社会，他把冲突视作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强冲突，为此而特别提出了冲突调节的问题，对冲突调节的前提条件和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社会冲突的产生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分配不公。对于冲突的有效控制，是推动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机制,成为现代社会中冲突控制的主要工具，它通过交换妥协或强制这两种方式在它所控制的范围内有效地解决冲突问题。但是，由于制度及其运行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公共政策在冲突控制中面临着困境,并不能完全承担冲突控制的使命。因此,应该正视制度控制机制的局限,重视价值系统和社会系统化解社会冲突的功能。四、保证言论自由是构建化解社会冲突的“安全阀”言论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看也是一种社会冲突，但是这种机制内的冲突对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安全阀”，是排放民众的“怨气”，防 止“民愤”越积越大，形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然而，总有一些不自量力者，自以为强权在手没有摆不平的事，没有压不服从的民众，要什么言论自由！到头来，给自己、给国家、给社会带来长期的难以化解的恶果。君不见，开创中国数千年集权专制的秦王朝是何等的短命！闭关锁国、大造文字狱的清王朝有是何等的无能！君不见，曾经的“老大哥”苏联长时期内，对现实中存在的冲突采取否定和压制的办法，没有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去化解、调解原本并不复杂的社会矛盾，其后果是什么？是社会制度的全面颠覆！行动起来罢！时不待我。莫犹豫，莫彷徨，莫后退！我们正站在一个微妙的关口。冲过这个关隘，将使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和社会获得新生。就让我们从言论自由开始吧！它不只是有用的“安全阀”，同时，宽松的自由环境能够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力，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建设的更加丰富多彩。当然，最根本的，宽松的自由环境始终是我们人类追求的生活目标之一。无论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制度，自由，永远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能忘记这个根本哪!2009年 7 月2 1 日，星期二，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