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光荣时代的文艺副刊.docx

承开糠时他蚊SiO刊“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进步的、革命的报刊杂志争相出 现，它们疾声呐喊、大造舆论，广泛介绍世界各国新思潮，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 型。沈从文曾说道：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 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儿、爱因斯坦的 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 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 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杂志和报纸的文艺副刊为阵地而展开的，特别是以“四大副刊”为代表的新式副刊，无论是 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学的阵地。中国的报纸副刊起源于晚清,最初称“附张”或“副张”，无论是“附”字还是“副”字，都有依附、附属的意思，已表明副 刊诞生之日起的性质。从第一份正式的报纸副刊，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随报附出的消闲报创刊至今，中国的 报纸副刊业已走过漫长的百余年风雨历程。副刊最初是被用来作为填补新闻不足的“补白”，所登内容多是些文人墨客生 活相关的诗词雅兴和游戏文章，”或描写艳情，或留连景物，互吟风雅。无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缀得报尾为荣”。这使 得副刊成为传统文人娱乐消闲的园地，于国计民生几乎没有关注。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一些报纸副刊受革命浪潮的涤荡，自觉选择贴近时代，配合新闻正刊 针硬时弊，倡议变革，成为革命党人宣传革命的利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比较重视报纸的舆论功能，一手抓枪一 手握笔，把副刊打造成为联系民众、唤醒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副刊具有了政治倾向和宣传意识。革命派办报一般都 设置一个副刊配合正张的新闻批评时弊。与此同时，革命党人中的知识分子也讲究副刊的趣味性，经常刊登一些文艺作 品借古讽今，鼓吹革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夺权复辟，让曾经对民国寄予期望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现实： 所谓革命，不过幻象而已，新的国家并未按照他们所想象的蓝图那样走上正常的轨道。诚如康德所言：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 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在帝制被推翻后，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要实现国家的民主政治，必须先从 培养国民思想入手，于是他们从政治改革转向思想文化的启蒙，希冀从源头上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 觉悟工1915年9月，安徽青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以“民主”“科学”为两大启蒙口号，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大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对中国传统 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展了不遗余力地批判，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发起批孔、白话文运动、文学革 命，新青年杂志以风雷之势对陈腐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扫荡，逐渐具备了全国性的影响。然而，相对于“五四”后狂飙推进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固然起到了大旗张扬的作用，却也由于杂志的自身属性, 而颇感力不从心。原因就在于杂志出版周期长，在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上较为滞后，难以持续吸引议程关注。在新文化运 动初期，杂志可以承担打头阵的先锋任务，但当运动发展至高潮，“五四”知识分子同保守势力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进 入白热化阶段，杂志在出版周期上的劣势就难以满足疾风暴雨似的宣传需要，而副刊先天具备的日报属性恰恰可以弥补 杂志的不足。与杂志相比，副刊在传播效果方面有几个优势。时效快。在书籍、杂纸、报纸三种传播媒介中，书籍的出版周期最长，杂志短则周刊，长则年刊。新青年是 月干出版时间不稳定。报纸最讲究时效性，每天一刊，可以及时向公众传达最新的消息，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报纸还 可以先行出版各种增刊、“号外”。“五四”时期的一些大报如晨报民国日报的副刊基本都能保证每日一期，遇有重 大事件还能及时推出各种专刊、特刊、纪念专号，尤其有利于新知识分子把控对话语权的引导。受众多。从传媒的受众层面而言，文艺副刊覆盖的读者范围也比杂志宽泛得多。杂志一般具有比较明确的主题和 定位，其受众固定在具有共同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的某个领域内的专业读者。“五四”时期的许多杂志都具有明显的同人 倾向，新青年每周评论是北大教授集团的同人杂志，小说月报和创造周报分别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发表新文学作品，宣传创作理念的杂志。副刊通常是综合性的，所发表的内容既有新闻时评、文学艺术，又有诗歌戏曲 等，不论是武夫政客、教授学生，还是商人买办、戏迷票友，只要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不同阶层的读者都能在副刊上 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内容方面的兼容并包，使副刊收获了庞大的读者群体，也为“五四”知识分子推进新文化运动培养了 具有阅读能力的公众。独立性。文艺副刊的独立性，也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挥洒的空间。副刊通常有着固定的版面和出版日期，还有稳定 的撰稿人。一般情况下，报社经理并不干预副刊的编辑活动，也不要求副刊在编辑方针上必须与正刊保持一致。民国著 名报人邵飘萍就主张：“各种副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各副刊上参 加一字。”“五四”时期的进步报纸大多秉承了这一原则，副刊编辑可以根据自己的旨趣来决定副刊的特色和价值取向，副 刊上发表什么文章，编辑完全可以自主，这也使得副刊可以游离于报纸的政治倾向之外，寻求自身的定位与发展空间。正如曾经做过报纸记者的马克思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 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至于杂志，当然就没有这些好处。于是，在“五四”知识分子的运作下，辛亥时期绽放异彩的文艺副刊又披挂上阵。1918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 设立学灯副刊，成为最早投入新文化运动的文艺副刊。1919年2月，北京晨报改革第七版，成为“新文学运动 在北方的堡垒:1919年6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刊，“和新青年所椁鼓相应，最为青年学生所爱好”。 这三个副刊和1924年12月创刊的京报副刊集新闻性、文艺性、思想性、学术性为一体，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相 标榜，被誉为五四“四大副刊”。学灯和晨报副刊是民初横跨政学两界的研究系所办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副刊。研究系以 梁启超为核心，其成员既是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又是具有学术声望的学界名流。研究系原本主张政治改良，但在政坛的 屡遭挫折使梁启超意识到“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于是转向文化教育事业，把“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 政治”作为努力的目标。1919年张东菰出任时事新报主编后即创办学灯副刊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成为最 早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晨报则是研究系在北方最有影响力的大报。1919年2月，研究系邀请李大钊出任 晨辍主编，本意借助李大钊这一新文化运动主将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声望，扩大晨报的影响。李大钊上任后就 对晨报施予大多阔斧的改革，把第七版定为副刊，增设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采编“东西学 者名人之新著”的“译丛”和具有“高尚精神”的“剧谈”，并把新青年同人引来撰稿，奠定了报纸的基调。觉悟的创办是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从疏离到积极介入的产物，也是国民党以文化建设推进政治运动的一种策 略。当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孙中山正忙于策动西南军阀反抗袁世凯，并未意识到这场由几个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运动会 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促成孙中山思想变化，进而率领国民党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新文化运动的，正是北京各高 校学生5月4日的爱国游行。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威力，尤其是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给孙中山以深刻 的启示：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溶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 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意识到“新思想”对民众的鼓动之力，国民党立即调整报刊活动，于1919年6月由邵力子创办觉悟副刊宣传“新 思想”，可以说觉悟完全是五四运动催生出来的产物。相比学灯晨报副刊觉悟背后的研究系和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创办于1924年的京报副刊则不具备 政党因素，而是由知识分子独立运作。京报副刊出自独立报人邵飘萍创办的京报，由孙伏园主持，从一开始就 没有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孙伏园认为“理想的日报附张”一方面要兼收并蓄，另一方面要避免艰深沉闷的弊病，因而京 报副刊在整体基调上以文艺性为主，又强调对社会的批评和监督，始终坚持了五四时期的进步传统。“四大副刊”的崛起，通过介绍“关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论著或批评:“介绍各国民众的思潮到中国来”，“以艺术的 力量去滋润”读者，彻底革新了旧式副刊的消闲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也创造了中国副刊史上的光荣时代。 虽然“四大副刊”在政治倾向上有所不同，但都抱定了思想启蒙，启发国人觉悟的目标，在宣传新文化运动方面有许多共 同点。首先是推进思想解放，注重社会改造。“四大副刊”的“论坛”栏目就是思想解放的论坛，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的文章。 例如李大钊改革晨报副刊的第一天就发文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演讲”一栏则译载了大量近 代世界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作品，如马克思、高尔基、杜威、罗素、泰戈尔、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译作 时常不惜版面连载。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对军阀的专制、社会的黑暗看得更加清楚，于是“社会改造”的呼声响彻全 国，并且很快和群众中存在的劳工问题、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妇女和家庭问题等具体问题结合起来。由于“四大副刊” 的提倡，“劳工神圣”和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非常流行。配合这两个议题的讨论，“四大副刊”每年都要推出“五一纪念专号” 和“五四纪念专号二为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其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四大副刊”对于新思潮的输入涉及各种主义与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是作为主义 之一种来进行宣传的，在与各种思想的复杂斗争中逐渐被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和接受。1919年是“四大副刊”宣传马克思主 义最为积极的一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把目光从西方转移到新生的苏维埃。晨 报副刊几乎是和新青年同步推出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学灯不仅介绍马克思、连载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还发 起关于“社会主义”的征文。觉悟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实际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与“五四”同期其他报纸杂 志相比，觉悟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量最多。到1920年底，觉悟已经基本上肯定应当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中国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知识分子应当到劳动人民群众中去。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四大副刊”理论深度虽 不及新青年，但从普及推广而言，影响或许要大于新青年。再次是推进文学革命，培养文学新人。作为文艺副刊，文艺性是“四大副刊”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文学革命”虽 由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首倡，但新文学的实绩却主要反映在革新后的文艺副刊上。“四大副刊”作为综合性 文艺副刊的杰出代表，积极推动了新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 史一书中写道：，日报的副刊也是重要的文学阵地，著名的有：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 的学灯。四大副刊”不仅发表了南北知名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茅盾、刘大白等人的大量作品，还培育 了许多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作家。鲁迅在“四大副刊”上都曾发表过作品，尤以晨报副刊和京 报副刊登载最多。鲁迅的新文学经典阿Q正传就是被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催命似的逼出来的作品。徐 志摩从晨报副刊的读者成为作者，乃至主编。茅盾在学灯和觉悟上发表了 100来篇作品，周作人也得益于 “四大副刊”的支持在20年代的文坛成为一名高产作家。在“四大副刊”扶植的文学新人中，郭沫若和冰心无疑是最耀眼的 两颗新星。郭沫若最早的文学生涯始于学灯，初次投稿的成功发表和编辑宗白华的特别优待刺激了郭沫若的创作欲， 共同催生出了女神的大部分经典诗篇。而晨报副刊几乎是一路陪伴着冰心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著名作家。从第 一篇以“冰心”为笔名的投稿到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的发表，晨报副刊的大门永远热情地向冰心敞开。从“四 大副刊”升起的文学新星还有郁达夫、沈从文、梁实秋、凌叔华等，对这些作家而言，“四大副刊”同样发挥了“摇篮”的作 用。任何事物只有呼应时代才能存续和发展。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传播媒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为具有变革 意识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并承载了现代知识分子开展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的使命。“五四”时期的文 艺副刊将新文化运动建设在一个社会广大的基础上，传播了进步的革命的思潮，弘扬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针硬了时弊, 呼唤了救亡，促进了文学的改良，繁荣了文学的创作，发展了文学的流派，培养了好几代的青年作家，也创造了中国新 闻史上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