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略》第十六章中外文化交流复习重点.docx

中国文化要略第十六章中外文化交流一、填空1 .传说海上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神山，山形如壶，又称“三壶山”，为仙人所居之地，有长生不老之药，以黄金白银为宫阙。据说 齐人徐福在秦始皇时期，曾帅童男童女千人，东渡求药。2 .“丝绸之路”东起长安（今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后，分 为南北二线。北线经现在的吐鲁番、库车、喀什，南线经现在的若羌、 和田、莎车，在今马里（古木鹿城）汇合，经里海南沿、巴格达，抵 达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全长七千余公里。3 .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时的航线是：以广州为起点，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越暹罗湾 至马六甲海峡，沿海峡向西北，经印度半岛，过孟加拉湾抵达今斯里 兰卡，然后渡阿拉伯海，驶入波斯湾。4 .中外交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及其副手王 景弘受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七次率领船队下西 洋。他们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出发，经越南南部、 爪哇、苏门答腊和斯里兰卡，到达印度西岸，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 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郑和船队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 航程之远，不但在15世纪的中国航运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航运 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郑和是回族人，本名马三保，因随朱棣起兵“靖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渠 道。由于宗教哲学涉及人生领域的许多重要重要课题，触及民族文化 的内核，因此，它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是人们无法估量的。中 外佛教交往无可置疑的证明了这一点。4 .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对中日交往的贡献。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至隋唐时代达于频繁往来的鼎盛时期。这时, 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先进地位，唐代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高度发 达，而尚在“大化革新”前的日本，社会发展还落后于中国，因此,中日之间的交流，日本取积极、主动的态势，如饥似渴的吸收中国文化，先后派出使团、学生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吸取营养。在隋代，日本共派出遣隋使五次，特使高向玄理等人专程到华来学习佛法；在唐 代，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的二百余年中，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有的资料说19次），其中有16次（有的资料是15次）到了中国。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僧人、学生和各类工匠，每次人数由二 百五十人左右增加到五百人左右，最多的一次达651人，船只从两只 增加到四只。那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还很落后，连利用季节风向航海的 技术都没有掌握，因此每次来华使团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文献记载 的遇难者达五百余人,但他们为学习中国的文化锲而不舍,舍生忘死。他们来华后，大多入国子监所辖的“六学”就读，学问僧则四处拜师, 论道讲法。他们在中国学习的内容包括了文物典章制度、生活方式、 社会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回国后终于在奈良时代以“大化革 新”为契机，使日本实现了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封建社会。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其中有许多成就卓著，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作出 了贡献，如南渊清安、高向玄理等都是仿照中国井田制度实行班田制、 促成“大化革新”的关键人物；吉备真备、空海等则是借助汉子，创 造日本假名字母的直接贡献者。中国的围棋也由吉备真备带往日本。膳犬丘则将尊孔仪式带回日本。有些留学生则长期留在中国，如阿倍 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在长安完成了学业, 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官至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与李 白、王维等大诗人交厚，中间曾渡海回国，临行前唐玄宗、王维赋诗 送行，不幸遇险而还，李白以为他遇难，曾作哭晁衡一首：日本 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成为中日友好的千古绝唱。5 .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元代时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达20年，著有马可波 罗游记，是有史以来由西方人撰写的详细介绍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的船队及造船技术，使阿拉伯航海界耳目 为之一新，同时也轰动了来往于亚欧之间的威尼斯商人，以致对欧洲 的船舶设计产生了一种新的启示,造成了后来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 奇迹。欧洲殖民者因此而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扩张。罗马教皇借助葡 萄牙、西班牙的炮舰，组织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加紧向东方扩展宗 教势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思想就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行而传到 中国来了。这些传教士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便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 窦于公元1582年来华，县在澳门研习中文，次年进入肇庆，获准建 筑教堂，并开始传教。他与各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交往，宣讲欧洲文物 和典章制度，介绍西方的天文、算学、理化知识，将自鸣钟、地图、 天象仪器和三棱镜陈列于室任人参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589 年，利玛窦到韶州，大力结交官绅，攻读儒家经典，改穿儒服，习用 儒礼，企图北上进京。公元1601年，利玛窦等人抵达北京，朝见明 神宗，献上天主经像、自鸣钟、万国图及西洋琴等礼物，获准在宣武 门内居住传教。利玛窦在京期间，以尊儒为旗号，以所著天主实义为蓝本，不遗 余力的进行传教活动。由于他在传教时注意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融儒 学与天主教义于一体，因而在明朝官绅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野名流先后洗礼，成为明末中国 天主教的三大支柱。徐光启还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李之藻则随利玛窦学习地理和历算。双方在编译科学著作过程中，交 流中西学术成就，沟通中西学术传统，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路 径。1610年，利玛窦在京去世，葬于北京二里沟。墓址在今北京市 委党校内。其后，西方传教士龙华民、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等相 继取得合法身份,先后供职朝廷,并在徐光启的保举下参与修订历法、 制造枪炮、清朝建立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备受信任，以一外国人第 一次出任清政府的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的机构）监正，直至光禄大 夫；后来又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正，为清王朝主持制 造天文仪器，有的传教士还在宫廷充当表匠、画师、药师、御医等, 为推进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西方各国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教为其根本目的，但他们为了传教，也 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典籍，了解中国社会，顺应中国风俗，从而 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们开始向欧洲，向他 们的国家，提供中国的更真实的信息，介绍中国文化。利玛窦首先于1593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又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其后，比利时人柏应理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中哲学家孔子等等。在译介的基础上，西方传教士又陆续出版研究性的著作，如法国人白晋的易经要旨和马若瑟的经传议论等 等。在介绍中国典籍的同时，传教士对中国的文明史也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于是，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便接连出现。最早的一本是 西班牙人们多萨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史, 接着又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 史等，随后法国人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志，于1735年在巴黎 印行，成为欧洲人研究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此书的第一卷记述 各省地理和历朝编年史，第二卷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第三 卷介绍宗教、道德和医药等，第四卷则专门研究满、蒙、西藏、朝鲜。后来轰动欧洲的赵氏孤儿就收藏在中华帝国志之中。中国这个地处远东，具有与欧洲各国完全不同气质的煌煌文明大国, 经过传教士们的介绍，便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o 中国古代哲学、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以及宋明理学所提倡的基本原 则，大大丰富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伏尔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等 人的思想理论。莱布尼兹对中西文化作了恰当的比较：“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大不如中国人了。”后费尔巴哈也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 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由 此，在欧洲国家一度出现了仰慕中国的风尚，流行一时的洛可可艺术, 正是吸收了中国艺术生动、优美、自然的风格；盛行于欧洲社会的中茶、瓷器、漆器、丝绸、刺绣，也是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体现;中国的人物、山水画法影响了欧洲的画家；中国园林艺术的亭台楼阁和湖光山色也出现在欧洲人的庭院之中,等等。宗旨，当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学术与文化带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也同时传到了 欧洲。他们的传教活动造就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会，造成了中国人 民和欧洲各国人民前所未有的了解和沟通，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附录 二楼1 .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和江西滕王阁，被誉为我国江南三大名楼。我国的其他古楼有江苏南京的景阳楼、江苏徐州的燕子楼、江苏 镇江的万岁楼、浙江金华的八咏楼、四川成都的散花楼、云南昆明的大观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山西万荣的飞云楼和秋风楼等等。2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3 .清代的三楼诗词在历代作品中是数量最多的。4 .三楼诗文兴盛的表现:、唐宋以来的千百年间，以三楼为舞台的文学创作活动频繁不断,有关三楼的诗文作品层出不穷，产生了许多千古不朽的名篇，出现了一系列三楼文学专集。这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现象，也 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现象。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文人早有饮酒赋诗、诗酒相娱的风尚。唐宋以来, 此风更盛，文人学士常常在亭台楼阁之所，觥筹交错之际，尽悲欢感 慨之意。三楼就是这种诗酒两热的活动场所。有关三楼的诗文也大半 是这类活动的产物。登临三楼的文人或则群集宴饮，或则自饮自赋, 都显示了三楼文学创作活动所具有的华夏特色。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可 以看出，三楼的诗酒活动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以酒为主，诗助酒兴。这种情况多属喜庆活动，更多欢快气氛，如王勃所参加的洪州（今江 西南昌）都督阎公在滕王阁举行的重阳盛宴，写下文学史上的不朽名 篇滕王阁序。诗酒并重，排闷解怀。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张说。张说贬官越州，兼南楼（即岳阳楼），日与赵冬曦、尹懋及其子张均 登楼赋饮，诗酒唱和，各有所作，使岳阳楼开始名闻天下。在这里, 我们看不出诗酒谁主谁副。酒者，消愁也；诗者，抒怀也。二者结合 的非常紧密。这种形式的活动，都为到三楼来的失意文人所仿效。 以诗为主，酒则次之。这种情况多属文人相聚。如明末南昌文人集社, 以滕王阁为活动中心，他们吟诗作赋，评论时局，其意并不在饮酒。然而，三楼的诗酒之举并不限于文人。历代的世风侵染，也使王公将 土及至农民领袖也愿意在楼中风雅一番。元末朱元璋大败陈友谅后曾 在滕王阁设宴庆贺，并命儒臣即兴赋诗于阁上。明末张献忠割据武昌, 也曾题诗黄鹤楼上，令下属相和。但这些诗作没有流传下来。这足以 表明，以三楼为舞台的文学创作活动，不但有历代文人的纵的延续性, 而且有其他阶层的横的广泛性。清代的三楼诗词在历代作品中是数量最多的o明叶文庄绿竹堂数目 已有唐贤岳阳楼诗，清钱曾述古堂书目也有岳阳楼诗集 两种，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也有陈公举和王延分别编的岳阳楼 诗。四库全书总目收有岳阳楼纪胜汇编和明、清滕王阁集。 明代的方孝孺曾为黄鹤楼诗卷作序。据明中叶董尊滕王阁集 和明末李嗣京滕王阁续集合计，收录了清以前的滕王阁诗文一千 一百余篇。虽然其中遗漏不少，但仍旧是我国文学史上应当予以注意 的名胜文学专集。二、唐宋以来的文学名家，几乎都同三楼发生过某种联系。他们的幸 福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顺利与坎坷，都能在三楼找到某种痕迹。这 种现象又为我国文学史所独有而为世界文学史所阙无。与三楼最早发生联系的著名诗人，是南朝刘宋时的颜延之。颜延之在 由始安（今广西桂林）东归建康（今江苏南京），途经巴陵（今湖南 岳阳）时，曾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五言诗一首, 诗中的巴陵城楼即后来的岳阳楼。但从颜延之以后到王勃在滕王阁作 序前的二百五十余年间，很难看到文化名人与三楼的具体联系。这说 明，当时业已存在的黄鹤楼和巴陵城楼,还没有进入文化生活的领域, 因而也极少的与文人发生联系。唐宋以后就不同了,在三楼饮酒赋诗、 命笔作记的名家，不可胜数。他们与三楼的关系一般来说也有四种情 况：在岳阳、武昌、南昌三地任职久居，常以三楼为诗酒之地。如 唐代的张说、杜牧，宋代的辛弃疾，元代的姚燧。往来经过，举步 登临，尝于三楼吊古伤今。他们之中，或者迫于国难，漂泊流浪，止 息于此，如唐之杜甫、宋之陈与义；或者受贬斥与排挤，奔波求生, 经过于此，如唐之李白、韩愈、李商隐，宋之黄庭坚、张舜民，明之 杨慎；或是升迁调动，奉命出巡，舟车驻足于此，如唐之白居易、宋 之陆游、明之杨基、清之黄遵宪。向往三楼，游历往观。这种情况 于名人中最多。他们有的是本地人士，或离三楼不远；有的则是外省 名流，喜于游历罢了。如宋之王安石、戴复古，元之虞集、丁鹤年, 明之汤显祖、袁宏道及其兄弟，清之蒋士锭、舒位、魏源、何绍基。本人并不曾至三楼，但应朋友之约撰诗文，为三楼壮美生色，如宋 范仲淹、苏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应滕子京之请而写，后者的 诗篇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也说明了作诗的 情由。总之，由于他们的时代不同，遭遇不同，在三楼获得的感受和 表达的感情也就不同。三、三楼诗文中的名篇佳作，一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千 余年来为人们传送吟咏，以至成为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诗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崔颍黄鹤楼、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登岳阳楼 和范仲淹岳阳楼记。这些作品，都因它们情景交融、气象不凡的 描绘而扬名中外0这种在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名胜与文学相得益彰的 现象，三楼也是比较突出的代表。唐宋以后的诗文选集中有很多关于 三楼的诗文。清末以后最流行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则全 部入选王、李、崔、杜、范三楼名篇。崔颖的黄鹤楼更是在其在 世时就已被收入文集。这些事实说明，三楼诗文名篇在当世和后世都 受到推崇，现在仍然为人们所热爱。5 .三楼诗文兴盛的原因。地域的：三楼俱在长江流域，极富山水之胜，是封建社会的文人官吏 南来北往、西去东还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江汉地区，河道纵横交错, 湖泊星罗棋布，由于古代的陆路交通很不发达，这一带就成为水路交 通中心。早在汉代以前，长江的通航之利已为古人所用。至于黄鹤楼 所在之武汉三镇，汉代已认识到它的交通枢纽作用O长江的航运之利, 随着历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益盛而不衰。因此，唐宋以来，文人出 川，官员入恕，都沿长江而行。此外，三楼之中，岳阳和滕王傍于洞 庭、鄱阳两大淡水湖，黄鹤下临长江，滕王倒映章水，都是碧波浩渺, 江水奔涌的山水胜地。人们沿江往还，驻足停留于三楼，以登楼揽胜 为快事，是十分自然的。历史的：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基本上都在黄鹤流域。特别是周、 秦、汉、唐立国的关中地区，农桑为本，极其富裕。而江南地区仍处 于“火耕水耨”的阶段，地广人稀，生产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 方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侨寓荆扬二州地区。人口的迁入，也带 入北方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地区迅速得到开发。隋炀帝开凿南 北大运河，促进南北交通和南北经济交流，使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发 展，并超过黄河流域的水平。到了唐宋，长江流域的人口也超过黄河流域，经济中心完全转移到江南。南宋时，汉族政治中心移往杭州,南方的经济文化更加繁荣。到元明清三代，海内一统，江南富足，对 外贸易和对外交通都以江南为中心。在这样一个繁荣富足的经济天地 里，长出长盛不衰的文化之树是理所当然的。文化的：三楼所在的长江两岸地区，曾经产生过以屈原为代表的璀璨 无比的楚文化。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屈原 生前所活动的范围和死后所留存的遗迹，正好在三楼之间。如果我们 把这种文化渊源上推到春秋甚至更早的时代，那么传说中的“黄帝张 咸池之乐于沿庭之野”，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伯牙鼓琴而 六马仰秣”和伯牙绝琴谢知音等，也正好发生在这个区域。如果把这 种文化渊流再下推到两汉三国，贾谊贬谪于长沙，徐稚高卧于南昌, 魏蜀吴之间惊心动魄而又威武雄壮的历史场面，也正是在这里展开。这都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 也证明两汉文化有相当水平。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长江流域的文化 水平才能在南北朝以后，伴随着它的经济基础得以迅速提高，并逐步 超过黄河流域的文化。三楼文学在这一文化母体里显得格外繁荣，是 一点也不奇怪的。文学本身的：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之一是触景生情，因事寄兴，寓情 于景。这一传统从诗经就开始了。但汉末王粲的登楼赋才是 登楼感赋的开始，借眼前所见景物抒写悲愤，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借景 抒情打开了一条新路径。之后，西晋文学家张载，入蜀省父，作等 成都白蒐楼诗，描绘成都地区的繁华富庶，借以表达他眷恋兹土的 心情。接着，南朝颜延之、刘义隆、刘义恭、刘孝绰、萧纲、江总等 难”有功，赐姓郑。5.西方人撰写的详细介绍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在元代来到中国。意大利人利 玛窦是传教士，著有天主实义，他的传教活动注意吸纳中国传统 文化，融儒学与天主教义于一体，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野名 流先后受洗，成为明末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支柱。徐光启还与利玛窦合 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李之藻则随利玛窦学习地理和历算。其 后，西方传教士龙华民、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等相继取得合法身 份，先后供职朝廷，并在徐光启的保举下参与修订历法、制造枪炮。清朝建立后,德国人汤若望以一外国人的身份第一次出任清政府的钦 天监监正，直至光禄大夫。后来又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出任钦天监 监正，为清王朝主持建造天文仪器，有的传教士还在宫廷充当表匠、 药师、画师（朗士宁）、御医等，为推进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利玛窦首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随后法国人金尼阁将五 经译成拉丁文。法国人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是欧洲人研究中国的 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二、名词解释1.陆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中西交通的“丝 绸之路”，使汉人与西域各国都互相了解到对方的存在和 文化。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着大批丝绸和其他物 品，出玉门关，抵达乌孙国（在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此后, 人，纷纷有登楼之作。尽管这些作者的经历和地位各不相同，但其作 品的共同特点，都是登高览物，触景生情。于是，随着文学本身的发 展，这种登高感赋的作品，日渐增多。因此，得意者忘形，离乱者思 乡，忧国者洒泪，厌世者欲仙，都在这高耸凌空，四望八极的楼阁中 表现出来。三楼的诗文创作之所以这么兴盛，正是因为它不但体现了, 而且继承了中国文学的这一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传统。6.三楼诗文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一、美学价值：化自然美为艺术美，将山水图画缩于尺幅之中；化物 质美为精神美，把飞楼杰阁展于想象之外。于天地万物和山水景物中寻求美感的思想,一直为后来的美学理论所 继承和发展，也为后来的山水画、山水诗等艺术创作所遵循和体现。三楼诗文也不例外。从三楼诗文的总体来看，它所包含的美比较集中 的来自两个客体：山水与楼阁。诗人们作为主体，又总是从不同的角 度作用于客体，以寻求适于表现自己独特感受的艺术手法。他们有的 侧重再现山水的气象，有的着重描绘楼阁的意态，有的则融山水与楼 阁于一体，借以充分展示客观世界所蕴藏的美的魅力。三楼诗文中所 展现的美景已经不是自然的景物，而是经过艺术创造的山水画卷了。“楼不胜美，因人而美。”山水和楼阁这两个客体是通过人这个主体 才变为艺术和精神之美的，因此，最美的还是人，是为山水和楼阁增 光生色之人。这就包括了诸如屈原、贾谊、王勃、崔颍、李白、杜甫、 韩愈、范仲淹等在这个地域生活或与三楼关系最密切的杰出人物。这 也正是接下来的诗文所以怀念和歌颂他们的原因。二、历史价值：三楼诗文不仅美在山水，美在楼阁，更美在人。而人 是历史的人，社会的人。人登楼感赋，赋必所指，因此天下兴亡，国 家治乱，都会感慨系之。三楼诗文的历史价值也正在这里。楼因治乱而兴废，反映在诗里，自然是可以使人认识历史的，此其一。其二，兵燹xian战乱，国破家亡，政治腐败，都有可能把许多人由 异地逼往三楼或由三楼逼往异地。他们登楼感慨，非止一端，这也是 可以使人认识历史的，因此，三楼诗文也是历史的一面曲折的镜子。颜色迷信1.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颜色的生成具有神秘主义的意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跟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念（天圆地方）和五行学说密切相关,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颜色迷信又与日月运行和四时变化密不可分O2.中国历代视青、赤、白、黄五色为正色，而把五色相杂而产生的颜色如青黄之绿、赤白之红（古指浅红）、青白之碧、赤黑之紫 和黑黄之骚黄，看作间色。古人还认为，具备这本体颜色的五方，分 别由苍帝灵威仰（东）、赤帝赤燥怒（南）、白帝白招拒（西）、黑帝 汁光纪（北）、黄帝含枢纽（中）掌管，又说五方有五帝五佐。3 .在封建社会里，颜色迷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五色成为天意或天德的象征，因而也成为国祚或国运的象 征；二是从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出发，把颜色作为区分社会等级 的手段，从而使颜色逐步具有尊卑高下的文化特征。这二者的共同特 点，就是颜色以转化为封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颜色与政权、与制 度的紧密结合，是颜色的政治化。4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提出“五德终始说”的理论，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生水、水生木；或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如此终而复始，循环不已。与五行相配的五色也相应转换，分别成为 各个朝代的崇尚之色，并用以装饰宫廷所用的仪仗、车马、服饰。他 们还认为，“五德终始”必先有祥兆显示于人间。凡是一个新的王朝 建立，都要据此确定本朝运用的历法和崇尚的颜色，以证明自己的统 治天下是顺承天意、合乎天德，史称这一举动为“改正朔，易服色”。秦始皇是这一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5 .颜色等级：人们用颜色来表示人际等级关系的观念，大抵在周代以前已经产生。周代的礼乐制度确立后，颜色用以区分等级的功能明 显增强，其使用范围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们的车马服饰。春秋之后，礼 崩乐坏，颜色应用出现了混乱。属于间色的红（指浅红）、紫二色由 于接近朱色而逐渐尊贵，并被诸侯们用于公服。孔子很不满意这种变 化，曾说“恶紫之夺朱也”同时告诫人们：“君子不以绡gan已取（天青色）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便服）”，因为这几种颜色太接近朱（赤）、黑两种正色，用它们来做礼服和便服，会破坏既定的礼仪和 等级。汉魏以后，封建制度已经确立，门阀制度正当盛行，社会关 系远比以前复杂，颜色的等差变化随之进一步展开。概括来说，正色与间色之间贵贱格局被完全打破，正色也可用以表示尊卑。如朱（赤、丹、绛）、紫、黄、（玄、皂、缁），多为帝王公卿所用；青（苍）、白（素、编）、绿则多用于低级官吏和庶民百姓，其中黄、黑、青色尊卑混用。到了隋唐时代，由于封建制度日趋成熟，对颜色的应用有 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到唐贞观年间，正式形成了黄、紫、朱、绿、青、白七色构成的颜色序列，成为封建社会结构的等级标志。黄色成为帝王专用颜色，紫色则成为极贵之色，“著紫”成为封建文人奋力 追求的荣禄，而历代帝王为了笼络沉下，也往往将紫袍赐予那些品位 尚低而不能着紫的臣僚，以示皇帝的特别恩宠。颜色的这种等级妙用, 从唐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6 .民俗颜色：在民俗文化中，崇拜红色，厌恶白色。红色：体现了中国人的追求和向往（物质的和精神的）。它象征富贵、吉祥、喜庆;又象征革命、进步、先进；还象征顺利、成功和有利可得。白色是民 族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中国人的摒弃和厌恶（物质的和精神 的）。它象征死亡、凶兆、悲凉；又象征腐朽、反动、落后；还象征 失败、愚蠢、无利可得；还象征奸邪、阴险。黄色因为为封建帝王专 用，所以除了农民起义用它来做政治号召外，它在民俗活动中极少出 现。紫色作为祥瑞的象征，被封建帝王和道教更多采用。黑色的象征 意义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由古代吉色转化为象征颜色、忠厚、正直的 颜色;一方面它又由本身的黑暗无光给人以腐朽、险毒与恐怖的感觉。在中国文化中人们选用桃色（桃红色）来象征女性。值得说明的是, 中国文化不用黄色象征色情，现在通行的“黄色”观念，实际上是从 美国文化中引入的。还有一种与姓有关的颜色现象，即将妻子的婚外 性生活称为给丈夫“戴了绿帽子”。它的来源与古代的服饰等级相关。民俗中的颜色含义虽然没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丹它们所表现的吉凶、利害、忠邪等心理趋向和道德选择，大多受到封建制度对颜色界定的影响。水与中国文化1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一、水在万事万物之中是属于第一位的。古人把生成世界的物质叫做“五行”，把国家的政事归纳为“六府三事”, 在这“五行”、“六府三事”中水均列为第一。至于万物生成的次序与 数量，古人也把水排为第一。二、古人认为水是万物之源，它养育了 万物。三、中国人对水含有东方古典哲学的理性剖析，赋予它许多人 的品格涵养和社会特性,因而自然物的水与社会的人具备了某种同一 性，这才是水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水对其 他万物显示了一种宽厚大度的精神，它给予万物的恩惠真是无穷无 尽。水因此而具有许多美好的品德。水作为自然物的社会化和到的话, 是中国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创造。它不但把人与水的关系进 一步密切化，也把精神和物质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一体 化。这种认识无论对中国的文学艺术、风俗民情，还是对水本身的治 理和享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 .大禹治水是我国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治水工程，也是我国最早的、以治水为主的全国性国土整治工程。3 .中国人对水的享用，主要表现在酒、茶、浴三种水文化方面。4 .名泉所体现的文化意识：一、其产生与命名，跟历史名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即按照传说，它们是历代名人社会活动（包括政治的、 军事的或文化的）产物，也是后人对前人怀念和尊崇的象征。如甘肃酒泉为霍去病将汉武帝所赐御酒倒入其内以与全军将士共享而成,还 有苏州憨憨泉、杭州虎跑泉等，都与佛家有关。二、泉水本身具有人 的某种品德。这种品行好像不是人赋予它的，而是原来就有的。人要 是饮用了这种泉水，人的秉性就会相应的改变。这说明，作为自然物 的泉水，超出了自然的范畴，而获得某种人文的社会功能。从实际情 况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去看，这是合 情合理的。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如盗泉、贪泉、狂泉、廉 泉、聪明泉、润德泉等等。5 .中国制图学之父为裴秀，西晋人，提出了 “制图六体”的理论, 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台与中国文化1 .从社会生产规模、技术发展水平并结合文献记载来考察，高台建筑物的真正出现，应当在奴隶制形成和发展的夏商周时代。从西周到 春秋战国时期，是高台建筑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时, 高台建筑已经称为宫室苑囿的主体。秦汉魏晋时期是高台建筑的大: 阶段。隋唐以后，专门的高台建筑从总体上走向衰落。原因是：佛教 自汉代传入至隋唐已大盛,秦汉以来的神仙学说已让位给广泛流行的 净土佛国；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道教，虽然以神仙为依托，但注重实 际的修炼；几经变化的儒学也与佛、道相融，提倡人的内省，这也大 大削弱了以成仙为目的的通天思想；同时，印度的窣堵婆传入以后, 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高耸建筑物一一塔，它 既适合佛家的需要，又同高台一样具有凭虚凌空的效果，因此，建造 秦汉时的那种高台已无必要，但并非是说高台建筑已然绝迹。隋唐以后仍有一些高台建筑，但大都用于纪念事物和登临赏景。2 .台的用途与内蕴:一、军政礼仪场所，即封建国家（包括诸侯国）的重大政治、军事活动，都要选择在高台上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如立国、 即位、阅兵、拜将、会盟、凯旋等等。高台卓然而立，人可居高临下, 于台上举行某种仪式，不但能显示隆重、庄严的气氛，而且 还能给人以崇高、伟大的感觉。因此选择高台作为军政重大礼仪的场 所，实际体现了人类对崇高境界的追求，是人们借助客观实体 以满足自尊的心理要求。历代文献记载的许多重大台礼，都内含这种 意蕴。如陕西汉中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拜将台，周瑜的点将台, 曹操的教弩台等。尤其是刘邦拜将所带来的事业上的成功，在历史上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台的尊崇与知识分子的价值及其力量联 在一起。这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认识：台礼是招贤纳士的 最高礼遇。二、宗教祭祀场所，即由对天的迷信和崇拜而产生的祭祀活动和通天仪式，也选择在台上举行。周礼已有圜丘祭天的记载。随着神仙学说的流行，人们把高台建筑当作通向天宫的路径，至少也 作为接近神明并与神明沟通的环境。此后，由于秦始皇和汉武 帝热衷于求仙活动，因此他们建造了很多高台，企图借此向高空发展, 与天宫接近。三、思亲望归之所，即筑高台以登望，借以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 念。台的这一功用大抵也始于春秋战国。如汉武帝后悔太子刘据受冤，筑归来望思台以思太子。王昭君离家入宫后，乡人筑台而望, 后人称为昭君台，等等。凡亲人分离两地，均筑台相望以表 思念之情，如远离家乡的征人筑台望乡，称望乡台；丈夫出征在外, 妻子筑台而望，称望夫台；等等。台的这种妙用，就其美学意 义来说，是追求高而达远的境界；就其心理因素来说，是目之所及则 心之所达，这在感觉上缩短了与亲人的距离。四、登高览胜之所，即将高台作为游赏之地。它可以是园林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独立的建筑。它的美学依据同样是高而达远, 但它不是要缩短心理上的距离，而是要扩大视野，开阔胸襟，获得最 充分的美感享受。自商周以来，台的这种功用一直相沿不衰。如章华台、姑苏台、汉武帝时柏梁台、曹操所筑铜雀、冰井、金凤三口寺寺五、藏书观象场所，即于台上观测天象，收藏典籍。这两种均为实用，但其思想内蕴不尽相同。筑台观象，取其台高际天，是 古代通天思想的反映。据知周代已开始这一活动，今河南登封尚存周 公测景台遗址。此后，西汉于长安、东汉于洛阳分别建灵台, 都为观测天象之所。现存完好的河南登封观星台和北京观象台,是元、 明两代建造的天文观测所。而筑台藏书，大约于防火的实际 目的有关。汉代规定“金匮石室”藏书之制，并先后建兰台（又称芸 台）、天禄阁、石渠阁为藏书处，均为高台建筑。六、物事纪念场所，即高台成为纪念性的建筑物。这一功用起于 何时已难考证了。如伏羲八卦台、陕西周至授经台、河南开封古吹台、仓颉造字台、延陵季子挂剑台、屈原天问台、刘邦歌风台等 等。另外，中国古代的许多名人都有读书台，如董仲舒读书台、 张衡读书台、曹植读书台、昭明太子读书台、李白读书台、苏轼读书 台、李纲读书台等等。显然这些读书台并非本人当时为读书而 建，都是后人敬仰先贤，为推崇他们的苦读精神和礼赞其历史业绩而 建。3 .台的虚化与影响：台是一种物质的实体形态，但在历史发展中，它同时又演化为非物质 的虚化形态，如历代官署名称和某些语言现象。汉宫殿筑于高阁之上，并起兰台、天禄阁、石渠阁等收藏典籍，由御史大夫掌 管兰台事务。其他高级官员也分别在各自的台阁中理事。这时的台尚 为实体，是说尚书、谒者、御史等官员各自在自己的台阁中办事，因 其台阁的作用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称呼。东汉以后，台的意义逐渐虚化, 以御史治事之处为御史台，以谒者治事之处为谒者台，秘书省则称为 兰台。因尚书治事之所在禁省之中，故“台省”又成为中央政府的代 称。唐代更以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这时的 台已完全成为虚化形态。由此造成的影响，就是后世的一些衙门或机 构仍以台为名，如清代的布政使称为藩台，按察使称为臬台，道员又 称道台。如今一些业务机构还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日常语言交际中所涉及的台，同样属于一种虚化状态。其情况又 分两种：一、虽然说台却已无台的实意，如后世把任职和掌权称为“上 台”，把卸职和丢权称为“下台”。一般来说，我们还可以把对某人工 作的支持或破坏，称为“补台”或“拆台二、不说台却有台的意 义。如前所说，台是崇高的象征，由台演化而来的称呼，多含有尊崇 对方的意思，如陛下、殿下、阁下、足下，推敲起来与台的建筑有关。汉使来往不断。到东汉永平十六年，即公元73年，班超再度出使西 域，其副使甘英还远至波斯湾。与此同时，西域的使臣与商人，也远 来中土，带来了他们的物产，换回了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丝绸 之路”就这样开通了。及至唐代，它仍然是沟通中西贸易往来和文化 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东起汉唐帝国的都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后, 分为南北二线：北线经现在的吐鲁番、库车、喀什，南线经现在的若 羌、和田、莎车，在今马里（古木鹿城）汇合，经里海南沿、巴格达, 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全长七千余公里。这条丝绸之路的开通，在古代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文化交往的桥梁，中 国的丝绸、刺绣、陶瓷和其他绚丽多彩的工艺产品被运往中亚及至欧 洲，而异域的核桃、蚕豆、胡萝卜、葡萄酒和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 绘画也在汉唐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印度佛教通过这条丝 绸之路传入中国，大大改变了中国原有哲学、文学和艺术的风貌；中的“四大发明”也通过它传往阿拉伯和欧洲，使整个人类文明都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2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海上航线，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从西汉 帝国的南疆到达印度洋的海路：即从今越南北部、广东、广西港口出 发，经东南亚抵达今印度东岸和斯里兰卡。东汉时，中国人已经知道 从波斯到红海的海路。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罗马帝国） 有海路通往中国。三国志西戎传更明确提到大秦“常得中国丝, 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 北方战乱，陆路交通有所阻隔，海上交通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外联系 大大加强，大秦诸国的使臣和商人通过海路来华的数目不断增加。货 物贸易主要是中国的丝绸、陶瓷和海外诸国的金银制品和玻璃。为了 适应海上贸易的发展,唐宋时代开始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使”, 负责官吏海外贸易。随着海上贸易的扩大，中外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 来华外国人有的就在沿海城市定居，形成所谓的“蕃坊”。伊斯兰教 随阿拉伯人的迁居来到中国，印度僧人也渡海来华传教。据文献记载，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航线是：驶出珠江口，转向西 南方，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越暹罗湾至马六 甲海峡，沿海峡向西北，经印度半岛，过孟加拉湾抵达今斯里兰卡, 然后渡阿拉伯海，驶入波斯湾。宋元以后，海上航行技术提高，航行 能力增强，中外海上交往空前发展，至郑和下西洋达于高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许多航海人士以其亲身经历撰写著述，描写海外 诸岛风貌，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元代南昌人汪大渊所著夷岛志略, 记述其到达东南亚诸国和进入阿拉伯海的经历见闻；元代浙江永嘉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真实纪录了柬埔寨吴哥时代的灿烂文化。3 .郑和下西洋:中外交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及其副手王景弘 受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他 们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出发，经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和斯里兰卡，到达印度西岸，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 索马里和肯尼亚。郑和船队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航程 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