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8】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docx

【2023-08】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3）08-0012-05 依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1.2万美元是高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的分界限，到202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到达1.26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量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5%，中国占全世界人口的18%，也就是说，中国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就能使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比重提高一倍多，到达33%。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100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将把中国带入到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作出的最大奉献。所以，回忆历史，我们应当感到骄傲。可以说，它的历史起点就在北大红楼，是李大钊等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而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有了先进的理论武器，才会有之后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立。 总结历史阅历，对于我们不忘初心，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漂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部制构造和安排制度的探究，彰显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方面的探究。 改革开放40多年，对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探究结论最集中地表达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打算上。打算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全部制经济共同进展的根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穿插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全部制经济，是根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全部制经济进展成为混合全部制经济。”“允许混合全部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全部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些明确表述，是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在生产资料全部制问题上不断探究的正反两方面阅历的总结，为今后一个时期完善全部制构造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指明白方向，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进展水平相适应的。根据这一要求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任务非常艰难。当前，应抓紧进展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要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资产治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过去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是以管资产和管企业为主，在肯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经营的自主权，不是有利于而是阻碍了国有企业的进展。企业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必需拥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包括对所占有的国有资产的处置权、投资权等，假如大小事都要向国资委请示，很难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的变化。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资产的治理方式要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国有资产治理委员会应依据不怜悯况，把多数所属企业逐步转变为混合全部的股份制公司，把少量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公司，包括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治理机构应依据国家进展战略和产业构造调整升级的要求，不断调整优化资本配置。哪些行业急需进展，比方对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卡脖子技术，我们就集中资金向这些领域投资。对一些成熟的盈利很好的行业和企业，就适当抽出一些资金，投放到需要重点进展的行业和企业上来。通过调整资源配置，更好地履行国有资本治理功能，发挥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进展的引导作用，放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掌握力。 国有资产治理体制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不是国有资本功能的缩小，而是它的放大。例如，汇金公司管了几十万亿元的金融资本，国有商业银行几乎都有其股份，汇金公司对其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委派一个董事或副董事长，参与它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参加它的重大经营决策，至于详细的经营治理，都交给商业银行自己负责。这样以管资本为主，效率高，管得很好。将来对绝大多数产业的国有企业，都应当仿照这样一个治理模式。 进展混合全部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根底上建立标准的公司制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构造 现在国有企业大局部还是国有独股的公司，将来纯国有或纯民营的单一全部制的企业，会越来越少，混合全部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实践证明，混合全部的股份制经济是各类全部制经济中进展最快、最有活力的一种经济形式。我们去浙江、江苏调研就可以看到，好多企业里面既有国有股，又有集体股，又有员工个人股，上市公司还有社会股，是混合全部的。实践证明，混合全部制经济发挥生物学上讲的杂交优势，把各类全部制的优越性集中在一起，从而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经济形式。 目前，大局部国有企业还是以国有独股的形式存在，应通过混改，汲取民间资本进入，包括外资入股，逐步使国有企业进展为混合全部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根底上，建立标准的公司制，并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构造，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科学的治理构造，才能保证中国的企业同国外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个集中、高效、敏捷的治理体制和可以快速集聚分解的股权组合形式，建立起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近日，国资委发文，提出在国有企业实行混合全部制改革中，国有控股的比例不低于34%就可以了，员工持股不高于总股本的10%，这个规定很好地表达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打算精神。过去的混改，国有股要求占51%以上，而且还要合并报表，民营经济没人敢进去，由于我把资本投到你这里，我也没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都是你说了算，谁敢往里面投。现在，允许相对控股，在股权构造上形成相互制衡局面，为民营经济进入国有企业消除了顾虑。 依据我们多年的阅历，一个混合全部的股份制公司要想办好，至少应当有三个以上股东，两个小股东的股权之和必需大于大股东的比例，这样才能形成制衡机制，避开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权益。国有股不低于34%，其他股东联合起来，就可以拒绝大股东的意见，形成一个民主的、公正的决策机制，这是办好企业的根本前提。 允许混合全部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使劳动者成为全部者 实践证明，员工持股特殊是治理层和技术骨干持股，对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我们到美国去考察了很多跨国公司，像IBM、GE等这些百年老店，一问股权构造，第一大股东是保险公司，其次大股东是人寿公司，第三大股东还是保险公司，前面几大股东都是来自于各类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这些股东并不参加企业治理，只看经营业绩。公司的实际掌握人是谁？是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他们在企业里必需持有肯定股份，而且在任职期间和离任后的三至五年内，股份不得出售，这就给治理层戴上一个金手铐，让他们全心全意把公司办好。 同时，技术骨干和中层治理者也要持股，像IBM，员工有40多万人，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都设有分公司。除了核心层的十几个人持有股份，下面二级公司的经理，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技术骨干、治理骨干共几百人也必需持有股份，再加上老员工持股，也许有两三千人，这是公司形成分散力和竞争力的核心，是公司能够长盛不衰的打算性因素。当公司经营遇到危机、濒临破产的时候，是这个核心团队把真正有力量的人推向领导岗位，调整经营战略，使企业起死回生。 将来国有企业改成混合全部制的公司，也可建立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制度是经过200多年国际竞争的实践形成的有效制度，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使企业在简单多变的国际竞争中提高应变力量，制定正确的经营决策，不断进展壮大。 把无形资产列入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骨干带动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有资产的治理只注意有形资产，不注意无形资产，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只考核厂房、设备等实物资产，对企业制造的专利、技术诀窍没有评估，不进入资产考核的范围。最近几年虽然有所转变，但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鼓励机制仍旧不够完善，国有企业巨大的创新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把无形资产也列入到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并改良考核方法，对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至关重要。 以华为公司为例，华为一年的研发投入达1000亿元，只集中在移动通信领域，所以才能用20多年时间做到世界第一，在5G技术上做到世界领先。华为为什么舍得花这么多钱搞研发？其深层次缘由就是它是一个员工持股的公司。员工成为全部者，就会注意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收入，他们看重的是几年之后，我在公司的分红会增长多少，股本会增值多少，而不在意当年工资、奖金发多少。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产权制度，企业的经营决策才可能注意长远进展，才会舍得把几百亿、上千亿资金投到研发上。 我们的国有企业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站在各个行业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假如国有企业能够建立起像华为这样的产权制度，就完全有可能涌现出一批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中国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不用许多，只要有10个，就足以带动全国各个产业完成以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任务。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这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都讲过，那么，这种合作制在全部制形式上属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答案是属于公有制范畴，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公有制形式，是一种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全民全部制；公有制的次级形式，是集体全部制，包括资产不量化到个人的集体全部制和资产量化到个人的集体全部制。华为的全部制形式应当是资产量化到个人的集体全部制或股份合作制，全公司17万人里8万人有股，最大的股东是创始人任正非，股权比例不过占全部股权的1.4%，任正非等创始人通过不断稀释股权，让更多的员工持股。每年评比优秀员工，嘉奖对公司的认股权。这样一种全部制形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多数员工既是公司的劳动者，又是公司的全部者，既能拿到工资和奖金，又能拿到分红，大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公司搞好了大家都能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公司搞砸了，大家都是穷光蛋。所以，大家舍命也要把技术搞上去，舍命开拓市场，肯定要把公司做到世界第一。公司里存在一种文化叫“垫子文化”，员工在办公室放上一张垫子，承受任务后，日夜连轴转，困了就在垫子上睡一觉，醒了连续干。华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创新力量和市场开拓力量？深层次缘由就在于这样一种股权鼓励机制。 安排制度与生产资料全部制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两大支柱，安排关系是由生产资料全部制打算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调整全部制构造的同时，在安排制度改革上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建立了以按劳安排为主、按劳安排与按要素安排相结合的安排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阔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妙生活的憧憬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全体人民在共享共建进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进展，全体人民共同富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安排格局，提高劳动酬劳在初次安排中的比重，健全资本、学问、技术、治理等由要素市场打算的酬劳机制，完善再安排调整机制，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安排差距。全面落实这些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安排制度，当前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当抓紧讨论。 如何把握按劳安排与按资安排的比例。在兴旺资本主义国家，特殊是美国，利润的安排过度向资本倾斜。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去年写了一本书，披露2023年美国新增收入的91%被1%的人拿去，而99%的人仅仅拿到新增收入的9%。1%的高收入人群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大亨、硅谷的高科技拥有者和跨国公司高管。广阔蓝领阶层和一般白领，几十年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所以美国现在阶级冲突很锋利。在股份制企业中，按资安排与按劳安排的比例毕竟掌握在多少比拟适宜，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作出了一个奉献性的解答。前年，他在承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到，华为经过二十几年不断摸索，最终得出结论，把按劳安排与按资安排的比例保持在3：1比拟适宜。假如按资安排比例过高，那些持股较多的老员工就不情愿干活了。企业新增利润的安排肯定要向第一线作出奉献的人倾斜，向制造技术成果和开拓市场的人倾斜。这个安排构造能够把劳动和资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样的安排比例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有人问任正非，经营决策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用一个词说出来，任正非的答复就三个字“分好钱”。华为公司制造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按劳安排和按资安排的比例关系，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固然，对公司内局部配，行政不能干预，只能引导。我们讲不忘初心，共产党员奋斗终生就是为了让劳动者共同富有。假如能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良好风气，渐渐调整我们的安排构造，对于缩小收入安排差距，实现共同富有的目标，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如何尽快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比现在是2.71，如何尽快增加农夫收入，是实现共同富有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冲突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妙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进展之间的冲突，进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达在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和农村进展的不充分。应当通过实施城乡融合进展战略，实现乡村振兴。2023年4月15日，中共中心、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现城乡融合进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应当以落实文件精神为契机，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加快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立、农夫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立，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如何实现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式为主过渡。在税收体制上，我们同兴旺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分，就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兴旺国家为7:3左右，我国为3:7左右，这就导致税收对收入安排的调整作用大大弱化，同时加大了企业的税负，不利于企业参加国际竞争。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强化税收在再安排中调整功能，有助于缩小个人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有的目标。 如何提高公共效劳水平并实现人均公共效劳均等化。当前效劳业进展滞后突出地表现在公共效劳业不能满意人民的需要，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文化、信息、市场中介效劳、停车场等，亟待加快进展。采纳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PPP），是加快进展公共效劳业的有效途径。近两年，由于局部PPP建立工程违反建立程序，消失了一些政府拖欠资金等问题。应当总结阅历，标准化推动，不应因噎废食。目前城乡、区域之间公共效劳水平差距较大，应通过人均公共效劳支出的均等化逐步实现人均公共效劳的均等化。 职务创造成果收益的安排应更多地向研发单位和研发人员倾斜。我国各级政府每年用于科技研发的支出不断增加，研发成果越来越多，但是向产业应用的转化率很低。关键在于职务创造成果转化的收益大局部归国家，研发人员将技术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不高。应当讨论借鉴美国的拜杜法案。1980年美国公布的这项法案，核心是由政府出资的科研成果转让所获得的收入，大体上研发单位、研发人员和初次应用的企业各分得三分之一，由此调动了研发单位和研发人员产业化的积极性，科研成果转化率大幅度提高，特殊是大学由此成为专利的重要制造者。大批科研成果从保险柜中解放出来。我国假如能制定出台类似法律，将会是科技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老大难问题必将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