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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期间的一种非理性民族主义 摘要：“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政治主张十分偏激，充满了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的色彩，但始终立足抗战救国这一时代主题。 关键词：战国策派；抗战；非理性民族主义 “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的一个非理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文学家陈铨、史学家雷海宗和著名学者林同济。“战国策”派认为，战时应强调集权放弃民主，个中观点看来颇为反动，充满了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色彩，细细考察，我们仍能窥见其出发点是善意的、可敬的，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本文试图通过对“战国策”派的局部考察，管中窥豹，了解抗战时期非理性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一 上个世纪初以来，民主、科学两大口号深入人心。凡论中国政治者，无不提民主二字，或认其为济世的良方，或视之为致乱的根源。近代中国不断遭受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成为“推动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发展的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因素。”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民主与集权争辩最激烈的时刻。 20世纪30年代前期，曾醉心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自强自立，就民主还是专制更适合于中国曾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辩。“战国策”派学人与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无确切的传承关系，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由这场争辩联系到“战国策”派学人在危亡变局下推出的偏激政治主张，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其相似之处。在了解“战国策”派的主张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争辩。 这场争辩的主角多经欧风美雨的沐浴，原本对民主政治憧憬无限，但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他们深陷迷惘，是继续秉持民主政治，还是放弃原有主张，如德意日一样走上极权的道路，建立独裁专制?内外交困中，一心要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他们产生了分化。胡适、张佛泉等痴心不改，继续坚持原有的民主政治主张，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则改弦更张，转而支持专制独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过多年的西学教育，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对他们影响颇深，然而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主政治的信仰仍不免动摇，这种现象耐人寻味。中国的知识分子终究太注重现实而缺少对长远理想价值的追求，难以在现实与理想间架构一座桥梁使二者得到兼顾，这也许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建设进程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吧! 主张独裁政治的一方认为，“中国政治完全在革命期中，而且在内战期中。在这种状况之下，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钱端升说，民主自然不错，然而时代变化了，现在看来“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总是难以幸免的”，所以应该审时度势，推行独裁专制及统制经济，因为这二者“较便于备战”。“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钱端升认为，独裁制度是巨大危机下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这种制度所构建的“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 胡适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他认为在中国今日的情况下实行独裁政治实不可取。胡适认为，“民主与独裁”问题的讨论，“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困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从而把独裁当作一条“统一的捷径”，以应对民族危机，但是“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胡适不但关心国事，而且洞悉世界局势，他认为美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下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从而将英美经济危机下的新政与德国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划清了界线。 尽管争辩的双方都希望从学理上进行论证，但传统和现实对他们思考走向的影响无处不在，今天回过头来反观这场争辩，我们自然能毫不迟疑地做出取舍。然而在国家民族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何者能最大限度地挽救危机，又是一个在实际操作上难于扯清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真正实践过民主，也没有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 时贤认为，出现专制独裁论调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深刻的民族危机”，在“只有实行专制政治，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挽救民族危亡”的假设命题下，任何人都难保持一种正常平稳的心态进行纯学术的探讨。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战国策”派依托这一假设命题，在民主政治与独裁专制上发表了更富个性的主张。“战国策”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在民主与专制问题上尤其突出，不但这一群体内部有分歧，即使个人前后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充分折射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理想与现实间徘徊的两难心态。 二 “战国策”派西学背景浓郁，理应如胡适般坚守立场。但是，在民族危机挤压下，“战国策”派转投专制政治的怀抱，认为现在世界的普遍潮流是专制政治，中国自然也不应例外。 雷海宗认为：“共和制度与民主主义是两件事，两者可合可分，并无绝对必要的联系。反之，凡不终日闭目在理想世界度生活的人，都可看出今日的大势是趋向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因此中国也会不可避免地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林同济也认为，一战结束以后，在欧洲已经露出“民主衰落而专制抬头”的端倪，也即“个人自由主义的没落，集体功用主义的代兴”。陈铨则认为，如果不实行专制，“全国民众意见分歧，没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心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一切，团结一切”，只会导致力量分散而成为“民族的末路”。 “战国策”派学人推崇专制，一方面是受了尼采及德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挤压了民主空间，尤其后者更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专制而放弃多年追求的民主理想。 著述颇丰的文学家陈铨曾游学德国，深受德国文化和尼采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德国能够崛起，完全因为德国民族与众不同的“性格和思想”，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民族主义思想则是德国思想最重要之组成部分。陈铨认为，德国民族是“反对民治主义”的，因为民治主义“矛盾错误，非常之多，绝不是政治上的天经地义”，陈铨同时还以德国民族崇拜英雄来佐证德国民族“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民主政治”是毫无疑问的。总之，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给“战国策”派震撼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本不应有的启示。 西方现代哲学的创始人尼采对“战国策”派的影响尤其突出。陈铨就曾说过：“在尼采心目中，民主政治”“都根据同样的精神，都是近代文化平庸，粗俗，堕落的主要原因。”同时，陈铨认为“民主政治和 社会主义自然不适合战争”，而尼采又主张战争，因此民主政治自然“得不到尼采的同情”。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也使“战国策”派错认为，现在世界总的趋势是由民主而集权或专制。林同济就指出：“苏联、德、意几个极权国家，因为内在外在因素的急转，把这个集体主义的动向，用了一种过激的以至病态的手段形式表达出来。英国、美国，处境稍缓，所以表达的形式也复略见温和。表面上各国虽有阶级基础之不同与夫民主独裁的区别，骨子里，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走上一个注定的路径 种新超我的形式。”前文笔者已经指出，胡适认为英美为适应世界新的形势所作的改革并不是一种独裁专制的趋势，这种改革仍是民主范围内的局部调整。林同济则不仅否认了英美与德意的差异，甚至也抹杀了苏德间的不同，认为它们都是“新超我”的形式。既然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世界有了普遍的趋势，而同处于内外交困下的中国，为了民族的生存，也应抛开以往的争执，走上“新超我”的道路。林同济所指的“新超我”不是别的，正是专制与独裁。 三 “战国策”派为他们的专制政治主张设置了前提，即中华民族的抗战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民主与专制二者谁更适合抗战的需要，谁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一时期过后如何调整，“战国策”派则语焉不详。 陈铨认为，抗战时期“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这一个集团，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在这一个前提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都要听它支配。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这种不要个人自由，只求民族生存的观点，充满了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色彩。 林同济也认为，自“九一八至七七，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孽运乃紧迫着我们思想界及时作适应”，所以“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八一三抗战展开以来，集体生命，民族安全一感觉，更无疑的成为我们思想界的最高主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来侵辱，“中国的问题”，“由整个国家在世界大政治中的情势看去”，“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问题。”“一切是手段，民族生存才是目的”，“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都可做。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外做工夫，无往而不凶，这是百余年来大战国局面排下的铁算。” 林同济认为由民族生存而引申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行集权专制。“民族主义在政治上要组成一个完整的单位，内在要统一，外在要独立”，而统一的必由之路，“战国策”派认为是专制集权而不是民主自由。林同济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借李伯曼之口指出，“国家要极权，为的是对外好作战”，而中国正处在抗战期中，为对日作战，当然应该推行极权政治。林同济还认为，“浅见者流，到了今天还要死把整个全能的组织意义，当作一种专对民主潮而生的反动而讨论，就好像宇宙间森罗万象，除了维克多利亚的民主政体，便没有更重大的事情，而一切历史上的事态变迁都必得拱绕着民主两字而或正或反，真淤泥极了。这并不是看不起民主，乃是说事到今日，实在险恶到了惊人的程度，就是轰动全球一百多年的民主问题也竟然落到次等地位。”“民主政体应有不应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较长比短所能决定，真正关键，全看民主与全体战的关系如何”。在这里，林同济指出了“战国策”派学人之所以趋专制而舍民主的关键在于他们认为民主并不适合于抗战。 由此看出，“战国策”派反对采用民主政治，并非对民主政治本身的否定，而是认为民主政治不适应民族抗战，专制制度能够建立起迅速灵敏的信息反馈机制，提高了政治效率，更当提倡。这种观点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关于“战时政府职权之集中调整，更足以造成最高度效率之政治”的鼓吹不谋而合。 专制独裁真能有助于抗战的胜利吗?答案显而易见。执政十年有余的国民党内部腐败滋生，效率低下，空头支票开了一堆，民主宪政并无真正推行，涉及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国民党也始终妥协退让，直至卢沟桥事变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抵抗。寄希望通过国民党专制独裁来实现抗战的胜利，实无异于与虎谋皮。即使“战国策”派的出发点始终立足抗战需要，但压制民主，倡导专制势必将极大地挫伤民众抗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结果只会有损于抗战。 “战国策”派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抗战，但因缺乏严密的学理论证，匆忙之间推出的种种政治主张把他们的民族主义推向无理性的极端，招致诟病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