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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演讲稿莫言获奖演讲稿 本文关键词：演讲稿，获奖莫言获奖演讲稿 本文简介：敬重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或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惦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恒久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许多人共享了我的光荣，但莫言获奖演讲稿 本文内容：敬重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或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惦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恒久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许多人共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共享了。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1014年。她的骨灰，安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喊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摩挲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苦痛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管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管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摆着身体跌倒在地，看管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无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管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安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值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我最终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峻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逆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剧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假如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找寻。有一次找遍了全部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许多人当面讪笑我，学校里有几特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苦痛，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和善，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旧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致歉。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非常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意我。她是个勤劳的人，厌烦懒散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搁了干活，她从来没指责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遗忘了她安排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指责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慢慢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很快的，我就不满意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变更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莫非要靠耍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常常提示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缄默寡言、平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实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急，但我说的故事的实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冲突之中。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育，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爱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从前的同学在校内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溢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苦痛。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孤独，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出现出很多稀里糊涂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仿照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很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很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许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知他们培育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起先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起先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一百零一多年前，我的家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宏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很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摆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倾听了许很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剧烈的现实感。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痴迷故事的孩子，醉心地倾听着人们的讲解并描述。那时我是一个肯定的有神论者，我信任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改变成人，我遇到一个生疏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改变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惊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颂。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颂，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熬煎。我在家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懊丧地告知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家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剧烈愿望。1101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起先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需承认，假如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头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倾听故事，用嘴巴讲解并描述故事的孩子，起先尝试用笔来讲解并描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阅历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1101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闻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亮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今，就犹如一个四处游荡的农夫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最终有了一个可以安家立命的场所。我必需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仔细，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需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假如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依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像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洁，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解并描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或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或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验，譬如枯河中那个遭遇痛打的孩子，譬如透亮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验无论多么奇妙也不行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需虚构，必需想象。许多挚友说透亮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对，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亮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苦痛的实力和超人的感受实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许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缄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需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许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很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性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的确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华蜜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苦痛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非常钦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困难关系。母亲去世后，我哀思万分，确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心中有数，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运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验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验，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验。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事实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傲慢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受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亮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务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终都必需和个人的阅历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显明特性的，用多数生动细微环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殊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非常愧疚地运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全部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运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行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致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靠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指责，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生气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务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需站在人的立场上，把全部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务但超越事务，关切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为我经验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英勇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精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袤天地。只要是精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溢冲突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定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喋喋不休地讲解并描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宽恕。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起先，我最终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假如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起先，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很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解并描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主动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来了传统。当然，这种回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回来，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吸取了养分一样。最终，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惫。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化探讨，对佛教的理解自然非常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很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很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非常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华蜜、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夫，我童年时，常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惊奇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怪异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溢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始终到了2022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解并描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慢慢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犹如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性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变更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全部的读者都喜爱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日这样的场合我必需说话，那我就简洁地再说几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世纪六十年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静静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异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当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当允许有的人不哭。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莫非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请允许我讲最终一个故事，这是很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好像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无人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处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情愿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处。”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许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接着讲我的故事。感谢大家！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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